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到大连时间考：1924年春夏之交，具体日期分析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这个问题，我国学界缺乏研究，甚至连邓中夏到大连的时间，至今尚众说纷纭，故笔者作一考辨。这样我们可以把邓中夏到大连的时间大体确定在1924年春夏之交，并可以进一步考察出较为具体的日期。查，邓中夏到大连之前，在上海大学任总务长。我臆为本年暑假中夏同志到大连调查之后所写。这封信对研究邓中夏到大连的时间有极为重要的价值。1924年12月，邓中夏第二次到大连。

邓中夏到大连时间考

日本研究近代中国关系史的著名学者西村正雄，在1972年发表的《大革命时期的东三省——以劳动问题为中心》一文中说：1924年2月7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邓中夏曾在同年由中国共产党派到大连，通过中华工学会在工余开展对工人的教育活动。”对这个问题，我国学界缺乏研究，甚至连邓中夏到大连的时间，至今尚众说纷纭，故笔者作一考辨。

西村正雄说：邓中夏于1924年到大连，这确实没有错，但过于笼统，具体在什么时间呢？

我国工运史和党史研究界有4种说法。一是“1924年夏天”说。1962年出版发行的《大连机车车辆厂史》一书说：“邓中夏于一九二四年三伏天到了大连。”大连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发表在《大连日报》上的《邓中夏来大连》一文说：“邓中夏于1924年夏的一天到了大连。”二是“1924年秋天”说。《旅大日报》发表的《邓中夏同志在旅大》一文说：“1924年秋……邓中夏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到旅大视察共青团和工会工作。”三是“1924年冬天”说，如有一篇文章写道：“1924年冬，邓中夏到大连视察工人运动。”在上述意见相持不一的情况下，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折中的说法。如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董志正编著《旅大史话》一书说：“1924年下半年……邓中夏同志到大连检查指导工作。”1985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于士勤著《大连中华工学会》一书说：“1924年下半年……邓中夏同志亲自到了大连。”

我认为上述四种意见都欠准确。因为他们都把邓中夏到大连当成只有一次，而实际上邓中夏1924年曾两次到大连，一次是在6月，一次是在12月，兹分别考辨如下。

1924年6月，邓中夏第一次到大连。其根据是：

第一，杨志云在1959年9月23日所写的证实材料中说：“傅景阳对我们提到邓中夏同志于1924年暑假后来过大连视察过工学会，并对工学会的工作方法、前途、发展方针作了指示。中夏由上海来时是搭轮船航海来的，他的行装简单，只带一条毯子和几件随身衣服。到连时先到沙河口工学会，找到傅景阳。”

第二，1975年5月28日，唐韵超在一份材料中证实：“邓中夏1924年夏天来连，记得穿夏天衣服。”唐韵超等人在后来的回忆中还提到，邓中夏到大连时“穿着白衬衫”。

上面提到的杨志云、傅景阳、唐韵超等人都是大连早期地方党团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当年亲眼见到邓中夏，亲耳聆听过邓中夏教诲。他们所提供的材料是可信的，虽然相互之间有些出入，但有轨迹可循。杨志云说邓中夏行装中有“一条毯子”，而大连地区春夏之交的夜间气温，睡觉是需要盖毯子的。唐韵超等人回忆邓中夏来连身穿白衬衫也合乎当时大连春夏之交的时装特点。这样我们可以把邓中夏到大连的时间大体确定在1924年春夏之交，并可以进一步考察出较为具体的日期。

杨志云在证实材料中所说的“邓中夏1924年暑假后来过大连视察工学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查，邓中夏到大连之前，在上海大学任总务长。该校校长于右任系国民党元老，是个挂名校长，一切校务均由邓中夏主持。中夏同志致力于把上海大学办成培养我党干部的红色学校，平时极为繁忙，难能脱身。但他又是中共党团和工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肩负重任。因而他在学校放暑假后、开学前夕，抽空到大连调研和指导工作，实为情理中事——邓中夏当年著作可以佐证。

为反对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失败后“怀疑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错误观点，邓中夏作了大量社会调查。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状况，撰写了《我们的力量》一文，用确凿的事实证明：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袖地位”。邓中夏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大连工会。一处说：“南满路最近组织四百人”；另一处说，“大连组织三百人”。这正是1924年6月大连的两个工会组织的人数。前者系指大连中华工学会的会员数，后者系指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的会员数；都是很准确的。可见作者掌握的是第一手材料。《我们的力量》这篇重要历史文献发表在1924年11月出版的《中国工人》月刊上，写作时间肯定在10月之前。我臆为本年暑假中夏同志到大连调查之后所写。这并非主观推断，关向应同志的信，是最确凿的证据。

1924年冬，关向应赴苏联学习之前，曾从上海给其叔父关成玉、关成顺写下一封信。信中说：

……侄之入上海大学之事，乃系确实，至于经济问题，在未离连以前，已归定矣，焉能一再冒昧？当侄之抵沪为五月中旬，六月一日校中即放暑假……

关向应是1924年5月中旬，跟随中共派到大连开展工作的李震瀛离连抵沪，经邓中夏介绍进入上海大学学习的，后赴苏留学。从关向应的信中可知，上海大学从6月1日开始放暑假。这封信对研究邓中夏到大连的时间有极为重要的价值。(www.chuimin.cn)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认定：邓中夏1924年6月第一次到大连。这是可靠的结论。

1924年12月，邓中夏第二次到大连。其根据是：

第一，杨志云1925年1月10日给林育南的信。这封信的前半截是这样写的：

育南兄鉴：弟现已到大连，关于此间各项状况有中夏兄回去报告，以备大会讨论。弟现在正在着手整理内部工作，不久必有详细报告寄去，不过在大会前恐难寄去，而在大会中有中夏兄之报告亦可矣。

第二，杨志云1925年1月18日写给林育南、恽代英的信。信中说：“中夏同志到沪曾将连地各种情形有所陈述，兹不再及。今特将近来各种进行状况报（告）如后”。

杨志云系1924年初从大连抵沪，经邓中夏介绍，免试进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元旦之后，由团中央派回大连工作，1月10日抵连。

杨志云在前一封信中所说的“大会”，当是指1925年1月26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团的“三大”讨论议题中，有邓中夏所作关于大连工人运动和团组织建设的报告。从后一封信（这是杨志云写给团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邓中夏从大连返沪后，曾向团中央报告了考察大连的情况。又，杨志云在信中只谈“近来”情况，不谈以前的“各种情形”，这说明邓中夏到大连是不久前的事情，还表明杨志云离沪之前，已经知道邓中夏向团中央报告了大连考察情况。

查，1924年底，担任团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的邓中夏，作为团的“三大”的主要筹备者和领导者之一，为开好这次大会，曾四处奔波，调查研究，准备报告。可以认定，他正是在这个时候第二次到大连，调查研究了大连团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

邓中夏第二次到大连鲜为人知，细究其原因有三点。一是当年接待他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书记董秀峰及赵悟尘等支部委员都在解放前去世，无以为证。二是因为邓中夏第二次到大连的时间短，没有巡视工学会，工学会会员不得而知。而解放后的调查几乎都是取证于老工学会会员，所以他们都否定邓中夏于1924年冬来连，是不知也。三是调查者忽视了一些证实人的口述材料。如林升亭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记得邓中夏先后两次来大连，第一次是在五卅惨案前一年……第二次是组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这次也是五卅惨案前。”

林升亭已病逝，他是当年邓中夏亲自接见过的知情人之一。他所提供的情况本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因为调查他的时候，他的头上还有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所以尽管他一再说“邓中夏来大连我知道是两次”，并签字画押，但仍未被人们所承认。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1924年6月和12月，邓中夏的两次大连之行，把日本辽东租借地——“关东州”的工人运动引进了整个中国革命的伟大潮流之中。经邓中夏的推荐，1925年2月，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应邀出席了在郑州召开的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铁总执行委员。同年5月1日，傅景阳与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委员长赵悟尘应邀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赵悟尘与林伟民、苏兆征、刘少奇、邓中夏等共25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首届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次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强调：“须特别注意组织”大连等地的工会。这些都为大革命时期大连工运高潮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从此，大连以至于全东北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便是邓中夏两次大连之行的意义。

西村正雄在研究大革命时期东三省的工人运动时，特别提到1924年邓中夏在大连的活动，确有见地。

［原载《党史纵横》，1991年第3期］

邓中夏到大连时间考：1924年春夏之交，具体日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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