大连五卅运动：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30 年文选

五卅运动在大连
——兼论大连地区大革命高潮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掀起全国大革命的风暴，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一伟大的爱国反帝斗争中，大连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本文着重介绍五卅运动在大连（包括旅顺，下同——笔者注）的情况，并以此为中心简略地论述大连地区的大革命高潮。二者关系是以前者为主，略涉后者，以便对五卅运动在大连的意义作一点探讨。

五卅运动发生的时候，大连沦为日本“辽东租借地”已达20年之久，成为国中之“国”（日本关东州）。但英雄的大连工人阶级和大连人民不甘当亡国奴，自五四运动以后渐趋觉悟。1920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傅立鱼先生创办了大连中华青年会，致力于“教育救国”。1923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简称满铁沙河口工场，大连机车车辆工厂前身）青年工人傅景阳等人创办大连中华工学会，这是东北地区建立最早的中国人工会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等同志曾亲自到大连指导它的工作。在工学会的带动下，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简称大连印刷工会）等工会组织相继建立。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在这些进步团体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建立了团组织，为大连工人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高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925年5月1日，共产党员、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和共青团员、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委员长赵悟尘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赵悟尘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大会结束之后，傅景阳、赵悟尘回到大连，向地方团组织和各工会传达会议精神，积极贯彻二次劳大决议，并深入到大连以北的瓦房店、大石桥、鞍山、本溪、抚顺等地发展工会会员，筹建南满铁路总工会，准备在大连和南满铁路沿线掀起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斗争。正在这个时候，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了。

一、大连人民反帝联合战线的形成

“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委员会议，决定组织各阶层人民的反帝联合战线。其时，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尚未正式建立，共青团大连特别支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定，经过多方活动，很快把大连的劳动界、学生界和知识分子阶层联合在爱国反帝的旗帜下。

6月15日，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印刷工会和大连最有影响的中国人社会教育团体——中华青年会及中华增智学校、中华觉民学校等爱国社团共同发起成立“大连沪案后援会”。这五个团体负责人召开的联席会议推定委员八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其中有中共党员傅景阳（工学会代表）、共青团大连特支书记杨志云（青年会代表）、工会组织领导人王世平（印刷工会代表）、爱国知识分子林升亭（增智学校代表）以及社会名流赵晋如、张洪五、李虹桥、阎仲荣。执行委员会首次会议决定设立大连沪案后援会办事处，地址选择在中华青年会会馆内，并作出两项决议：“（一）发快邮通电表示安慰与援助。（二）募集捐款救济失业同胞。”^[1]此举深得民心，大连“各团体，无不奋起加入”^[2]。在共青团大连特支的有力影响下，大连沪案后援会随即又作出四项决定：“（1）学生罢课；（2）工人罢工；（3）游行示威；（4）撒传单讲［演）。”^[3]

大连沪案后援会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团员和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后援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连人民反帝联合战线建立起来了，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对大连人民反帝联合战线的建立惶恐不安。大连沪案后援会成立的第二天，关东厅即召开会议，“协议上海风潮此后之种种对策”^[4]。他们想要取缔大连沪案后援会，又怕激起大连人民的义愤而引火烧身；他们对“后援”二字极为害怕，唯恐大连人民由“援”而起，动摇关东州的日本统治。于是日本关东厅以“名称不好”为由，命令大连沪案后援会取消“后援”二字。

大连沪案后援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感到极大的愤懑。但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个联合战线的领导者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改名“大连沪难救济会”，取消“后援”二字，却突出和加强了该会“拯救国难”的宗旨，并推举中华青年会会长、大连市议会议员、颇负盛名的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傅立鱼先生为委员长，由他出面召集一次记者招待会，“邀请各界代表说明一切”^[5]。

6月18日下午4时，大连沪难救济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按时召开。傅立鱼先生一方面告诉大家：本埠当局对该会甚为“了解”和“谅解”，借合法斗争的形式继续扩大反帝联合战线；一方面慷慨陈词回击日本统治当局的“不亲善”态度。他对记者说：“上海发生的中国学生被惨杀事件，是一大国难……日本方面对沪案，不但不表同情，反而对后援会实行压迫，这真是十分遗憾”^[6]。

大连沪难救济会决定召开全市人民追悼五卅烈士大会，壮大爱国反帝运动的声势，使大连广大民众继承先烈的奋斗精神，反抗民族压迫。大连警察署闻此消息，专门开会研究对策。小岗子警察支署和沙河口警察支署也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布置对付沪难追悼会的办法，并声明“对不稳者毫不留情地给予处分”^[7]。

大连人民不顾日本统治当局的武力威胁，冲破阻挠和破坏，于6月21日在市中心的永善茶园（人民剧场）胜利召开了“追悼五卅殉难烈士大会”。开会时，“戏园中几无立足地，而于门外鹄立不得入内者，为数犹不少”^[8]。同一天的《泰东日报》报道：“市民自行参加者约万人，整齐严肃，静穆无哗。”日本关东厅出动小岗子和沙河口两个支署的全部警宪，在会场内外安置了密探和巡捕，不准“政治宣传”，不准有“越轨行动”，不准游行示威，不准唱国歌和有“不稳的言行”。大连沪难救济会执行委员们据理力争，严正交涉，终于在上午10时正式宣布“追悼五卅殉难烈士大会”开始。

会议由傅立鱼先生主持。入会者首先齐唱《中华民国国歌》，声震霄汉。次向五卅殉难者灵位行三鞠躬礼，静默哀悼。继由傅立鱼报告五卅殉难者牺牲状况，以振爱国之志。再由大连沪难救济会执行委员赵晋如、林升亭宣读吊词，台上台下声泪俱下。会场内外人民群众的爱国反帝激情融为一体，空前壮烈。“市内华商皆于门首悬挂国旗，上系黑布，以申哀悼”^[9]。

傅立鱼先生在“追悼五卅殉难烈士大会”上指出：对于上海罢工工人“应加以救济。救济之道惟在于捐款寄沪，俾可以维持罢业工人之生活。”^[10]当时即有认捐者甚众。至此，大连人民从舆论声援沪案而进一步走向以经济实力援助上海同胞。

二、大连各界民众的“募金运动”

“五卅”惨案发生之后，沪上各爱国团体鉴于救济被难同胞家属和罢工工人，曾集议作大规模的“募金运动”。“予定总数为五百三十万元，分十个月募齐，每月五十三万”，“隐示毋忘‘五卅’之意”^[11]。大连工人和各界民众积极参加这一爱国反帝运动。

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于6月初召集全市各工会代表开会，动员募捐。广大工友闻风而动。满铁沙河口工场工会组织了“沪难募捐宣传队”，在沙河口火车站和市内一些热闹的街头巷尾，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活动，唤醒了许多沉睡的人们。大连码头曹树春苦力窝棚的300余名工人，集体参加大连沪难救济会。昌光硝子工场（大连玻璃厂前身）铁工部不到30名工人，一次合捐7元多钱。一些工厂的穷苦工人“甚至有典卖铺盖，节省食用，以充义款者”^[12]。

6月19日，大连沪难救济会公开发表《募捐启事》，动员大连绅商“仗义助款”汇沪救援。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极力破坏大连人民援助沪上同胞的“募金运动”，命令《满洲报》社等新闻机关，在刊登大连沪难救济会募捐启事的同时，刊登救济日本山阴地区震灾启事。

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岛国，此时山阴地区发生震灾不久。关东厅的一伙帝国主义分子挖空心思地想出这个卑鄙的伎俩，压迫大连人民捐款救济日本震灾，以对抗援沪“募金运动”的开展。这则启事由大连民政署长田中千吉、大连市长彬野耕三郎、满铁社长安广伴一郎、大连商业会议所会头相生由太郎、大连公议会会长李子明、小岗子公议会会长庞睦堂、辽东新报社长大来修治、满洲日日新闻社长小山内大六、大连新闻社常务理事宝性确成等大连的政治、经济、新闻机关的十三巨头联署，并引诱说：捐助者“芳名”将由大连出版的7家中、日文报纸“揭登广告代收领证书”。对这种以强凌弱，无视中华民族国难的帝国主义行径，大连各界被压迫人民无不义愤填膺，援助沪上同胞的“募金运动”的人数激增。鼎新昌号全体柜员一次捐款160余元。协和栈柜伙计捐洋60元。大连外语学校在籍中国学生90余名，自动捐款50余元。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先生义捐大洋100元，首屈一指。“各界捐款情形，亦十分踊跃，各商号柜伙厨司小使等，均争先恐后，不到两日，已有三千元之捐款”。^[13]

6月23日，大连沪难救济会将募金兑足现洋3000元，由中国银行免费汇寄上海总工会。这是全国各地人民援助沪上工人较早的一批募金之一。

《满洲报》等中文报社的爱国知识分子，不惧反动派的威胁和压迫，不惜报纸版面，分期刊登“救济沪难捐款芳名录”。并多次刊登《大连沪难救济会募捐启事》，同日本统治当局操纵的山阴震灾募捐相对抗，推动沪难“募金运动”的开展。仅一周时间，大连人民捐款即达4000余元。“募捐员每到一户商家，其执事尚无相当答复之时，而最贫寒之幼年柜伙，往往先愿个人出捐，五角一元数虽不等，然爱国之心，实有令人钦佩不置者。”^[14]更有仁人志士“毁家纾难，舍身救国”^[15]。五卅运动在大连的情形，仅“借此一端，亦可窥知民气膨涨之程度”^[16]。

大连市长彬野耕三郎、大连民政署长田中千吉、大连警察署长水野等日本统治者见到山阴震灾募捐破坏不了救济沪案的“募金运动”，便策划由大连警察署出面，以维持治安为名，禁止沪案募劝，只许捐款者把钱送到指定地点。这一下更激怒了大连人民，有不畏强暴者署名“某华人谈”，在大连市最有影响的中文报纸《泰东日报》上发表《制止劝捐之是非》的评论，累数日本统治当局压迫大连人民拯救国难的卑劣伎俩，严辞谴责大连警察署“嘱令大连沪案救济会不准逐户劝募义捐，此诚属荒谬之至，盖即许其救济会之名称存在，而不许募捐，则救济与不救济何异？”^[17]大连各界民众化义愤为义举“自动的输将，非同年来，各种灾捐，必待劝诱者所可比。”^[18]

当时的大连商业命脉操纵在日本财阀集团控制的商业会议所手中。中国商人统受李子明为会长的大连公议会和庞睦堂为会长的小岗子公议会的管辖。沪案发生后，李子明和庞睦堂被迫参与大连日本统治当局策划的为日本山阴震灾募捐活动，不得不带头在山阴震灾募捐启事上签名和捐款，致使大连华商的沪难捐款受到影响。广大中国商人对此十分不满。6月中下旬，李子明“接到匿名啧难之投书，日恒十数起，不骂冷血动物，即骂决无心肝。”^[19]6月28日，署名“一商人”者，在《泰东日报》上发表《忠告大连华商公议会会长李子明》书，谴责李子明不参加“大连沪难救济会”和“五卅殉难烈士追悼会”，质问他“非中国人乎？岂俱凉血乎？”敦促他“速开全体大会，加入沪案救济会”，警告他“若永抱袖手主义，吾恐会长先生将被人蔑视，不齿、排斥”。作者最后大声疾呼：“光天化日，血肉横飞，冻馁饥寒，哀声载道，我公议会会长李子明先生，其速起而援之，其速起而援之！”6月末，李松山等华商公议会成员凑捐送到大连沪案救济会。“于是等候往募捐之各商家，均前后往该会送款”^[20]。一些不知警察署只准上门送捐，不准到户收捐的商家“纷纷用电话向救济会质问，何以不到彼处募捐，经该会详为说明”，即往送捐^[21]。

大连各界爱国民众冲破重重阻力，大力募集义金。7月6日，大连沪难救济会“通过中国银行将第二批捐款3000元汇寄上海总工会。当日收到以李立三为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对大连人民援助的第一批募金的收据和回函。信件全文如下：

大连沪案后援会诸先生：

由中行兑汇来大洋三千元，已照收不误。先生们赤诚救国，尤表同情于我工界，而予以物质按（援）助，不胜感激之至。兹奉上收据一纸，希察（查）收是荷。

凶暴的帝国主义，自在沪上施行野蛮的大屠杀以来，不但毫无悔过认罪之心，反继续不断的在汉、粤等处肆行更惨酷更狠毒的大屠杀。我们为予自由和独立计，只有紧密的团结起来，去和凶暴的帝国主义在（再）拼个你死我活。

此间已决计坚持到底，非达到我们的圆满解决目的，决不轻易上工。希望先生们多予以实力的援助，使工友们不致感受生活艰难的困苦。先此鸣谢，敬祝努力。

上海总工会

7月8日，“大连沪难救济会”将上海总会的来信在《满洲报》上公开发表，两地人民声息相通，大连各界爱国民众“人心更加激昂，捐款者较前更复加多”^[22]

大连人民援助上海同胞的“募金运动”遍及城乡各地。6月末，在大连公议未加入沪难救济会，中国商人义捐无门的情况下，驻在普兰店的满洲银行支店长曹德麟及行员苗万金、关鹏程、韩岗金、阎传声自动捐献义金55元，寄到大连沪难救济会，并致函表示：“杯水固不足济车薪之火，不过聊尽国民一份责任耳”^[23]。继曹德麟等五人义捐之后，普兰店街面各商号爱国商人会同一处，与普兰店公议会磋商援沪办法。普兰店公议会“因大连公议会未有明白表示，亦取观望态度。该商人等见该会迟疑不决，甚为愤懑，遂决取单独进行主义。”^[24]恒顺升号、德裕昌号、德润东号、福记当号、永成东号、庆源盛号、东兴昌号、盛兴号、裕成东号等九家店主和伙计自动组织起来，募集捐款301.8元，汇送“大连沪难救济会”。

7月15日，“大连沪难救济会”收到上海总工会对大连人民第二批募金的收据和回函；信件全文如下：

大连沪难后援会诸先生：

再由中行汇来大洋三千元已收到了。先生们奋奋（斗）的精神，努力的收获，我们是十二万分的敬仰和感谢。兹将收据寄上祈警收为盼。

此间罢工人数日多，而粮草将尽，各界捐款又趋冷静，情势非常危迫，千祈先生们极力向各方劝募巨款，俾罢工得以持久，交涉获得最后胜利。敬祝奋斗。

上海总工会

大连人民得知上海工人弟兄生活艰辛的消息非常着急。第二天，大连沪难救济会即将已募到的捐款1500元，作为第三批义捐汇寄上海总工会。

大连人民援助上海同胞的“募金运动”开展得很广泛。城乡各地，工、商、学各界有热血的中国人，包括一些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亦慷慨解囊。小岗子游廊一号妓女王小凤闻知“五卅”惨案，联想自身遭际，不甘沉沦，“慨然语其同业诸姊妹”说：“我们的不得已，有心人大概都能知道。我们也不能就因此自暴自弃。中国的强弱是中国人都有责任”，“外国人欺负我们中国人，竟可任意杀宰，真是万恶之极。现在中国人在外国工厂做工的，因此气愤不过，大家都罢了工，不肯再给外国人做事。可是他们为着给中国人争气，把个人的饭碗打掉了，现在没有饭吃了。我们哪能眼瞧着他们挨饿不去帮助呢”^[25]。说完，她拿出10元小洋捐给上海同胞。诸姊妹被她所感动，大家争着捐钱，你3元她5元，一下子就凑集50元，送交大连沪难救济会。

大连被压迫人民的爱国热忱，促使在敌人营垒中做事的某些中国人从为帝国主义效力的阵线上分化出来。7月初的一天下午，中国籍巡捕数人到大连沪难救济会捐款。谈起上海同胞被外国人惨杀事件，“均慷慨激昂，状至悲愤”。其中一个青年巡捕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这样没有能力，叫外国人要杀就杀。咱们怎么不同他们去打呢？反正也是死，与其叫人杀了，倒不如和他们拼命还好”，说时涕泪交流^[26]。

8月21日，大连沪难救济会在《泰东日报》上发表文告：“由6月17日到8月20日止，共募集义捐小洋五千零六十四元八角三分，大洋一百八十二元，金票五千零五元七角二分，此款已由大连中华工学会负责汇上海总工会。”

在共青团大连特支和大连人民反帝联合战线的领导下，大连各界民众援助沪上同胞的“募金运动”进行了4个多月。总计募款1万余元，除少量活动开销外，兑成大洋8073.19元，分四次汇沪^[27]。　10月16日，大连沪难救济会将最后一批义款573.19元寄往上海，援助沪上同胞的大连人民“募金运动”至此结束。连、沪两地人民互相支援，并肩战斗，在中国人民爱国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三、大连学潮的兴起

1925年6月初，共青团大连特支书记杨志云秘密深入到日本当局统治很严的旅顺工科大学和旅顺第二中学等校，发动学生援助沪上同胞，推动这两所学校和旅顺师范学堂及大连中等学校华生联合会、西岗商业学堂、大连工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正式加入大连沪案后援会。

旅顺各校的一些进步学生在校内募款，准备寄送上海，并筹划召开“追悼五卅烈士大会”。学校日本当局发觉，加以反对，激起学生的爱国义愤。6月16日9时，旅顺工大中国学生部和旅顺二中的中国学生集合一处，列队在旅顺市街游行。学生们手执“快救同胞”旗子，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标语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严惩杀人凶手”等口号，向日本“辽东租借地”最高官衙——“关东厅”进发。关东厅警务局及警务官讲习所乃命全警出勤以阻止之^[28]。学生游行队伍至关东厅与“后乐园”之间，被骑着摩托车的5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本警察挡住去路。双方发生冲突。一位姓范的学生被捕。游行队伍不顾一切地继续前进，行至关东厅里门时，关东厅内务局长广濑、警务局长久保亲自出马与学生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允许学生在校内募款，并将拘捕的学生释放。

午后1时，学生游行队伍返回学校。旅顺工大学长井上随即集合学生“训示”：“勿忘记学生之本分而逸常轨”；不允许学生卷入政治运动。参加游行示威和募捐的预科中国学生全然不理会他的说教，又开会讨论坚持斗争的方法，决定向学校提出两项要求：1.在学校里召开“五卅烈士追悼会”；2.向社会劝捐援沪。井上学长与教谕研究后答复说：“学堂方面许可第一项，唯第二项非学校所可能许可者”，又“训戒”学生：“不可作社会的运动”^[29]。17日午后3时，旅顺工科大学颇有名望的冈野教授集齐中国学生对他们说：“劝募义捐，亦未为不可，但以团体至外而沿户劝募，有失学生之体统”。他以学者的诚恳姿态“劝谕”学生不要去做那样的事情。同时，关东厅警务局长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学生对于沪上风潮虽极愤慨……至其结团游行示威，当局绝对不允”，并声称将“对违者实行制裁”^[30]。

中国学生识破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牧师加豺狼的双重嘴脸，决计以民族大义为重，冲破羁绊。18日，旅顺工大预科中国学生80余人一齐提出《退学请愿书》，表示要离开学校，以便到社会募捐，救济沪上同胞。藤田学务课长“等该校当事者百方为之训戒，然而学生等仍然不加理会，决意连名退学，归回乡里。”^[31]至6月19日，约半数就归里之途。

旅顺二中的中国学生游行示威后，亦全部罢课。130名奉天籍学生整束行装返归沈阳，90余名关东州（大连）学生“任意缺席”。学校当局召集职员会议研究的结果，不得不决定“休校若干日，而采取适当处置”^[32]。

旅顺师范学堂的日本当局见此情景，唯恐该校中国学生起而仿效，发生学潮。遂宣布休校一星期，由日本教职员“护送”学生各就返里之途。学生们愤愤不平，串联就此罢课，绝不按期回校。6月23日，该学堂停课期满，计划照常开课。学生们虽先期回校，但是日早晨“均又纷纷离校”^[33]。堂长津田等日本教师追至车站，软硬兼施地再三动员学生回校上课，中国学生一概不肯就范。津田堂长无法，只好与关东厅学事当局协议，仍然停课。

在共青团大连特支的领导下，旅顺学潮日趋扩大，很快由大学而及中学和小学。6月18日，旅顺师范附属公学堂和旅顺公学堂的中国学生举行同盟罢课，一齐向堂长（校长）递了《停校请愿书》，表示要“退学还乡习商务农，择其余暇代募捐款，以赠沪难同胞”^[34]。这两所学堂的日本人堂长“以温和的语意，谆谆训戒”学生。但中国学生根本不听他们的欺骗宣传，19日，绝大多数归回乡里。旅顺附近的水师营公学堂等校的学生，亦受此学潮的影响，相继罢课。

与此同时，大连市区内的各校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五卅爱国反帝运动。

西岗商业学堂的50多名住宿学生首先酝酿援助沪上同胞。6月16日晚7时，他们在宿舍集会，讨论如何采取行动，决定推选代表12人，向学校当局提出3项要求。17日晨8时，他们集合全校学生，静坐于该校讲堂。12名代表前去叫仓岛堂长出面议事。仓岛不肯会见学生。学生代表当即向仓岛提出三项要求：“一、对于沪案死者开正式追悼式。二、加入大连沪案后援会。三、募集金钱向上海寄送，以慰负伤者及死者家属。”^[35]仓岛拒不答应这些条件。学生代表同他辩论多时，迫使仓岛不得不到讲堂与全校学生见面。这个日本反动学者以“委婉言词”反对学生要求。“然而学生侧之要求强硬，虽被却下，仍不稍灰其本来目的。遂再次要求大连小岗子警察支署长石井即刻前往听取学生之意见。”^[36]日本统治当局闻知此情惴惴不安。大连警察署长水野和大连民政署地方课长藤井亲自驱车到西岗商业学堂，调查中国学生举动。仓岛堂长在上司面前丢了脸，大为恼火，公然将带头请愿的学生代表、二年级班长黄某开除。学生一致抗议，要求恢复黄班长的学籍。仓岛不允。学生全体罢课。仓岛害怕事情闹大，秉承警察署旨意，命令学生搬出宿舍即刻回乡。12名学生代表坚持斗争，被赶出校门后不回家，寄居于旅社。“小岗警察署即施以严重之监视”。

西岗商业学堂（亦称“大连商业学堂”）是大连颇具规模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该校学生的义举在大连学界产生巨大影响，沙河口公学堂等校的学生随之而起，先后罢课。

6月22日，大连市创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初等教育机关——伏见台公学堂（原名“大连公学堂”；创始于1904年6月5日，学生多时达1300余人）高等科一年级18名女学生，同二年级9名女学生和补习科学生7人，带头罢课，并与本校初等科四年级学生磋商，向学堂方面提出3项条件：“一、以该学堂学生名义捐募义金，寄送上海。二、加入沪难救济会之追悼会。三、即停课一月。”^[37]伏见台公学堂堂长、日本人板桥对付学生运动颇为老练。他采取以柔克刚的政策，于23日午前特将带头罢课的34名学生招至学堂，“以最热诚的好话劝解”，表示学校方面“甚钦佩该生等之义举，但在学生时代多有不合者乃缩小其要求为两项。第一项改为在学堂四年生以上者在自己团体内募捐。第二项以大连沪难救济会之追悼会已过，俟其后再有团体发起追悼者，即派学生代表前往参加之，或无有时，选定时机，在该公学堂内开一小规模的追悼会，以达诸生之热诚。至于全体学生停课一月者，与学生自己学业前途不利，故未准许。”^[38]罢课学生代表慷慨陈词：读书之光阴固可宝贵，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外强宰割中华，中国男女同胞无不奋起救国，吾等亦犹人也，救国之愤，岂能没有？即便不允停课以援上海同胞，也要尽力而为之。于是学生们“依自治的原则”“组织一切”，决定于“五卅”惨案周月纪念日，“开一严肃之追悼会以表其爱国热诚”。^[39]

6月30日8时，大连伏见台公学堂全校学生排队于运动场，准备到该校讲堂召开“五卅烈士追悼会”。入场之际，板桥堂长出面“训示”，只允四年级以上学生开会，不许有越轨举动。因罢课学生代表先前已与学校当局达成这样的协议，此刻不好改变。8时30分，初等科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和高等科一、二年级及补习科的学生们井然有序地走进讲堂。板桥和几个日本教职员随后跟了进去。

学生们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把讲堂布置得庄严肃穆。会场前面供奉着“五卅”殉难烈土的灵位和祭坛。该校女学生居多，高等科和补习科均系女生，故一切事情都由女学生代表办理。学生进场后，首由一位女生钢琴伴奏，全体齐唱《中华民国国歌》，继由会议主席、补习科学生于秀英登台报告“五卅”惨案经过。接着全体入会者向祭坛供奉的殉难烈士灵位行三鞠躬礼，肃然默哀。其次，高二学生张金莲登台读《吊词》，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赞颂“五卅”烈士的丰功，表示继承先烈精神，最终战胜敌人的决心。《吊词》全文如下：

吊　词

维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卅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男女学生开会追悼五卅上海殉难诸烈士之灵，而为文。

吊之曰：呜呼，天祸中国，降殃无穷。强险肆虐，异族逞凶，视我鱼肉，强权害公，资本专制，奴隶劳工。唯诸烈士，怒发冲冠，义旗爱举，鸣鼓以功，热心毅力，碧血化虹，杀身取义，虽死犹荣；生为人杰，殁为鬼雄，天地寿共， 日月同光，丰功伟绩，百世闻风。吾侪继起，相与始终，最后战胜，魅魑潜踪。地下闻之，笑声隆隆。心香一瓣，先此拜崇。神其来格，鉴临愚衷，尚飨。^[40]

《吊词》读毕，学生代表发言。高二学生赵秀英登台说道：“我等姊妹兄弟……睹我们同胞受此惨难，我们应该奋勉的勤学，将来为国尽一份国民的义务。”高一学生黄佩兰登台讲述了召开“五卅烈土追悼会”的意义，并带领在祭台前守灵的女学生代表朗声三呼“吊死救生”。最后，黄佩兰致词闭会。全体学生罢课一日，到学校附近的中央试验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等单位进行爱国反帝宣传。于秀英、黄佩兰、沈富城等百余名学生还捐款50多元，送到大连沪难救济会，请求转寄上海同胞。其爱国热诚，全市传闻，使大连学界深为感动。旅顺工科大学的三名学生和一位姓马的教员连袂“至华商公议会内，要求公议会长及董事等帮助募集捐款救济沪案灾民”^[41]。“尤可敬者即中华青年会之小学生，按日节其饼饵之资输捐款救济沪难”^[42]。

大连市北部县镇的青年学生闻知“五卅”惨案消息，对帝国主义者的暴行“莫不痛愤”，对上海同胞“一致声援”^[43]。普兰店公学堂等校的学生相率罢课。复县中师学校（时属奉天省）的学生举行“五卅”惨案讲演和游行示威，并于6月18日全体罢课。6月21日，庄河县立中学（时属奉天省）全体学生组织成立“沪案援助会”，作出四项决定：“（一）组织学生沪案援助会，分组于城镇乡讲演此案之始末，振起人民之敌忾心。（二）劝募捐款以济沪上工人，由商会会长及地方绅耄共同担任劝募，多多益善。（三）提倡国货，与英日二国断绝经济关系，由商会订定办法查视各号。（四）电达学生团（上海）互为声援。”接着全体学生分头散发传单，“冀速唤醒同胞作良心之救国，并以为国家交涉之后盾，与奉省学界作一致行动……与内地学界响应”。学生们还慷慨解囊，当日捐洋250余元，用以救济沪难同胞。

复县西南岛一带，地处僻陬，消息阻梗，沪、汉惨案发生多日而不得知。6月末，一位在奉天（沈阳）读书的学生归乡，“将详实情形述于村民之后，立时亦皆愤慨，大有敌忾同仇之心”^[44]。7月2日，复县苇家屯、谢家屯、崔家屯、莲花山、大房身、周家屯、魏家屯、孙家屯等9所小学校的师生大张旗帜，联合游行，“以期唤醒群众，起而为援”。当天下午，这9所小学校的师生齐集于谢家屯东面的旷野中，为沪汉粤惨案死难同胞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到会者不下万人。会后“大举捐款，准备汇沪救济罢工同胞俾得坚持到底，而寒帝国主义之心”^[45]。

大连城乡的学潮风起云涌，压不住扑不息，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对苦心经营多年的奴化教育政策失灵，大伤脑筋。7月7日上午，关东厅学务课召开专门会议。藤田学务课长听取旅顺民政署学务主任长岛、旅顺师范学堂堂长津田、大连商业学堂堂长仓岛等学界要人对其管内学潮发生经过的汇报，研究对策。无奈学潮方兴未艾，会议对此一筹莫展，认为“依同一之方针，则为甚难”^[46]，只好决定各校任意行事，但必须于暑假前开校。藤田等为迫使学生早日归校，决定由关东厅学务课给予旅顺师范学堂以“无期停学之处分”，罢课学生如不向学堂提出反悔，学校方面绝不予其复学。为了缓和学生与学校当局的矛盾，关东厅学务课还将旅顺第二中学校长内堀维文撤职，任命饭和道雄为代理校长。嗣后，第二中学、旅顺工科大学、大连商业学堂等校都分别向学生发出限期返校的通知，并威胁说：按期“返校者收留之，否则即令退学”^[47]。但各校学生中返校者甚少。学校方面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期限。关东厅学务课也不得不认可“延长上半学期之时间”，被迫宣布对旅顺师范学堂等校罢课学生“解除此次之停学处分^[48]。

9月中旬，上海人民的“三罢”（罢工罢市罢课）相继解除。大连学生的罢课斗争随之逐步停止，但学潮的余波经久不息。旅顺工科大学连袂退校的预科中国学生94人，直至9月下旬“尚未有一生复校就学”，该校附属工业部19名应届毕业的中国学生“亦无有登校”者^[49]。他们宁可舍弃难得的就业机会而不肯屈服于日本统治当局。后来，学校逐一向学生劝诱，威逼他们回校，并宣布将坚决不回校的两名罢课学生骨干开除，对愿意回校的学生“将先前所定之处置法取消”。但到10月6日，旅顺工大仅有学生50余人到校，仍无法复课。大连市区内的西岗商业学堂二年级罢课学生至11月下旬，尚未归校。11月24日，关东厅特派松桥视学到该学堂解决学生复校的问题。

“五卅”惨案引发的大连学生运动，几达半年之久。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为大连学生运动史前所未有。这也是大连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学潮。

四、大连工运高潮的出现

大连从日俄战争后沦为日本“辽东租借地”。其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原材料的大量输入和产品的大量输出，加工工业发达。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举行同盟总罢工，航运不通，大连的交通运输业和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大连不能向南方输送货物……而上海货物亦不能向连输送”^[50]，“各行各业，所受之打击甚重”^[51]。一时间，大连的600余家企业，有170余家仅能支撑门面而无收入。市区内工厂最多的行业——榨油业，共有83家油坊，其中81家停碾，所剩两家，每日不过制造豆饼3000片。透过“凄风冷雨中之大连经济界”^[52]，大连十余万工人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大团结的战斗力量，受到鼓舞，跃跃欲试，颇有群起响应之势。

日本资本家和“辽东租借地”统治当局对此惊惧不已。大连警察署“深恐大连工场亦有异动”，派出高等刑事，“对于各工厂之工人，时往侦查，严重监视”^[53]，“对于车船搭客，中国各客栈，及一般油房工厂作业之职工等，特别警戒，一面与满铁监视系相提携，对于埠头作业之苦力等，监视更为严密，暗派私服警多名，使专门防守，以备万一。”^[54]大连民政署秘密地调查了管内32所工厂工人的动向，发现形势“不稳”。6月4日下午两点，日本关东厅“急派大场保安课长来连”，将该管内中日工厂管理者90人召集到大连民政署楼上，“开会示谕之并协议求安全之办法”，大场“详细指示一切”^[55]。会后，沙河口警察署长柏原、小岗子警察署长石井分别向报界发表同样内容的谈话，用武力恫吓工人，声称：“大连市内外之警察实力，即持有武装者……合计三百五十一名，尚有自动车十数辆，约有一大队之武力……且于海路有柳树屯之联队，仅于三十分钟即可来连，旅顺联队，则一时半钟即可来连。预想大连劳动者，自必无有恶化之事。万一遇有逾轨举动如有紊乱治安之证据时，即行命之退出连境，以防患于未然。想该等必不能容易宣传使大连劳动者出以罢业手段。”^[56]但大连工人阶级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威胁，勇敢地以罢工等方式举行斗争，声援上海工友，在大连人民的爱国反帝运动中发挥出中流砥柱的主力军作用。

6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大连印刷工会委员长赵悟尘根据共青团大连特支决定，发动全市印刷工人罢工。7月1日，《满洲报》印刷厂的中国工人以日人厂长森本私吞承包活工钱的理由，向日本资本家提出5项要求：1.撤换厂长。2.日工资增加一角。3.每年长工资两次。4.给工人准备宿舍。5.改变包工工资发放制度。工人们坚持罢工10天，迫使厂方废除了不合理的开资规定，并把徒工的工资提高到每日3角钱。

7月23日晚7时，满日社印刷所徒工汤鹏程因故向日本工头西松惠雄要求不上夜班。西松谓如不上夜班即行解职。小汤当夜未出勤。第二天，西松宣布开除小汤。工会干部、老工人慕炳麟等20余人找到西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代表中国印刷工人向厂方提出3项要求：1.罢免西松职务（因其对待中国工人太苛刻）；2.不许开除汤鹏程；3.给工人增加工资；并宣布：未得到圆满答复前，中国工人全体罢工。日本资本家要求工人边干活边协商，遭到拒绝，又委托日清印刷所的一个工头以同乡的关系出面调停，罢工工人仍不就范，坚持要求厂方答应3项条件然后复工。日本资本家恼羞成怒，竟将拣字科的慕炳麟等26名罢工工人开除，并勾结“大连印刷组合”，不准市内各工厂招收他们做工。大连印刷工会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通知所属各厂基层工会，要求印刷工人谁也不到满日社印刷所拣字科干活，劳资双方形成僵局。拣字工的技术要求比较特殊，不识字的工人干不了，资方被迫停工多日，造成重大损失。经过20多天的奔忙，日本资本家才好不容易招收到几名朝鲜籍印刷工人和中国印刷工人中的妥协分子，勉强复工。

赵悟尘等工会干部还领导印刷工人散发反日传单，把“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贴到西岗大戏院和大连警察署门前的大广场一带公共场所，扩大五卅运动的影响。日本统治当局视之如洪水猛兽，动用强权政治，将赵悟尘“驱逐出境”。中华全国总工会得知此事，在《工人之路》特号上载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工人的罪行。共青团大连特支及时地将五卅运动在大连的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中央指示：“此后校友（团员同志的代称——笔者注）应继续努力，深人各厂工人中秘密活动……扩大我们的努力”。

大连最大的工厂——满铁沙河口工场的日本资本家为节省开支，打算从1925年6月降低给中国工人的“割增金”（在基本工资以外按比例加发的一种奖励工资——笔者注），但看到五卅运动在大连的形势，“就考虑不能降低”^[57]。还假惺惺地要召开一个中日工人恳谈会，让中日两国工人代表把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磋商解决，避免劳资矛盾激化而闹成僵局。共青团大连特支和大连中华工学会的领导人杨志云、傅景阳、王立功等一起研究了对策，决定将计就计，乘“五卅”风潮为中国工人争得一些经济利益，他们还做好了团结日本工人的工作。

6月20日，在满铁沙河口工场召开的“中日工人恳谈会”上，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代表全厂中国工人向厂长横井实郎提出4项要求：“一、发给中国工人免费乘车券。二、专设华工宿舍。三、用小银洋发薪金。四、不准对中国工人减薪。”日本资本家在自己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上不好发作，更不肯答应中国工人提出的这些条件，几次示意日本工人代表反对，但遭到日本工人代表的抵制。最后，横井实郎不得不把“不能降低”工人工资的厂方“考虑”，变成事实，答应了中国工人提出的第4项要求；其余3项，他推说须与上级研究，要中国工人缮明意见书，转呈“满铁”会社。会后，傅景阳、王立功等立即起草了一份《申诉书》，以满铁沙河口工场全体中国工人的名义，向会社提出上述3项要求。

“满铁”当局妄图用拖延答复的办法将事情不了了之。等待一个星期没有消息，傅景阳组织沙河口工场中国工人写联名信。工人们在给日本资本家的联名信上，用拳头大的字声明：“如再不答复，我们就不干了！”这时，五卅运动在大连的影响日益扩大，不少工厂的工人相继罢工。如6月7日，大连小岗子丰田化学工厂工人为要求厂主履行合同而罢工。6月25日，旅顺盐业株式会社双岛湾出张所600余名盐工，为反对日本资本家让他们负担水灾损失的一半而罢工。6月27日，大连小岗子山内矿业所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同日，大连周水子福纺纱厂300余名女工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而罢工。7月3日，大连神明町满铁医院建筑工地工人，为抗议工头对“苦力”施以横暴和巧取工人工资而举行罢工。在“五卅”惨案发生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大连工人在日本警察严密防范下罢工近十起，同时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车工人的斗争。

大连是连接南北铁路和水路运输的交叉口与集散地。搬运货物和拉脚的人力车夫众多，仅市内的大连人力车夫合宿所就有工人1200余名。这个合宿所是日本统治当局为加强对人力车工人的管理和统治，强行“将人力车夫收容一处而设”^[58]。宿舍简陋，租金很贵，每月价钱分2元与4元两种。不管工人在不在所内住宿，凡在册车夫都得缴房租。不多几年工夫，日本资本家就从外住车夫身上收租金4万余元。一些婚后迁出或因故迁出合宿所的工人为保住饭碗，只好忍气吞声地照拿房租。

沪案发生后，上海工人大罢工。大连人力车夫在劳动中多有耳闻，遂有人起而联络同业工友，向会社提出房租减半和不住宿不纳房租的合理要求。社长山田三平断然拒绝工人提出的条件，并勾结大连警察署，“将主谋者召至官署严重说谕”。人力车夫不畏强暴，据理力争，同仁一致行动，并争取到大连人力车夫组合与劳动保护会长的同情，提出12项条件。其要点是：对待车夫须“恳切殷勤”，改善住舍设备和卫生条件，降低房租，对外宿者不收重复租金等。大连警察署长水野见事情越闹越大，生怕工人联合罢工，赶忙于7月1日午后4时，亲自召集人力车夫劳资双方代表在警察署开会谈判。大连人力车夫组合和劳动保护会代表，大连各报社记者多人闻讯出席。交涉结果，山田三平社长被迫答应将数年来由外宿车夫那儿所收租金4万元暂还2000元，余者陆续付还，人力车工人斗争取得胜利。

横井实郎和“满铁”会社看到大连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深怕沙河口工场工人亦乘“五卅”风潮起来罢工，无可奈何地于7月初答应了中国工人提出的条件：发给中国工人免费火车票；发给房租津贴（以解决不能专设华工宿舍的要求）；发工资以小银洋为单位。工人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参加工会的越来越多，仅沙河口工场就发展了1200多名会员。

由于五卅运动的影响，1925年夏天，大连金融市场上的日币金票比中国货币银元的行情跌落。在日本工厂干活的中国工人工资发金票，到商店买东西需兑换成银元。这样，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无形地降低了，生活更加艰难。小野田洋灰公司（大连水泥厂前身）修理工陈德祥和工友刘伯伦等商议，要求厂主补发金票跌价差额。厂方不予答复。于是，趁吃午饭监工不在车间的时机，陈德祥拉下全厂总电闸，带领全厂中国工人冲出工厂大门，到厂主住家楼前请愿。日本人厂长见小野田洋灰公司全部生产都停止了，大窑里还没有烧成的水泥很快要变成废渣，贵重设备有报废的危险，不得不马上答应把金票与银元的差价，按工码补齐。这次罢工的胜利，在大连市区北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小野田洋灰公司工人为主体，很快建立起大连中华工学会周水子分会，会员发展到700余人，还办起了工人夜校。

1925年秋天，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大连的工会组织发展出现高潮。日本福岛纺织株式会社周水子纱厂（简称“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前身）工人侯立鉴领导成立了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分会，有会员300余人，后来发展到700余人，办起了工人夜校。满洲船坞（大连造船厂前身）等十多所机械工厂和几十所印刷工厂中都建立了工会基层组织。日本反动学者高桥月南在《大连中华工学会的起伏》（下）一文中就此写道：“以一时破竹之势风靡市内各工场的大连中华工学会的潜力实在雄壮得很，像一种气压似的从乃木町西森造船所（大连渔轮厂前身，位于大连市区东边）开始，直到大华电气公司、电气作业所车库、大连共同制镇公司、大连电气器具制造所、中村铁工所、大连窑业公司、大连机关库、昌光玻璃会社、满洲船坞会社及沙河口工场（位于大连市区西边）等，一举网罗了三千多名中国职工组织了一个工人团体。”^[59]这从反面反映了当时大连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

10月10日，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国庆纪念日。为进一步提高大连人民的爱国反帝热忱，推动五卅运动在大连掀起的革命高潮向前发展，共青团大连特支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积极领导了1925年的“双十”纪念活动。特支书记杨志云以中华青年会代表的公开身份担任“双十”游行总指挥，特支委员傅景阳以中华工学会委员长的身份担任副总指挥，掌握了这次活动的领导权。10月初，他们在大连各中国人团体中作了大量的组织、发动、筹备工作，确定了活动方案，决定除集会典礼外，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扩大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社会影响，振奋民族精神，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www.chuimin.cn)

10月10日早晨，以工人为主体的大连各界民众3000余人汇集到市中心的西公园满铁运动场（今劳动公园东侧体育场）。8点半钟，纪念国庆典礼仪式开始，首先奏乐升旗。长期在日本膏药旗包围下的“辽东租借地”的大连人民看到中国的国旗在晨风中飘扬，心情激动。他们庄严地唱起国歌，用歌声向日本统治者宣告：我们是中国人！继则全体入会者面对国旗，行三鞠躬礼，“追悼革命先烈”^[60]。接着，大会主席杨志云登台致词，讲述辛亥革命精神，指出国家“内政外交”的种种弊端，特别是“五卅”惨案以来军阀政府对沪案处理的软弱无力，号召“吾同胞当更努力前进，以完成先烈未竟之功，以尽国民责任”^[61]。他慷慨激昂的讲演，使得群情沸腾，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9点整，杨志云结束讲演。游行开始，三声炮响，大队出发。大会副总指挥傅景阳带领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工人队伍大张旗帜在前头开路，依次往后是码头工人、印刷工人、电车工人的队伍，再往后是大连中华青年会、培德学校、贫民义务学校等中国教育机关的爱国师生。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经南山麓，从大连警察署门前的大广场（今中山广场）通过，纵穿日本人聚集的繁华区三县通（今斯大林路），到达市区南缘寺儿沟码头，又由寺儿沟折返市内，沿着西岗大街，弯转曲廻，行至沙河口，游遍全市交通干线，行程达50余里。游行队伍所过之处，中国人“欢声鼓舞，鞭炮雷鸣，摇旗高呼，震撼宇宙”^[62]。中国商人在店铺门首悬旗结彩，正容出迎。一些中、小学生跟在游行队伍后面高唱欢呼，行走6个多小时，毫无倦色。午后3点半钟，游行示威队伍集合在满铁沙河口运动场，排列整齐。共产党员、大会副总指挥傅景阳致闭会辞，全体人会者三呼祖国万岁，尔后散会。驻在关东州的外国人，从未见过大连人民有如此“雄伟壮烈之爱国示威大游行”，都“咄咄惊叹，互谓中国实不可侮之民族”^[63]。《关东报》等在大连公开出版的3家中文报纸都报道了这次游行的盛况。一家报纸评论说：这是“为祖国增荣跃（耀），示外族以威风”^[64]。“双十”大游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它是五卅运动在大连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1925年底，五卅运动的大潮告一段落。但五卅运动的余波在大连仍经久不息，工人罢工时有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是12月21日大连机械制作所中国工人举行的为期6天的同盟罢工，及沙河口、小岗子油篓业工人从12月24日举行的要求提高工资的同盟罢工，坚持半个月，得到每人每月增薪6元的成果，于翌年1月8日复工。1926年春，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印刷工会和大连中华青年会等进步团体曾联合计议召开“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大会”，并多次在报纸上公开登出纪念活动启事，强调：五卅运动“具有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决非偶然之事也。凡属中华同胞均应继承‘五卅’精神努力奋斗，以求吾族最后解放……深望各界同胞届时奋勇参加”①。大连工人阶级在五卅爱国反帝精神激励下，罢工斗争迭出不穷。3月份以后，愈临近“五卅”惨案一周年，罢工次数愈多，规模愈大，终于爆发了震动全国的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坚持101天，取得胜利。这场东北地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发生在五卅运动组成部分的省港大罢工的过程中。香港和大连，一为英国租界地，一为日本租借地，一在中国的南方，一在中国的北方，这两场大罢工遥相呼应，使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蔚为壮观，气势磅礴，从而极大地鼓舞和提高了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勇气，促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中国大革命的发展，在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结　语

我国史学界一向认为东北地区（包括大连）没有出现大革命高潮，东北人民（包括大连人民）没有经受大革命的锻炼。本文之所以较为详细地叙述五卅运动在大连的情况，旨在改变这种观点。对于这个问题，所需的不是推理，而是论据，是第一手资料，所以笔者引用大量史料，虽自知篇幅长了一些，但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展示出那个时代的大连的社会面貌，才能得出本文的结论。

从本文的序言到“结语”之前的叙述，笔者以为基本上可以说明大连大革命高潮发生、发展的大致过程，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的观点：

“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大连沪案后援会的成立和“沪难烈士追悼会”的召开，表明日本“辽东租借地”的大连人民已经与中国人民大革命结为一体。因之，大连各界爱国民众的舆论声援和“募金运动”、大连学生的罢课和工人的罢工，成为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大连沪案后援会对上海总工会的直接援助与声息相通，更加证明了这种有机联系的不可分割性。

大连人民大革命运动，从大连中华工学会创立（1923年末）开始准备，到“五卅”惨案发生后大连人民反帝联合战线建立时已经形成，及至1925年“双十”大游行达到高潮。这个高潮一直延续到“四二七”大罢工的最后胜利，即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前夕（“四一二”之后，作为中国人民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的大连人民革命斗争，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其间，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大连各界人民的爱国反帝浪潮空前高涨，大连人民的反帝斗争与关内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是统一步调地前进着，与中国人民大革命的形势是同步地发展着变化着，其中尤以大连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事实最为典型。

大连地区的工会组织——中华工学会和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等，自觉地接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是统一的中国无产阶级赤色工会的一部分。大连工会代表先后参加了1925年、1926年、1927年召开的第二、三、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大连工人阶级始终执行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大连工会组织内建有中国共产党的支部或小组，工会领导人兼任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党的组织秘密地建立在工会之中，有力地保证了大连工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培养和教育了大批党的积极分子，为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中共大连地方党团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五卅运动前的一个党员（傅景阳）发展到1927年7月被破坏时有20多个支部、200多名党员。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大连大革命的形势。

①《泰东日报》，1926年5月21日第2版。

大连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连续不断的罢工斗争使日本资本家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1925年秋天和1926年夏天，大连曾两度出现租借地工人运动史罕见的外国资本家纷纷调查工人生活状况，协议给当地工人增加工资的现象。1926年6月22日，《满洲报》在一篇题为《各工厂调查工人生活状况，为增加工资之预备》的报道中透露：“市外小野田洋灰工场当局闻物价腾贵，工人生活艰难，亲自调查工人生活状况，询问其家中待养之人口数，每日实际之消费若干，而为增薪……沙河口昌光硝子工场原来日夜兼作之工人分作两班，每日操作钟点，凡12小时，今更改编为三班，以使工人恢复疲劳之精神，而得保养耐久之力。”这是我国劳动界最早争得八小时工作制的工厂之一。就连日本在华最大企业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也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给沙河口工场的中国工人增薪和提高福利待遇。若没有中国人民大革命的强大后盾，若没有作为大革命一个部分的大连人民爱国反帝运动的空前高涨，上述现象的出现是不可理解的。

这一切都充分证明：大连历史上曾出现过大革命高潮，大连人民曾经受到大革命的锻炼。——这便是本文想要得出的结论。

［原载《工运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2期（总第31期），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1985年4月出版；收入本书略有删改］

【注释】

[1]《满洲报》，1925年6月18日第1版。

[2]《满洲报》，1925年6月19日第7版。

[3]《连弟给中兄信》，1925年6月15日（“连弟”为共青团大连地方组织的代称，“中兄”为团中央的代称，——笔者注）。

[4]《满洲报》，1925年6月17日第7版。

[5]《满洲报》，1925年6月27日第7版。

[6]《星火》第2集，第23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7]《大连新闻》（日文），1925年6月21日第2版。

[8]《满洲报》，1925年6月22日第1版。

[9]《满洲报》，1925年6月22日第2版。

[10]《满洲报》，1925年6月22日第2版。

[11]《关东报》，1925年9月11日第2版。

[12]《泰东日报》，1925年6月25日第2版。

[13]《泰东日报》，1925年6月22日第2版。

[14]《泰东日报》，1925年6月24日第2版。

[15]《满洲报》，1925年6月23日第2版。

[16]《泰东日报》，1925年6月24日第2版。

[17]《泰东日报》，1925年6月24日第2版。

[18]《泰东日报》，1925年6月26日第2版。

[19]《泰东日报》，1925年6月24日第2版。

[20]《泰东日报》，1925年7月1日第1版。

[21]《泰东日报》，1925年7月1日第1版。

[22]《满洲报》，1925年7月8日第7版。

[23]《泰东日报》，1925年7月1日第3版。

[24]《满洲报》，1925年7月8日第7版。

[25]《泰东月报》，1925年7月23日第2版。

[26]《泰东日报》，1925年7月8日第2版。

[27]《关东报》，1925年10月21日第2版。

[28]《满洲报》，1925年6月17日第7版。

[29]《满洲报》，1925年6月19日第4版。

[30]《满洲报》，1925年6月19日第4版。

[31]《满洲报》，1925年6月20日第1版。

[32]《满洲报》，1925年6月17日第2版。

[33]《泰东日报》，1925年6月24日第2版。

[34]《满洲报》，1925年6月21日第7版。

[35]《满洲报》，1925年6月18日第1版。

[36]《满洲报》，1925年6月18日第1版。

[37]《满洲报》，1925年6月30日第1版。

[38]《满洲报》，1925年6月30日第1版。

[39]《满洲报》，1925年6月30日第1版。

[40]《满洲报》，1925年7月1日第1版。

[41]《泰东日报》，1925年7月1日第4版。

[42]《满洲报》，1925年7月8日第7版。

[43]《泰东日报》，1925年7月1日第4版。

[44]《泰东日报》，1925年7月9日第4版。

[45]《泰东日报》，1925年7月1日第4版。

[46]《满洲报》，1925年7月17日第4版。

[47]《满洲报》，1925年7月17日第4版。

[48]《满洲报》，1925年7月21日第7版。

[49]《关东报》，1925年9月20日第2版。

[50]《满洲报》，1925年6月5日第7版。

[51]《泰东日报》，1925年6月9日第3版。

[52]《泰东日报》，1925年7月5日第3版。

[53]《泰东日报》，1925年6月4日第2版。

[54]《泰东日报》，1925年6月9日第2版。

[55]《满洲报》，1925年6月5日第7版。

[56]《满洲报》，1925年6月7日第7版。

[57]《大连新闻》（日文），1925年6月18日。

[58]《泰东日报》，1925年6月27日第2版。

[59]《社会研究》第五卷第十号，满洲社会事业研究会编（日文），1927。

[60]《关东报》，1925年10月10日第2版。

[61]《满洲报》，1925年10月12日第2版。

[62]《满洲报》，1925年10月12日第2版。

[63]《满洲报》，1925年10月12日第2版。

[64]《关东报》，1925年10月1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