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多半是旅顺”旅顺的面积和人口不足大连市总面积和总人口的百分之四。1960年后,旅顺划为“旅大市”的一个行政区,称“旅顺口区”。为纪念“军旅平顺之意”,改称“狮子口”为“旅顺口”,口内重镇由此称旅顺。......
2023-11-28
五四运动在大连
五四运动爆发后,大连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大连地区出版最早、社会影响最大的中文日报——《泰东日报》的爱国编辑、记者,千方百计地冲破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对新闻媒体和舆论的严密封锁,把关内学生和工人阶级爱国反帝斗争的消息披露报端,把五四新文化新思想传播到大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大连的传播。大连工人阶级和大连人民在五四运动的激励下奋起革命,揭开了大连历史的新纪元。值此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翻阅大连现代史的第一页,让人感佩不已,奋发向上之情油然而生。
傅立鱼在大连高擎“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大旗
五四运动爆发时,大连沦为日本“辽东租借地”已达14年之久。日本警察派出所由初期的44个增加到116个。在政治上实行殖民统治,在思想、文化、道德方面推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这使得大连许多人的思想、精神处在极度空乏而愚昧的状态,只知道有日本“关东都督府”和“天皇陛下”,不知道有中华民国和孙中山先生;只知道有大清帝国,不知道封建王朝早已被辛亥革命所推翻;依旧被封建迷信和封建礼教的陈规陋习紧紧地束缚着,男子仍然拖着一条小辫子,女人继续裹着小脚。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在大连这块土地上遭到野蛮的摧残与践踏。
五四运动从思想文化和政治这两条战线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它像大海的怒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这大潮中的一股激流冲进了被日本统治当局严密封锁着的“辽东租借地”,唤起大连人民特别是唤起大连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挺身而出,不畏艰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时任《泰东日报》(1908年11月3日大连华商集资创办)编辑长的傅立鱼先生。
傅立鱼(1881-194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毕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安徽省民军总指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交部参事等职。1913年,因发表反对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活动的激烈言论,受到通缉,来到大连,入《泰东日报》社,任编辑长。
“五四”前后,傅立鱼以“西河”为笔名,写作和发表了不少介绍中国内地新文化新思想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成为五四运动在大连的旗手。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时候,新文化运动已不仅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运动,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运动;不仅主张民主和科学,而且进一步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全国各地的新文化运动,一时形成为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1]大连也是这样。1919年10月6日和7日,傅立鱼在《泰东日报》头版上,连续登载题为“匈国劳农政府经过实况”的文章,通过介绍匈牙利人民革命政府成立的经过,第一次把俄国十月革命比较全面客观地介绍给大连人民。文章还介绍世界革命形势:“今日之德、奥、法、英、比、意诸国之平民,皆艳羡俄匈之成功,而思有对待自国之贵族政府”。
1919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傅立鱼在《泰东日报》上连续刊载题为“六个月间的李宁”的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其领袖的情况,赞扬列宁的卓越功绩及其革命理论,直言倡导中国人民学习列宁的革命精神:“我们若希望中国的安宁富强,人民的幸福快乐,是不可不学李宁(列宁的译音——笔者注)的做法。”
傅立鱼先生是在大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嚆矢。在其推动下,五四运动在大连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相结合。介绍新文化新思想,歌颂社会主义,赞扬马克思、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远景的文章,在大连报刊上经常出现。特别是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陈望道等人的文章,不是一般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侧重于结合中国社会实际,阐发革命的政治主张,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略。如瞿秋白在《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1919年12月11日)。施存统在文章中号召青年“创造无限的快乐,唯有从事于根本改造去。破坏现实,建设理想”(1920年7月15日)。这些文章使科学社会主义这“世界新潮”在大连人民心中激荡,对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在大连的传播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五四运动中,关内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先后到大连。他们对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大连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如刘间躬、沈紫墩等人被傅立鱼聘为《泰东日报》记者。他们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号召大连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勇敢地干预国政,肩负起救国的责任,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大连深入发展。
大连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五四运动的一个极为重大的意义,是中国工人阶级从“6·3”大罢工开始,“以自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显示出自己的战斗威力”[2]。上海工人首先举行罢工,京汉铁路的唐山工人和长辛店工人随即响应,举行罢工。济南、南京、长沙、九江、汉口、杭州、无锡等地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斗争。大连工人阶级不甘示弱,乘五四运动的大潮,罢工次数激增,斗争规模不断扩大,并开始提出经济的政治的要求。1919年,大连工人同盟罢工55次,参加者14965人次;罢工次数和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五四运动最本质特征是爱国反帝,尤其是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大连工人群众在五四运动中风起云涌的同盟罢工,给予日本“辽东租借地”统治当局沉重的打击。其中,尤以“8·19”日资建筑行业中国工人同盟大罢工,使大连的日本资本家最为震惊。
1919年8月19日,大连饭冢工程局沙河口丁种宿舍工地、大连三田工程局隆摩町集体宿舍工地各有190余人,大连矢野商会乃木町丙种宿舍工地、大连加藤洋行建筑工地各有180余人,大连大仓组埠头用度课沙河口工地220余人,大连大庭商会建筑工地250余人,大连池内建筑部伏见台工地270余人,大连支歧组山县通、若狭町、松山台工地各有120余人,大连住宅建筑用砖搬运工1300余人,及大连福昌公司信浓町水产会社工地等土木建筑工人总计3000余名,以物价上涨,生活困难为由,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便联合起来罢工。大连建筑行业的日本资本家从未见过中国建筑工人有这样破天荒的大规模的同盟罢工,慌忙全体出动。他们采取对“不良分子”(即罢工领导人)辞退,对大部分工人进行分化瓦解,对听从“训斥”愿意复工的人增加薪金等多种办法,历时3天,勉强恢复生产。(www.chuimin.cn)
大连日资建筑企业中国工人“8·19”罢工,是旅大地区第一次全行业性同盟大罢工。它在大连现代史和大连工运史上的地位,可以与“6·3”大罢工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工运史上的地位相比较。它发生在这个时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宣示着大连工人阶级同在五四运动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一道,开始了新的伟大征程,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在大连的深入发展。
五四运动在大连的产儿——中华青年会
在五四运动中,大连由于是日本“辽东租借地”,是北洋政府的“国中之国”,因此“德先生”和“赛先生”没有像在内地一些城市那样张扬。但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在大连的中国教育等方面,表现得更加深邃,更加硕果累累。
五四运动时,大连只有10来所日本人办的4年制的小学校(公学堂),每校仅有学生百人左右。一般小工商业主和小地主子弟尚难挤进学校,劳动人民子女就更没有受教育的地方了。能够进入公学堂就读者,学习的是日本语言、日本地理、日本历史。针对大连90%以上的中国学龄儿童不能就学,有幸进入公学堂的孩子,受到日本奴化教育的严重现实,傅立鱼与沈紫墩等“五四”爱国知识分子在《泰东日报》上发表社论,提倡创办社会教育团体,组织中国青少年和工人群众识字读书,学习新文化新思想。这一号召得到大连各界中国人特别是得到华商的积极响应。1920年7月1日,五四运动在大连的产儿、大连最早的中国人社会教育团体——大连中华青年会宣告诞生。全国各地的许多名人发来贺幛、贺词或祝词。时人兴奋地记载:“大连开埠以来,我中华民国独立自创教育机关,以兹会为嚆矢,而我高尚优美之中华民国国歌,乃随斯会以见于辽东租借地内,当本会成立之日,在中外官绅起立致敬中为第一次之演唱”。[3]
大连中华青年会是五四运动在大连诸多产儿中的长子。它坚持将教育作为“今日救中国之第一要义”。教材选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关内小学校通用教材,教师多数是聘任关内的“五四”爱国知识分子,教授方法及管理制度等,都与当时“中国现行新学制及世界教育潮流相符合”[4],尤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观念,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为此,组织小学生成立“童子军”,经常到社会上进行救灾、赈济、妇女放足等宣传活动,使学生从小受到“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增进“益世之心”,树立爱国观念和救国之志。
大连中华青年会讲演部把学校作为爱国反帝的宣传阵地。每个星期日举办讲演活动,定名为“星期讲坛”,每逢节日或遇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则举办临时性讲演。办会初期,安排了《青年之觉悟》、《中国青年须知》等演讲;同时配合开展破除旧礼教旧道德的活动,宣传放足、剪辫,反对旧式婚姻;曾举办过《不适于现代生活的礼教》、《打破旧习惯势力》、《为什么要收回关税自主权》、《大连青年之责任》等“星期讲演”。著名学者胡适曾登台讲演《新文化运动》,著名艺术家欧阳予倩曾登台讲演《中国戏剧改革之途径》。
大连中华青年会还创办了《新文化》月刊。这是在日本“辽东租借地”出版的第一种中国期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收到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的题字、题词、祝电、祝词、祝诗近50件。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亲笔为刊物题词:“宣传文化”。它是当时大连乃至东北地区最有影响的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刊物,不仅发行到东北三省,还发行到上海、北京、石家庄、汉口、广州等地;不独在大连,即使在全国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原载《大连日报》,2009年5月5日A7版,配发历史照片3幅]
【注释】
[1]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上,第3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
[2]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上,第35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
[3]傅立鱼:《大连中华青年会四周年纪念感言》,《青年翼》第三卷第六号,1924年6月发行。
[4]赵晋如:《大有意义之大连中华青年会》,《青年翼》第三卷第六号,1924年6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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