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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30年文选:深度解读工运史

【摘要】:简述中国工运史学科的形成过程王建初、孙茂生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中国工人运动的通史。这些专著对中国工运史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这样,中国工运史作为一门学科初成体系。这种观点把中国工运史从中共党史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中国工运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此外,作为中国工运史学科两翼工程的档案、资料和学科理论著述纷纷问世。这些都为中国工运史学科主体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简述中国工运史学科的形成过程

王建初、孙茂生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中国工人运动的通史。这本长达38万字的教科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工运史”经过漫长道路,终于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任何一门学科总是有着自己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工运史也不例外

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斗争早在19世纪40年代便已出现,但最初并未引起世人的关注,直到辛亥革命,工人阶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部分革命党人和学者才注意并着手研究这一历史现象。1912年以后,《东方杂志》等陆续发表的有关中国“劳动界”和“劳动争议”的文章,就是一个证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工人阶级日渐觉醒,并在五四运动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使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以“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为代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工人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文章。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上发表的《“五一”MyDay运动史》,不仅介绍了英、法等国工人阶级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而且运用唯物史观和方法论,引导人们去思考和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

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有关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被提到日程上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此特别加以强调,使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中国工运史研究热。1926年6月末,在省港大罢工鼎盛时期中国工会创办的第一所工人大学——劳动学院的教学科目中,《中国职工运动史》是必修课。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领导下开办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运动讲习所”的科目中,《中国职工运动史》的课时最多。除系统开设的“中国职工运动史”及“二七纪念”、“五卅运动”、“中国三次劳动大会”等专题课外,学校还开设了“湖北职工运动史”、“湖北工人目前的经济斗争”等地方工运史的专题课。这样,中国工运史的研究就从20世纪20年代的史前时期进入课堂教学时期,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初步形成了。

随着研究的发展,一批有关中国工人运动的专著开始出现。早期主要有:李立三的《中国职工运动概论》、瞿秋白的《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这些专著对中国工运史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其中尤以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最为突出。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是邓中夏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写成的。该书原定30章,但由于前三章需要大量的统计数字,而作者在国外,缺少有关资料,因而当时没有写,准备“日后再补”。后14章因为“中国革命新高潮之日益高涨”,作者不能不立即回国,也未写成,准备“将来有暇时再写”,并“定为下卷。”这样,作者只写完了原定书目的第4-16章,并定为上卷,先行出版。(www.chuimin.cn)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它严格地依据中国工人阶级自身发展(组织和斗争)的进程来谋篇布局,深刻地阐述了工运史上若干重大事件的历史地位。这样,中国工运史作为一门学科初成体系。该书已完成的上卷,于1930年由苏联中央出版局首次印行,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运史课堂教学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然而该书下卷,却由于邓中夏1933年的被捕牺牲而未能完成。1943年,解放社根据苏联的版本,第一次在国内正式出版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49年,人民出版社重印,对个别字句作了订正,增加了一些注释,并在书名下加“(1919-1926)”,以标明该书叙事时段。我们现在看到的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就是这个版本。

1939年5月,刘少奇同志在延安工人学校授课时,延伸了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下限,加强了它的理论色彩,从而充实了中国工运史的内容。但40年代的中国工运史的教学和研究进展缓慢。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工运史研究曾一度兴起。“文化大革命”前17年,国内出版有关中国工运史的小册子10本,有价值的论文资料100余种。1960年召开的全国工运史座谈会,对中国工运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把工运史作为党史的一部分,而没有把中国工运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才有了新的进展。

1980年10月和1983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廖盖隆在全国工运史工作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都强调:中国工运史“应当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不能说中国工运史是中共党史的一部分……两者是有密切联系的,并且有些地方是重合的。尽管有重合的地方,交错的地方,但两者的研究重点是不同的”。他还说,中国工运史是中共党史的“基础和主要支柱之一”,“因为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观点把中国工运史从中共党史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中国工运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

近年来,中国工运史研究得到空前发展。从专业研究机构来看,50年代末只有全国总工会和上海总工会两个部门,现在发展到上百家,各省总工会和大中城市总工会普遍建立了工运史研究室。不少学校开设了中国工运史课程。从专业研究和教学来看,已由几十人发展到1000多人。专著也开始出现。在这些著作中,属于全国工运简史性质的主要有两本,一是唐玉良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史略》,一是钱传水的《中国工人运动简史》;属于产业工运史性质的主要有薛世孝的《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和叶向欣等人主编的《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史讲义》。此外,作为中国工运史学科两翼工程的档案、资料和学科理论著述纷纷问世。随着研究的深入,在对中国工运史的定名、对象、分期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内涵、特点、主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识等重大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渐趋一致。这些都为中国工运史学科主体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人运动史》,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完成的。该书虽然存在一些疏漏和错误(如把1923年发生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排印成1922年,同一页上的时间错误竟有两处。类似的不应该出现的问题,书中有多处),但它毕竟是60多年来国内外中国工运史研究的集大成。它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工人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工运史教学没有统一教科书的局面。它标志着中国工运史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缓慢过程,终于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原载《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