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一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五一运动略史

五一运动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运动，是国际工人运动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五一运动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成为世界五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的重要方面。但关于中国五一运动的形成及其发展状况，迄今尚无人进行深入的研究，略有涉及的几篇文章，不系统不全面，且多疏漏和错误。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个重大课题做一较为全面的探讨。

一、五一运动的滥觞：1886年5月1日

1.五一运动胚胎于八小时工作制

五一运动源于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一国际劳动节“胚胎于八小时工作问题。”^[1]换言之：五一国际劳动节源于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它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新阶段的突出表现。

19世纪8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但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却长达12～16小时。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1884年10月7日，美国和加拿大的8个进步工人团体在芝加哥召开大会，讨论如何组织工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改善劳动条件。大会决议：以每年的5月1日为期，举行总同盟罢工，要求实现每日8小时工作制；并决定：1886年5月1日为第一回示威运动的日子。

1886年“五一”这一天，以芝加哥为中心，美国工人举行史无前例的大罢工。火车停驶，机器停转；20多万工人走出工厂，涌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唱：“从今以后，一个工人，也不可作八小时以上的工作！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2]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下，持续多日，迫使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屈服，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十二万五千人得了八小时运动的成功。”同时，各国工人积极响应，相继发生了英国伦敦工人大罢工、法国工人大罢工，等等。“1886年的5月1日，这样成了全美劳工大胜利的纪念日。”^[3]震撼了整个欧美的资产阶级，美国统治当局惊慌失措，派出大批警察实行镇压。5月3日，警察开枪打死打伤多人。这一暴行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极大愤慨。5月4日，3000多名工人在草料场举行抗议集会，当会议将要结束时，180名武装警察闯进会场，强行驱散群众。一名暗藏的破坏分子趁乱向会场投了一枚炸弹，炸死一名警察。警察随即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200多人。

反动统治当局一手制造了芝加哥草料场血案后，用重金收买假证人，诬告斯比斯等8名工人领袖是“投掷炸弹者”，判处7人绞刑，一人15年徒刑。判决一经宣布，美国各地工人立即掀起抗议浪潮，一些欧洲国家的工人也纷纷举行声援。反动当局不顾世界舆论，于1887年11月11日杀害了斯比斯等4人。斯比斯临刑前大义凛然地说：“我们在坟墓里的沉默，比我们演说更能打动人的时候就要来到了！”欧美工人阶级没有被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他们继续进行英勇斗争，掀起了工人运动高潮。6年以后，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斯比斯等8名工人领袖无罪。1893年6月，美国工人树立纪念碑，上面刻着：“草料场案件殉难者”，永远铭记他们对五一运动兴起的伟大历史功绩。

1889年7月14日，在国际无产阶级领袖恩格斯的关怀和指导下，法国、德国、英国等共22个国家的工人代表，汇集巴黎市中心的贝德尔大厅，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第二国际。在大会上，法国代表提出“世界上的劳动者，为了从各自的政府获得八小时劳动制，必需在一定的日子作普遍的，而且是国际意义的表示”的提案。大会审议通过这一提案，作出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为纪念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从1890年开始设立劳工总同盟罢工日——每年的5月1日举行“热烈的示威运动”。

根据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890年，国际无产阶级第一次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5月1日那天，欧洲、美洲的工业城市都有大规模的工人罢工、示威或集会演说，许多地方还有学生和其他劳动人民参加。在金雀花和樱花盛开的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的群众达25万人，设立16个讲坛；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分台演说。70岁高龄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登上红旗簇拥的第6号讲坛，发表了具有远见卓识而又激励人心的“五一”演讲，向各国工人群众发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气壮山河的动员令：“斗争已经开始，红旗已经展开。胜利已有保障。前进！”讲坛下万众欢呼，红旗舞动，场面宏伟壮观。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第一次为反对国际资产阶级而采取的伟大的共同行动，显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空前未有的团结一致和战斗精神，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恩格斯在写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极为兴奋地叙述了他发表演讲后的心情：“当我从那辆当讲坛用的旧货车下来的时候，四十年来第一次又清晰地听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声音，我觉得自己似乎高了好几寸。”“总而言之，这是这里从未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这一天，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德文修订第四版写了序言。在序言结尾，他兴奋地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两洲无产阶级正在检阅着自己的力量，他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资本家和地主们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已经联合起来了。”^[4]

1891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工人大会决议：5月1日“不单是要求八小时劳动制的日子，而且是要提高劳动者的自觉和加强他们要求解放之决心的日子”^[5]。因此，更提高了这个日子的积极的意义。1900年，亚摩斯尔会议决议，把这个日子命名为“国际劳动日”，又名“五一劳动节”^[6]。从此，全世界无产者年年都要用战斗来纪念自己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旧世界发起勇猛的冲击，夺取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五一运动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2.俄国初期的五一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各国工人阶级最初几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在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领导下进行的，起到很好的团结教育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作用。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开始利用“五一”集会、游行，散布改良主义思想，“他们把表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检阅无产阶级力量的‘五一’变成一个不防碍资产阶级的庸俗的节日。”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工人阶级把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与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联系起来，使5月1日真正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节日。俄国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节，是1891年在华沙秘密举行的。1893年第一次在本土莫斯科公开集会，散发传单，纪念“五一”节，虽然被沙皇军队驱散了，但以后在俄国各大城市举行“五一”节纪念活动的人越来越多^[7]。当时俄国工人阶级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列宁的领导下，准备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1900年的“五一”节，在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梯弗里斯、基辅、罗斯托夫和俄国其他大城市，工人都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哈尔科夫的示威游行，受到列宁高度重视。列宁在给《哈尔科夫的五月》这本小册子写的序言中指出：“哈尔科夫的五月带有著名事件的色彩”，它“表明了俄国工人的政治才能”。列宁还仔细地研究了这次游行示威的经验教训，针对其中缺点，指示：“现在就要注意使下次的庆祝活动能够在尽可能多的中心城市里展开，能够更加振奋人心，使运动的参加者不仅人数多，而且组织性强，觉悟程度高，同时还决心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俄国人民的政治解放，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发展和为社会主义公开斗争的自由天地。”^[8]遵照列宁的指示，1901年和1902年，俄国的五一运动有了重大发展。1901年，彼得堡奥布哈夫工厂的“五一”罢工，工人与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被称为“奥布哈夫防卫战”。1902年的俄国五一运动，据不完全统计，36个城市的工人举行了英勇的斗争。无产阶级著名作家高尔基在其名著《母亲》一书中，热情地描写了是年索尔莫夫工厂工人举行的五一罢工和示威游行。1903年“五一”节之后两个月，按照列宁在《火星》报上提出的党纲和思想原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了国际无产阶级第一个真正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次大会上，列宁亲自起草了关于“五月一日”的决议草案，规定：“代表大会确认庆祝五月一日已成常例，因此提起一切党组织注意，要选择当前条件下最适当的时间和方法来庆祝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国际节日。”^[9]从此，俄国的五一运动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化的阶段。

1904年的“五一”节，俄国处在国内大革命的前夜，工人群众用沸腾的斗争，纪念了这个节日。列宁在为是年“五一”节写的一个传单中，把这个“五一”节称为全世界工人“庆祝他们自觉生活的觉醒，庆祝他们在反对一切人摧残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和千百万劳动人民摆脱饥饿、贫困和屈辱的斗争中的团结”的日子。他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应该“让五一节吸引成千上万的新战士参加我们的队伍，为全体人民的自由并使全体劳动者摆脱资本的压迫的伟大斗争中成倍地增强我们的力量。”^[10]

1905年和1906年，俄国无产阶级在全国大革命的风暴中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1905年的“五一”游行示威在许多地方发生了和军警的冲突，工人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用总罢工来抗议反动军警的屠杀。全俄各地参加5月罢工的工人共计20余万，罢工和游行示威在5月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列宁为1905年的“五一”节草拟了一个“传单提纲”和一份正式传单。在“提纲”和传单中，列宁号召俄国的工人农民“拿起武器”，“组织战斗队”，等待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让今年的五一节成为人民起义的节日”。列宁还特别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他说：“全体工人是弟兄，他们的坚固联盟，是全体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人类争取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唯一保障”，号召全世界的工人，在五一节“要庆祝他们渴求光明和知识的觉悟，庆祝自己结成一个兄弟联盟来反对一切压迫，反对一切专横，反对一切剥削，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而斗争。”^[11]这得到俄国工人阶级的积极响应。1906年，在彼得堡参加“五一”罢工的人数有10万，在莫斯科有5.8万人，在敖德萨，140个企业的数万名工人举行了罢工。

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失败后，全俄工人阶级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但他们每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1905年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12]。“该组织的主要基地是俄国工人与中国工人并肩工作着的铁路总工厂”^[13]。从此，“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实行着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团结了北满的俄、中两国工人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同年11月11日，哈尔滨铁路总工厂（旧称“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前身——笔者注）的俄国工人为了反对军管和加班加点，举行罢工；全厂的中国工人也都参加了罢工。11月24日，哈尔滨铁路总工厂中、俄工人代表召开了包括中东铁路沿线各站、段代表参加的工人大会，成立了由65名中、俄工人代表组成的特别罢工委员会，决定实行全路大罢工。全线停运，给霍尔瓦特为首的沙俄中东铁路局以沉重打击。^[1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直接发动和领导了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和中东铁路的中国工人斗争，而且影响了松花江的航运业和哈尔滨的面粉制造等行业的中国工人。伊曼颇（一面坡）啤酒厂的中国工人、哈尔滨的马车夫和搬运工、中东铁路东段全线几千名修理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先后举行罢工。

1906年1月16日，中东铁路的俄国工人在哈尔滨召开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定：“立即着手以中东铁路各工厂及机务部门工人为主，组织工会联合会。”^[15]同年11月，哈尔滨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强调：“布尔什维克应当充分利用根据中俄协定和《朴茨茅斯条约》在哈尔滨建立的制度所允许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性，不仅扩大在俄国工人中间的革命工作，而且要扩大在中国工人中间的革命工作。”从此，“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努力使自己在中国劳动者之间的工作具有经常的性质。”^[16]他们在吸引中、俄两国工人参加工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通过1907年底开始合法活动的哈尔滨职工总会，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工人中间的工作范围。据当时的职工总会领导人舒米雅茨基回忆：“我们不仅是偶然地保持我们与中国工人的联系——不，我们在他们中间相当有计划地经常地进行工作，不仅努力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而且还培养他们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清朝专制政治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先锋队。”^[17]

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和哈尔滨市的中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日渐提高。1907年初，哈尔滨铁路总工厂俄国工人准备罢工、集会，纪念1905年革命两周年，被铁路局探知，10名罢工组织者遭到逮捕。中国工人坚决支持俄国工人的斗争，他们互相传递消息说：“沙皇杀了俄国工人，所以我们也要罢工。”^[18]1月9日，哈尔滨铁路总工厂的中国工人同俄国工人一道举行大罢工，要求释放被捕的俄国工人，取得胜利。同年春，主要是由俄国工人组成的哈尔滨印刷工会发动罢工，在他们所提的复工条件里，包括“提高在俄国人印刷所工作的中国工人的工资并改善其劳动条件”的要求。布尔什维克还印发了中文特别宣言，说明俄、中两国工人共同斗争和互相声援的必要性。“中国工人友好地支援了自己的俄国同志，并因此帮助罢工取得了胜利”。^[19]

嗣后，布尔什维克和俄国进步工人更加主动更加经常地向中国工人介绍俄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事迹，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就是这样在日常交谈中由俄国工人传播给中国工人的。布尔什维克还把俄国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情况告诉中国工人。中国工人第一次听到这些新鲜事，第一次知道工人还有自己的节日，非常渴望亲自纪念它。1907年俄国旧历5月1日（公历5月14日），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及中东铁路的一些俄国工人在哈尔滨道里市立公园和松花江十字岛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一些中国工人自发地参加了集会^[20]。关于参加集会的人数和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没有发掘出更多的资料。但根据现有的我国地方史研究和工运史研究成果，可以认定，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

二、中国五一运动的发轫期：1908-1919年

1.1908年：中国最早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

中国最早的“五一”节纪念活动发生在哈尔滨。这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当时纵贯哈尔滨境内的中东铁路为沙皇俄国管辖，以铁路为大动脉的哈尔滨工业，控制在沙俄统治者手中。俄资工厂里既有大批中国工人，又有大批俄国工人。彼此虽然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工资待遇等也不尽相同。但共同的阶级利益，不能不把两国工人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08年3月，在哈尔滨自治市政局选举中（1907年，沙俄非法成立“哈尔滨自治市”，妄图把哈尔滨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布尔什维克组织以“工人团”的名义，“提出了广泛的国际主义纲领，甚至提出与满洲占领者斗争及武装人民的要求”^[21]。这“给予了哈尔滨和中东铁路区内的中国劳动者重大的影响”^[22]。在选举期间，哈尔滨的商业资产阶级“不敢公开地表示自己的立场，只满足于印刷出来的‘保护秩序’这个号召。中国的工人和城市贫民都公开拥护‘工人团’的纲领”。^[23]

前苏联学者A·H·赫菲茨曾在《二十世纪初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联系》一文中写道：“中东铁路区内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对于扩大俄国革命运动对中国的影响这件事，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中东铁路线上俄国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斗争，不能不影响到中国的工人。”事实正是这样，或者说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哈尔滨的中国工人第一次自己组织起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哈尔滨铁路总工厂机车分厂工人吴泰，曾经到俄国做苦力，粗懂俄语。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吴泰成为中国最早具有革命觉悟的工人。他技术水平高，热心为大家办事“，又”有些斗争经验，在工友中间很有威信。1908年4月，吴泰多次对中国工人讲：各国工人都纪念五一节，中国工人为什么不能纪念？今年“五一”节，咱们三十六棚工人就开个纪念大会，也叫大总管和霍尔瓦特知道中国工人不是好欺负的。他的倡议，得到中国工人的热烈响应^[24]。还有人建议吴泰和俄国工人商议，采取共同行动。打入哈尔滨铁路总工厂机械分厂当旋工，化名“西林”的布尔什维克、哈尔滨职工会总会领导人舒米雅茨基等俄国工人，坚决支持中国工人的主张，并开始秘密准备工作。

吴泰与西林等中、俄工人代表几次碰头，商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开会的办法，并推选出组织五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的领导人；决定除本厂中、俄工人之外，还要联络中东铁路各站、段工人和哈尔滨市各行各业工人参加集会。一些中国工人通过同乡、同行等社会关系，广泛动员工友参加大会。4月下旬的一天，吴泰等工人代表推选出的“五一”节纪念活动领导人，在天仙剧场（哈尔滨道里西十五道街）召开“五一”节纪念大会筹备会议。他们以说书为名，包场把门。邀请的各产业各工厂的工人代表到齐后，吴泰和大家见面。他从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罢工，争取“三八”制讲起，说到他在彼得堡做工时，亲眼所见1901年俄国工人“五一”大罢工的经历，讲述了今年哈尔滨中俄工人联合罢工、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及行动计划。他讲得透彻明白，与会的工人代表一致表示拥护，并共同商定了队伍集合、出发等具体事宜。

4月30日傍晚，吴泰和西林分别召集哈尔滨铁路总工厂的中、俄工人开会，宣布5月1日罢工。中国工人大会在机车分厂召开，吴泰向1000多名中国工人讲话，号召大家向俄国工人那样进行斗争，争取8小时劳动制和提高工资，反对沙皇的剥削和压迫。俄国工人集会在机械分厂举行。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大总管巴切罗夫得知消息，立即向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作了报告，并根据霍尔瓦特的旨意采取破坏措施。他们派出大小监工，四处软硬兼施地拉拢工人说：明天上工干活的发给两天工钱，以后给涨工资。当天晚上，他们还到处张贴用中、俄两国文字书写的路局镇压罢工的《第六八号命令》，威胁工人：“对擅离职守或旷工者，负刑法第三八四条规定的罪责，处以四个月到八个月的监禁。”^[25]识字的工人把“命令”念给大家听。许多中国工人坚定地说：“不听他那一套，明天坚决罢工，一定要纪念‘五一’节。”^[26]

1908年5月1日（俄国旧历；公历5月14日），哈尔滨的数千名中国工人一大早便从四面八方向松花江边汇集。哈尔滨铁路总工厂、机车库的全体中、俄工人和哈尔滨面粉厂、码头、中东铁路各站、段的中、俄工人陆续来到预定的会场。有些远道而来的中国工人，头天夜里便赶到了。许多店员、学生和市民也跟随着工人队伍来到会场。太阳刚刚升起，松花江畔便聚集了好几千人。中东铁路和哈尔滨市的沙俄当局调动“护路军”前往弹压。吴泰和西林等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的组织者闻讯，当机立断，决定渡江到松花江北的太阳岛上开会。吴泰派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工人柴好与停在江边的货船联系。货船装卸工人头领张永贵、唐二虎和刘善人听说情况后，爽快地答应借船，不长时间便串联和组织好停泊在江边的所有货船和一百多条大小帆船。上万名工人雷厉风行，当沙俄“护路军”赶来镇压时，他们已全部过江。因为太阳岛归中国东北地方官厅管辖，不属中东铁路范围，“护路军”不敢渡江，恐怕遭到中国工人的抵抗，被动挨打，“或引起外交纠纷”^[27]，只能望江兴叹。

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在太阳岛临江的一片高坡地上举行。工人们在会场四周插上红旗。旗子上写着“五一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战斗口号。上午9时，大会正式开始。俄国工人代表首先讲话。中国方面的铁路工人、面粉厂工人、码头装卸工人的代表等随后相继讲话。吴泰最后讲话。他愤怒地揭露了沙俄当局阻挠和破坏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卑鄙伎俩，以到会的上万名工人和大会的名义，向沙俄中东铁路当局提出五项要求：一、实行八小时劳动制，废除十小时劳动制；二、加班加点必须发给合理工资；三、不准打骂工人，不准无故裁减工人；四、中俄工人待遇要平等，力工不受歧视；五、工人要有放假庆祝“五一”节的权利，工资照发，不得迫害参加庆祝活动的职工^[28]。大会发言非常踊跃，直到下午3点钟才结束。松花江南的一些工人家属、市民和太阳岛附近村屯里的许多农民也参加了集会。“大会进行了六个钟头，参加者约一万人。”^[29]

这次声势浩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充分显示出中、俄两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震惊了沙皇俄国统治者。俄内阁总理斯托雷平责令主管中东铁路局的财政大臣柯卡伏采夫“对这件事作出特别说明”^[30]。中国东北地方官厅也被此事震惊，曾专门派员调查。

上述事实表明：1908年，哈尔滨的中国工人有组织地举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是第一次，对后来的中国工人斗争和中国五一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909-1917年：“五一”节纪念活动在中国由北向南波及

1909-1913年，是俄国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全国布满了绞架，人民称之为“斯托雷平的领带”。列宁曾经写道：“在俄国，沙皇制度的迫害，从来没有这么猖獗，绞刑架在这五年中的活动，打破了俄国历史中三百年的纪录。”^[31]这个时期，斯托雷平统治下的“哈尔滨自治市”同样布满绞架。他们把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当作镇压工人运动的重点。警察和暗探遍布工厂内外，对中、俄工人实行严密监视。中、俄进步工人动辄遭到逮捕，能容纳500人的哈尔滨大监狱，总是塞得满满的。白色恐怖加上鼠疫为患，哈尔滨中、俄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一度被迫中断，但“五一”节的火种，却没有在中国境内熄灭，而是由北向南，很快波及广东。

1912年5月1日（俄国旧历），哈尔滨铁路总工厂的中国工人又一次与俄国工人一道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而罢工一天。翌年，广州的一些团体组织了中国南方最早的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由华侨工会、机器工会和一班社会主义者联合举行庆祝，那天其他的工会也有派代表到会”^[32]的。这次集会虽然规模不大，我们也尚未发现它与布尔什维克或与哈尔滨工人纪念“五一”节的活动有联系。但它纪念的是工人阶级的节日，“从这次每年广州都有‘五一’纪念的运动。”^[33]这就不能不在中国南方播下一颗革命的火种，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起到南北遥相呼应，向中原大地渗透五一国际劳动节影响的作用。

随着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发展壮大，1917年，俄国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尼古拉二世反动政权。中东铁路和哈尔滨的中国工人积极支持和参加了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是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一些参加过1908年“五一”节纪念活动的中国工人与俄国工人，分别发动全市各行各业的工友，准备举行“五一”大罢工和集会游行。

1917年5月1日，哈尔滨铁路总工厂、机车库、火车站、中东铁路印刷厂和货栈、商场、作坊的中国工人与俄国工人一道，高举红旗，抬着“工党万岁”“要求民主”“要求增加工资”等大幅标语牌，汇集到哈尔滨市内秦家岗（今南岗）教堂前，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34]。会后整队游行至三十六棚（哈尔滨铁路总工厂），“沿途观者无不欢迎”^[35]，不少市民加入游行队伍。大队越走越长，其声势之大，为中国前所未有。哈尔滨铁路总工厂中国工人联合其他行业的中国工人，发动这次“五一”集会和游行，明显地是受到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也是对沙皇势力的沉重打击。它显示出以铁路总工厂为主体的哈尔滨中国工人的斗争力量逐步发展壮大。《远东报》在是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的报道中说：“哈尔滨及其他各城，今皆开会庆祝，三十六棚华工亦与俄国工党联为一气……中国之工人亦愿与俄人结为一体，逆料世界大同之日将不远矣。”^[36]

在俄国革命高潮的影响下，1917年“五一”大游行之后，中东铁路和哈尔滨的中国工人掀起了新的斗争浪潮。6月9日，中东铁路各站中国工人联合罢工，向沙俄铁路当局提出“中国工人与俄国工人的待遇要一视同仁”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三项要求，罢工坚持20天，迫使路局完全接收条件，沉重打击了沙俄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3.1918-1919年：中国五一运动的萌发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维埃政府随即改组了帝俄的中东铁路局。哈尔滨俄国士兵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撤销霍尔瓦特及其助手在铁路管理局的职务，任命布尔什维克党人接管铁路管理局，中国工人和俄国工人一道热烈欢呼和庆祝。反动的中国军阀政府竟照会俄国公使：中国决定“以实力赞助霍尔瓦特，维持北满秩序。”并派军队保护霍尔瓦特将军府，以武力解除哈尔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俄武装，进驻苏俄军队营房，将4000多名苏俄官兵遣送出境。在中国军阀政府的最后通牒下，哈尔滨市俄国士兵代表苏维埃被迫解散。但正如是年底召开的最后一次哈尔滨市士兵苏维埃会议决议案指出：“苏维埃的活动对中国工人发生了革命化的影响”。^[37]

在新的困难情况下，哈尔滨的中国工人在秘密的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和职工会的领导和影响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1918年1月5日，哈尔滨铁路总工厂“爆发了以中国工人为主体的大规模罢工运动”^[38]。罢工人数达2250名。这场反对霍尔瓦特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大罢工，在一周内波及整个中东铁路。哈尔滨机车库的700多名中国工人和1000多名铁路装卸工人也参加了罢工，造成600余辆货车积压，迫使路局不得不答应中国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罢工坚持10天，取得胜利。

1918年5月14日，中东铁路沿线和哈尔滨停止使用俄历，实行公历。恰值俄国旧历5月1日，正是以往中、俄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日子。为向苏维埃国家和中、俄工人阶级共同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翌日，哈尔滨铁路总工厂中、俄工人发起中东铁路全线大罢工，使路局损失约30万卢布。这应该看作是以往的哈尔滨中、俄工人“五一”节纪念活动历史的继续。因为哈尔滨中、俄工人历来都是在俄国旧历5月1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虽然这一年的2月1日，苏俄政府已宣布改用新历，以2月14日代替2月1日，删去中间的13天，但在中东铁路和哈尔滨暂时没有实行。有的同志因此而否认1919年之前中国工人与俄国工人共同举行的“五一”节纪念活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放眼西欧国家，也不都是在公历5月1日这一天纪念国际劳动节。如英国工人阶级是在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纪念活动。五一国际劳动节本来就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在特定的地域，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工人与俄国工人共同在俄国旧历5月1日纪念自己的节日，这显示出中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影响下政治上的进步，绝不应该成为否认中国工人觉悟程度的理由，更不应该加以抹煞或采取不承认主义的态度。

我国史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样，‘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宣传和纪念活动也是通过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媒介而开始的。”^[39]如果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包括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之内，这种说法没有错。

最早把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欧洲工人阶级纪念这个节日的消息传播到中国的，是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1904年10月28日，《大陆》报第九号刊载《德国劳动者祝典》一文，简略地报道了德国工人和“英、美、法等国之劳动者”纪念“五一”的消息。《大陆》报系“丛报”性质的月刊，创刊于1902年12月9日，是留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个报刊，以政论为主，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它第一次把五一国际劳动节介绍给中国人民。1906年6月30日，《民报》刊载了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宋教仁翻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署名强力斋）。该文的第一回、第五回、第六回依次介绍了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关于五一运动的决定，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民报》是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于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创办的同盟会中央机关报，“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定使正义……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为宗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系宋教仁从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中译出，“是早期《民报》的有影响的重要文字。”^[40]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把五一国际劳动节介绍到中国，但仅囿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报刊的为数不多的读者，也未举行任何纪念活动，没有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上述1908-1919年中国“五一”纪念情况表明，受到俄国革命影响的中国工人才是中国五一运动历史进程的最初的发轫者。

另一方面，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对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如中国第一个以“劳动”一词命名的杂志，1918年3月创刊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劳动》第1卷第2号（1918年4月20日出版）曾发表一篇署名“弹指”的《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文章指出：“公历一千八百九十年，各国工党始举行第一回之五月一日大祝典，祝胜利也……五月纪念日之第二十六周，东欧有大国焉，扬旗伐，声容惨淡，非俄民之奋起而为社会革命之先驱耶？瞬而又二十七周矣，其色彩有增绚烂否，是未可知。若吾东亚老邦，觉此日有些微兴致者，除我数辈‘劳动’残民之外，直无人焉，则智愚之相去可知也。然而四百兆人中，庶几尚有数辈，则尽人久愚为必不能之言”。文章痛斥了中国对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淡漠。虽因该刊为文言文，出刊时间不长，但该文在中国社会却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如李大钊在1920年5月1日发表的《“五一”MayDay运动史》一文中曾写道：“二、三年前，《劳动》杂志上有过一个题目：《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那时中国人对于这‘劳工神圣’的纪念日，何等淡漠！”同日发表的《上海工人宣言》写道：“我们上海各业大部分工人同时休业，举行第一次世界劳动纪念大会……这一个事实，能够使全世界的朋友认识不入支那人清梦的五月一日这一个可羞的批评，更由吾人今天的努力稍微洗去一点。”

1918年5月1日，广东劳动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其中多为无政府主义者）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是日到会庆祝者，极形踊跃，如机器总会、雄球织丝厂、士敏土厂、兵工厂、印字行、茶居行、理发行、广东工团、共和工党、东山铸像公司、东山瓦窑、集议所、建筑画则各工程司、宏仁演说会、各级记者等，共一百六十余人。演说发挥工作八小时之原理，失学创习之方法，及劳动主谛之精神最详。”会议中间还插以“游戏化装世界各国工人，舞蹈庆祝”。《劳动》第1卷第5号以《广州第一次劳动节纪念》为题，对此加以报道，称赞：“此举诚广东空前之盛事也”。

1918年5月20日出版的《劳动》第1卷第3号，以《五月一日之上海》为题，详细报道了上海小贩数千人为反抗英国工部局加捐而举行“同盟罢市”，遭到武装警察开枪镇压的消息。文章一开头便尖锐地指出：“五月一日，为世界劳动者同盟罢工纪念之期……故各国富贵阶级者，一到此五月一日，未有不手忙脚乱，胆战心惊。独在吾国，则暴动也，罢工也，皆寂无声息，劳动者之脑中，直连此五月一日之观念，半点无有。因之，富贵社会在他国则傈傈危惧者，在中国则泰然视若无睹。盖明知吾民反抗强权之力薄弱，庸懦可欺也。今岁之五月一日，则不仅视若无睹而已，上海小贩之加捐，不先不后，却于此工人大节之五月一日开始实行矣。侮辱吾民，莫此为甚。然不意沈酣轩睡中之劳动家，竟能恍然觉悟，大声疾呼，使同盟罢工，抵抗苛捐之举，活现于五月一日之中国，而为中国之五月一日史中，唱一开场锣鼓也。”文章还以上海小贩罢工风潮为中心，介绍了是年五一上海工人的觉醒：“方此次风潮汹涌激荡之时，他处复有少许应声。如浦东，则有祥生铁厂冷作工人，因受印捕凌辱，一时大动公愤，同盟罢工，聚众示威；及某烟厂女工，因工值问题，聚众要求，联同罢工之事。常熟则有肉店反对加捐，罢市数日之事。亦可谓风起云涌，极一时之伟观矣。不谓风潮宁息后之二日，复有建筑业水木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价之举。”文章最后指出：“上海之前月人力车夫风潮发生后，今复续续有此数事适发生于此神圣壮严之五月一日，竟敢罢市抗捐，反对官厅之威权，而争其应有之权利，集议同盟罢工数日，郁成五月一号之奇观。虽工人智识不开，世界潮流，非所深晓，且举动幼稚，方之外国，诚有见笑大方者。然在此凡百幼稚中国，即稍有反抗强权之端倪者，亦已足贵。”^[41]文中对上海工人运动的进步，近于欢呼，明显地反映出积极推动中国五一运动萌发的倾向性。

中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虽然不完全是“通过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媒介而开始的”，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确起到了相当大的“媒介”作用。其贡献最大者为李大钊。

1919年5月1日，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李大钊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大张旗帜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期“专号”发表了李大钊撰写的《“五一节”MayDay杂感》一文（署名“守常”）。文章指出：5月1日是工人“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取得成功的日子，是“工人的祝典日”；文中预言：“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是著名学者，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他在《“五一节”May Day杂感》中提出的工人“直接行动”的口号，不仅擂响了中国五一运动的战鼓，而且发出了一个伟大的动员令，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号角。

《晨报》副刊《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其他几篇文章，有的从“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三个方面分析了人类的三大基本权利，指出这种普遍的权利是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容的，“因为近代的社会组织，在欧洲则中产阶级，在我国则军阀官僚，操政治上的支配权。他们只知道利用权利，伸张拥护他们特别阶级的利益，满足他们的资本欲、政治欲。”所以“要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非使我们劳动者，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占得中心的地位，我们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人类三大基本权利》）有的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谈起，简略地说明了，由于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资本产业的无政府状态，经济恐慌的不可避免，机器排挤工人以及工人的贫困化，而造成“社会上的贫富不均”，因此就要产生无产阶级革命，“如今俄罗斯、奥地利、匈牙利和德意志各国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要彻底的改革这个贫富不平均的革命了。”同时作者还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不是我们中国土匪说的什么劫富济贫。他们知道贫富不平的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大字，所以他们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废止这种私有财产、私人企业的社会制度。”（《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有的文章则从“劳动者的权利”出发，说明了劳动的意义、劳动者的伟大，揭露了现在社会制度的黑暗和不合理，并提出了劳动者应该争取“生产机关公有”和“教育平等”的权利。这些观点尽管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当时能够在报纸上专号整版发表这些文章还是很有意义的。在此之前，虽然哈尔滨等地的工人有过纪念“五一”节的活动，但只是局部的孤立的行动，广大的中国工人还不知道有自己的节日；更不知道用“直接行动”来纪念它。《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之后，经过李大钊等人的大力宣传，五一国际劳动节才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一年一度的固定节日，才年年有越来越多的群众举行纪念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有力地催生了中国五一运动的萌发。

三、中国第一次五一运动：1920年

1.北京第一次五一运动

1920年，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地区第一次出现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性活动。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是1920年中国北方“五一”纪念活动的中心。北大学生5月1日举行罢课，上午9时，校工和学生500多人在北京大学二院礼堂召开纪念会。李大钊在大会上讲话。会上散发了传单，号召人们“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向光明的地方去。”这些传单是李大钊“费了几天时间”写成的，“同时还寄往南口、石家庄、唐山等处工厂散发。”当天上午，得到李大钊帮助在北京大学旁听的“工读互助团”的何孟雄等8人，雇了两辆汽车，分头到东城和西城散发传单《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他们沿途高呼“劳工万岁”等战斗口号，宣传车前悬着“五一万岁”、“劳工神圣”等鲜红的横幅，“车后还竖着面表现革命精神的赤旗”，十分引人注目，在全市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反动军警分别在骡马市和王府井阻截了这两辆宣传车，并将车上的8名学生逮捕。同日，李大钊指导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50人，分成5个组，于上午10时从学校出发，沿街讲演《五一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等，“听诸颇多”，甚为热烈。

在李大钊的带动下，5月1日，北大学生散发了数千张《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第二天，一些报纸在报道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中指出：各地散发的宣传品，“以北大劳动纪念会所印之《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最为激烈”。确实如此，这个《宣言》不是空喊“劳工神圣”一类词句，而是具体地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目前要求和长远奋斗目标。它告诉广大劳动群众：“我们大家都要联络起来，把所有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的手里。这时候，谁还敢来压制我们呢？我们的劳工朋友呵！快快起来”。这些精神同李大钊在《“五一”MayDay运动史》中所阐述的革命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它表明经过大钊的传播，北京的进步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懂得五一运动的意义，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我们有一层要知道，就那张传单的宣言，不可轻易看过。这次的劳动运动却与向来外国‘五一’运动有些不同，就是带有社会革命的色彩，不可不算是中国‘五一’运动的特点。”^[42]反动统治当局对此惊恐不安，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北洋军阀政府一面张贴布告，恫吓群众，一面派出鹰犬，加紧巡逻。5月1日，在前门出动3000多名军警，捕去何孟雄等20多名学生。经李大钊多方营救，联络8校的校长联名保释，好不容易才使学生获释。

1920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中国五一运动大大推动了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北京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按照李大钊的指示，不顾反动派的阻拦和迫害，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同年10月便建立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年五一运动的直接领导者李大钊及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张国焘等，都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

2.上海第一次五一运动

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1920年，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1）“五一”节纪念活动的筹备与北洋军阀的禁止

1920年4月18日午后1时，上海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楼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的代表，于中华工业协会事务所召开“筹备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联席会议”。中华工业协会代表黄介民主席，报告开会理由。他说：五月一日为世界劳动纪念日，凡我各界同胞，当积极团结，开一次大会，以为全国表率，以应世界潮流。次由各会代表朗润身、陈家鼐、林颖超、李伍林、黎国良、黄鼎奇等，先后发表意见，计议除电车、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外，全市工人均休息一日；希望学生联合会及各团体，参加运动，以促进“劳工神圣”观念的树立；并以联合会名义，通电全国。陈独秀在发言中主张纪念会名称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用上海各工会名义发起，并由各工会推出三人为筹备代表，分任进行。陈独秀还在会上作了《劳工要旨》的演讲，强调：要注重各业分会之组织，急谋工人本身的利益，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积极从经济方面着手，再图解决工人的一切问题。联席会议公推陈独秀、杨松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筹备会”顾问。^[43]

4月23日，上海各界联合会发出公告，宣布“五月一日为世界劳动者与资本家及他种强权奋斗之历史纪念日，本埠工界，于是日列队游行，藉作纪念，诚为上海工界彻底觉悟之第一次。”如何进行这次纪念活动呢？《公告》提出办法于下：“（一）各团体、学校、商铺及住宅，悬挂国旗；（二）各工厂、各商铺放假，仍给工资；（三）各团体及各界赠送物品：（甲）旗帜（旗头红色），（乙）徽章、茶点；（四）各团体、各学校列队，或派代表赴会。”^[44]

4月26日下午1时，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全国工界协进会、工界志成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团体，再次于中华工业协会召开“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筹备会议”，议决：会场定在公共体育场；分派代表，与各界人士接洽；备就对工人、厂主、店东、报馆的通告及传单，先行分发。传单内容如下：“今天五月一日是什么日子？是全世界工人底纪念日子。五月一日是什么纪念？是‘做工八点钟，休息八点钟，教育八点钟’运动成功底纪念。这个运动怎么会成功的？是世界劳动者的‘血’同‘汗’造成的。我们不该空过这个日子。我们努力造成这个日子，我们永远纪念这个日子。我们今后在甚么地方开这纪念大会？在西门公共体育场。是什么时间开会？准午后一点钟。会场秩序：（一）军乐队，（二）童子军，（三）学生队，（四）商团，（五）劳动队各赴会场，（六）同唱劳动歌，（七）演说，（八）摄影，（九）游行，（十）分头散会。”^[45]

4月28日，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工界联合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七团体，联合发出《工界“五一”纪念宣言》，强调：“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作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唤起中国工人的觉悟。”^[46]

北洋军阀政府得知上海将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密令上海及江浙两督：严为禁止。淞沪护军使署接密电，立即发出布告，略谓：现值戒严期内，自应依照戒严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停止集会……倘有不逞之徒，仍敢藉名显违法纪，定即从严拿办”。^[47]淞沪警察所紧接着布告，略谓：现在地方戒严，所有集会结社，自应依法停止……将劳工纪念会之举行即日停止，毋得再有群众集合游行等举动，致干犯法纪。如有故违，则本厅长职责所在，定当执法严绳，决不宽贷。”^[48]淞沪警察厅长徐辅洲通令各区署所云：务即查明各该境内，有无工厂，所雇工人若干，厂主何人，对于此项劳动界开纪念会，是否与开，限印呈复来所，以凭详报，并随时查阻，劝令各该工人，务各安分工作，切勿附和该会名义，致干法纪^[49]。代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致上海县商会公函云：现值戒严期内，自应照戒严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停止集会。除饬军警依法查禁并布告外，相应函达贵会，即希查照，转知各工厂预为疏导，勿任附和，是为至要。

为防止军阀政府的破坏，上海工界七团体派出代表，至淞沪护军使署、淞沪警察所、上海县公署暨南北两商会，严正声明：“5月1日，工商界开劳动纪念会，系各国均于是日一体举行，非沪上工商单独可比；当发通告时，未奉颁布戒严令……应请原谅，准予开会”。但“军警两机关长官，以据陈前情，实难凭信，况开会结社，与戒严条例有所违背，万难通融，故仍密饬所属各军警官佐，届时务各严加防备，并多拨军警，分途巡察，以防意外”。

面对本埠军警当局迭次出示，严行阻止召开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上海工界各团体先后开会讨论。“咸以为工界团体，早已宣言‘五一’之大会，并经婉言函请军警当局照准，乃不蒙谅察。然吾人各具自由之性灵，岂能因威迫之故，竟致辜负大好之纪念节耶？故一律议决，无论军警如何干涉，仍依前议进行，不稍屈挠。”^[50]

（2）“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的召开和商学各界的声援

5月1日中午，上海各业工人陆续乘电车或步行前往西门公共体育场。《新闻报》记者记述当时的场景：“该处军警，早有戒备，体育场大门固已坚闭，门前驻守灰色衣兵士多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后门亦有兵士驻守，遇人近前，出而驱逐。体育场周围，并有手执藤条之兵士若干人，专事挥逐道旁行人。内驻扎第十五团之步兵及马队、机关炮队可五六百人，快枪成架林立，气象至为森严。电车过场外时，乘车下望，但见一片灰色之制服，体育场之地面，几为所掩。一时许，到会工人，渐聚渐众，竟达四五千人，见形势如此……多数则渐退入体育场对面顾长兴花园中，簇立于园后土堆上，拍手呼啸，以祝良辰。寂寞之荒地，顿成为喧闹之场矣。迨至二时许，各工团之主要分子，多主张易地开会。初议泥城桥跑马厅，旋议地点为提篮桥精武体育会之体育场。大众赞同后，多数齐往该处开会。但抵该处后，复为巡捕所阻。乃又改赴四川路青年会体育场，及林家花园，复均遭阻止。最后乃至靶子场靶子山荒地上开会。是时仅余数百人，盖因地点迭易招呼不周之所致也。开会已及三时……到会者大部分皆纯粹之工人”。^[51]

5月3日，《时事新报》报道“世界劳动纪念大会”被迫改变地点召开的情形：工人群众“由西门折往提篮桥者，复改往公园靶子路青年会体操场。该处军警，亦加禁阻。工界人士，遂移集操场侧之广场。军警初不许之，嗣经电气工界联合会李恒林、中华工业协会杨子奇，恳切说明开会理由，军警乃许以五分钟之活动。工界人士遂聚立欢呼‘劳动神圣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方欲演说，军警又干涉，众遂改往靶子路荒场。而三十九团第二营兵士追至。少顷，见工界人士，并无何种特异举动，遂整队而去。时该场有小车一，工界人士之演说者，乃用作讲坛实行开会。由张民权先登车演说，李恒林、章瑶、杨子奇、学生会代表、吴淞路商界联合会代表等，均相继陈词。先表示庆祝之意，后提议三项：（一）各工业要求工作每日八点钟，一星期四十八点钟；（二）各工业组织纯洁之工会；（三）无论何种工业，一律联络。众欢呼而散。”

当晚八时，上海工界七团体代表在中华工业协会召开紧急会议。工业协会黄介民主席和黄鼎奇、李恒林、汪啸涯、潘天一、高锦生等分头报告各方面经过情况。黄介民提议，今日开会不得完满结果，但精神终当表现出去，除由今日到会工人发一宣言外，再当根据前筹备会所拟定之俄国劳农政府对我国民通牒之答书，仍用七工会名义发表，以随各界之后表示劳动界之意志。代表一致赞成通过。《上海工人宣言》首先揭露：“我们上海各业大部分工人同时休业，举行第一次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竟被蔑视人民集会自由权的军警，以强横的武力，一日之中两次阻止。同人因为保持和平态度起见，遂改在青年会操场草率宣布散会。真是一件憾事。”《宣言》愤慨说道：“五月一日这一个世界的劳动纪念日，多谢今天军警的强横行动，竟能使中国人由惊讶而怀疑，由怀疑而认识，由认识而决心，由决心而奋斗。从今天起，我们中国工人觉悟的团结的精神，已经足以使压制我们的人，胆战心惊。这一个事实，能够使全世界的朋友认识不入支那人清梦的五月一日这一个可羞的批评，更由吾人今天的努力稍微洗去一点。”《宣言》最后呼吁：“全国生产的工人啊！我们唯有一致努力团结，为制造幸福而奋斗，在三百六十五日后的五月一日，再表示我们的勇气和人格。”

5月3日，《时事新报》刊登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工界志成会、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海药业友谊联合会共同签署的《上海工界答俄国劳农政府之通告》，表示：“我们要努力创造新的美丽的永久和平的人类世界，决定和你们同力合作负担这个责任。”

“世界劳动纪念大会”虽遭军警野蛮镇压，但包括沪上新闻界在内的全市商学等各界给予了大力支持。5月3日，《时事新报》以《各界与五一节》为题报道：“前日之纪念会，虽不能认为完满，而各界之表示，则甚有可观。英法美三租界，城内、闸北、各大小商店，以及各路商界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各学校门前，均一律悬旗，以示庆祝。二学生会、二各界联合会，各送‘劳工神圣’‘人力万能’纪念旗两面，茶点洋十元，祝词各一篇。法界商界联合会，亦送‘劳工神圣’纪念旗一面。吴淞路商界联合会送国旗两面。复旦大学送‘劳工神圣’纪念徽章许多。而其他各学校、各商界团体，均有祝词礼物”。同日的《时事新报》还以《知学会慰劳工人记》为题报道：“一日下午一时，该会干事沈甫霖、蒋梦芸、姚晦厂三君，携同面包三车、小国旗数千面，由会直赴西门体育场，沿途散发，并以简单之讲演，受者欢然。行至方浜桥时，忽有警士一队，阻止去路。再三向之婉商，非惟不允前进，且用枪柄强驱逐出界。不得已而折回。旋至虹口神武体育会，又至青年会体育场等，咸均为警军冲散未果。后至宝山路商务书馆印刷所，及恒顺泰厂等分散，大受工人欢迎，及六时始返。”该报道还附录“上海知学会”散发的传单，内容大要是：“我最亲爱的劳工诸君，今天是你们奋斗得胜的纪念日，我们筹备了两色礼物送给你们，表示我们的敬意。第一是五色灿烂的国旗，第二就是麦粉制成的面包。五色国旗是我们祖国的灵魂，麦粉面包是你们养命的食品。现在祖国危险到了万分，要你们拿热血去撑住他。工人不能生活将要没命，你们自己奋力去争，才能保住你们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送这两件礼物的用意。将祖国国旗插在当胸，将麦粉面包吃在肚中，再请你们想想祖国的危境和饿肚的痛苦，还要想什么方法去对付。我们想抱着牺牲的精神去奋斗，就是舍了性命和恶势力去战是最好的方法了。”

上海第一次五一运动对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积极的作用。经过这次运动的洗礼，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8月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选为党的书记。^[52]

3.中国第一次五一运动概说

1920年5月1日，我国有10多个城市举行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参加的工人总计五六万人。他们第一次喊出“五一万岁”“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

这一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七卷六号），发表李大钊撰写的《“五一”MayDay运动史》一文。大钊同志在文章中系统地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多年来各国工人阶级在这个日子里进行的英勇斗争，热情讴歌了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们。文章号召：中国工人“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五一运动应该是真正的“劳工阶级的运动”，不应该“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应该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不应该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

李大钊是中国五一运动最卓越的组织者和最优秀的领导者。《“五一”MayDay运动史》是中国五一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吹响了中国五一运动的号角，指明了中国五一运动的正确方向，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揭开了中国五一运动史的第一页。其时，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工人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渴望了解世界工人运动的情况，渴求理解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因此，李大钊《“五一”MayDay运动史》的发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各地一些有政治影响的刊物，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和《东方杂志》，南京的《少年世界》等，都全文转载了《“五一”MayDay运动史》。

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六号（《劳动节纪念号》），篇幅比平时各期扩大一倍以上。这个《纪念号》标志着《新青年》向社会主义刊物方向发展的开始。在《新青年》编辑部内并存的两种倾向的竞争中，社会主义方面一定胜利由这一期奠定下基础。这一期的《劳动节纪念号》上，除李大钊写的《“五一”MayDay运动史》之外，全文译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表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和人人都有工作权的社会主义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人利益的保障。这一期刊物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也是它的最大特点，是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全国各地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的情况，仅这一部分便占全部篇幅的一半，超过平时的一期。这些料材包括南京、北京、上海、天津、无锡、唐山等工业城市的产业工人状况，并附有相当多的统计材料，这是一批很有历史价值的资料，虽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足以使人们正视资本主义的罪恶。这些调查研究本身，也反映出当时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的初步成绩。这一期刊物还刊登了12位工人的题辞和32幅工人生活图片，附录苏俄政府给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通告》以及中国各群众团体和各报社对这个《通告》的回应。苏俄政府在《通告》中表示放弃帝俄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及与中国订立的密约，建议恢复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个《通告》在中国广泛传播，用事实揭穿了反动统治者把布尔什维克诬蔑成为“过激派”的谰言，大大便利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把中国五一运动作为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他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空喊“劳工神圣”，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去干发动群众的工作。早在1920年三四月间，他便安排北大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骨干邓中夏等进步知识分子到长辛店和唐山的铁路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同史文彬、邓培等进步工人建立联系。5月1日，邓中夏赶到长辛店，向1000多名铁路工人演讲，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受到热烈欢迎。集会的工人群众举行示威游行。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中国北方最早的工运领袖邓培在“五一”前的星期六晚上，乘火车到北京，接受李大钊对“五一”节纪念活动的指示，将一批《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带回唐山，在工厂里召开了有几百名工人参加的纪念会。这是长辛店和唐山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1920年，广州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的规模也是空前的。“那天广州的工业团体如机器行西家、岭南工党、香港电车行、石行、茶行、学源社等和学界，如工业女子职业、铁路专门等校联合在东园举行庆祝”^[53]，与会者1000余人，晚上举行提灯会，沿街巡游者达5万余人。

汕头、漳州、九江、武汉、香港等近十个大中城市，也都出现了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汕头并于是日晚举行提灯游行，参加游行的工人、学生达3000余人。漳州“五一”劳动节纪念筹备处发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通启》，印发了宣传劳动节的来历、意义和“劳工神圣”的传单及纪念劳动节歌。歌词是：“一、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红旗飞舞，走上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请记取五一日之良辰。不分贫贼富贵，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热情号召工人为争取自由和解放而奋斗。当天，漳州工人集会纪念“五一”节。这是福建省最早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54]。各地报刊，如北京的《晨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新青年》、《时报》、《星期评论》等，都出版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专号。上海的《新妇女》，苏州的《妇女评论》等，也发表了纪念“五一”节的文章。

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就这样在我国产生了广泛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形成群众性全国性的运动；中国有了真实意义的五一运动。

审视1920年中国各地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可以发现，北京、上海、哈尔滨、武汉，以及整个北方和南方一些城市的工人群众集会、游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一个直接的原因是：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1920年3月，这个《宣言》在中国国内发表出来。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中国人民对《宣言》表示热烈赞扬。“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地领导了上海和北京的第一次五一运动，扩大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上海工人散发的《五一劳动节》传单喊出：“我们不应该为获得八小时工作制而满足，应该进一步收回土地，收回那些强盗们开设的工厂，尽最大的努力使那些工厂在我们的掌握之下。这样，我们才能享受我们的权利……联合起来，推翻政府、资本家，建立一个新政府”^[55]。这些激扬的文字，在当时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没有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激励，是写不出来的。从中也体现出中国五一运动一开始便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不像欧美五一运动是“纯粹的经济运动”。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国五一运动一直保持着这种鲜明的特色。

这一年，南方城市的“五一”节纪念活动，虽然大都是在资产阶级分子的组织下进行的，散布了一些劳资合作的滥调儿，但这种“赶时髦”的做法，也是为世界革命潮流所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在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仅从1915年初至同年5月底，我国山东、华北等地就有25万多人被骗招到俄国^[56]。十月革命爆发时，在俄国各地的华工大约50多万人。其中有5万多华工参加了红军，许多人为建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流血牺牲，约有4万华工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陆续回国^[57]。1918年7月7日，一次就有600多名中国工人由苏俄回到哈尔滨。许多从苏俄归国的华工，带回一些宣传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思想的报刊，如《大同报》、《华工醒时报》，等等。这使马列主义不仅在哈尔滨，而且在中国其他一些城市得到传播，引起中国军阀统治者的恐惧。黑龙江都督兼省长鲍贵卿曾密电北京政府：“欧俄华工附和过激党，回国鼓吹社会主义……”^[58] 1919年3月14日，吉林省长训令称：“据报，有华工两千余人曾投入过激党，近日有三百余人行将回国，在各地车站发现了革命标语，要严加防范。”^[59]

我国史学界对从苏俄归国的曾“投入过激党”的大批中国工人的情况一向缺乏研究，对他们归国后的革命活动，几乎一无所知。但我确信，从苏俄归国的曾参加过十月革命或受过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几十万华工，构成了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第一次五一运动与从苏俄归国华工的活动，绝非毫无关系。——这并不是主观臆断，请注意如下史实：

据《哈尔滨消息报》报道：那些被中国当局强迫从中东铁路调到华中去的中国工人，在辛亥革命中起到积极作用。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与宜昌的革命党人联合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在铁路工人中起带头作用的，是那些曾经受过中东铁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阶级斗争锻炼的先进工人。”^[60]前苏联一位学者指出：“北满的先进的中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与俄国工人并肩进行的共同斗争中所获得的革命经验，在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曾起了一定的作用。”^[61]从本世纪初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先后有100多万人到俄国做工。不少人参加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受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关怀与教育。1919年3月2-6日，列宁亲自组织和领导的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曾邀请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刘泽荣，广东高要县人）等人参加。大会期间，列宁亲切会见了刘绍周。同年11月19日，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接见刘绍周，与他谈论中国革命和华工联合会的工作等问题^[62]。19世纪20年代初，刘绍周和旅俄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主席张永奎等一批颇多接触布尔什维克的进步华工相继回国。把历史现象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加以考察，我们可以确信：从苏俄归国的华工对于中国五一运动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中国工运史、中国五一运动史上的地位问题，还是我国历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早日填补上这个空白，对弄清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途径，对我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遗憾的是，中国五一运动这个概念，至今在我国史学界和广大群众的头脑中还没有树立起来。工运史研究者往往把“中国五一运动的发生”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五一活动”混为一谈。由于概念不清，造成“我国最早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间和地点”的说法有五种之多：一、1907年，中东铁路工人纪念“五一”活动^[63]；二、1908年，哈尔滨工人纪念“五一”活动^[64]；三、1913年，广州的“五一”纪念活动^[65]；四、1918年，广州、上海、北京的“五一”纪念活动^[66]；五、1920年，上海、北京等地“五一”纪念活动^[67]；上述五种说法中，最流行的是“1920年说”。一些报刊曾一再主张：“1920年是我国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节的一年，今后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统一认识，统一说法^[68]。”我认为此说欠妥。一切结论，都应该从事实中得出。“统一认识，统一说法”也只能以事实为根据。因此，我主张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统一”这样的说法：中国媒体第一次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在1904年（《大陆》报）；中国报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是在1906年（《民报》）；中国工人最早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是在1907年（哈尔滨）；中国最早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是在1908年（哈尔滨）；中国南方最早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在1913年（广州）；中国第一次五一运动是在1920年。1908年至1920年，是中国五一运动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从北到南逐步形成的时期。

历史一再表明，任何运动的发生，必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中国五一运动也不例外，它不是也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形成。只有这样来观察问题和“统一认识，统一说法”，才能符合实际，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才能与历史实际相符合。

四、中国五一运动初期的波澜：1921-1924年

1.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的五一运动：1921年

192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散发了通俗易懂的较大篇幅的《五月一日》、《工人的胜利》等宣传品，系统地宣传了中国五一运动应有的革命精神。

《五月一日》第九节深刻地指出：1920年以前的“五一”节纪念活动，不能算是实际上的五一运动；“因为不是完全工人的自动，且没有罢工、休业、种种示威的运动与具体的议决，他们也没有直接向资本家宣战，我们只可算是宣传的运动。”文章接着指出：“可是经这几年‘五一’的宣传运动，生出许多效果，中国的工人，却受了感动不少，觉悟了也不少。连年来各地方的工人有工会的组织，且屡次发生罢工的事，如今年三月间香港机器工人的大罢工，广州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和各种工业如造鞋、纺织的工人的罢工，上海人力车的罢工，唐山开平等矿工的大罢工，通通都是受了历年来‘五一’运动的洗礼，他们罢工就是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结果工人占了胜利。但是没有达到八小时的工作律。现在中国各地方的工人，都正着力来从事组织工会，有许多已成立了，还有许多地方工人如长辛店、唐山、上海、广州等都自己设立劳动补习学校，以从事求知识。因为他们已觉悟非有强固的团体，充足的智识，不足以与资本家抵抗，那是可喜的一件事情。我们中国的工人也跟着世界的劳动潮卷向前进。”文章号召：“中国的工人们和社会党呀！你们应该赶快起来，和世界的工人一块儿庆祝这个‘五一’盛节。应该在五月一日停工！应该在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呀！”这些宣传对端正中国五一运动的方向，犹如一盏明灯。

《工人的胜利》刊载了《津浦路机务处工匠段长寿等十七人给京奉京汉京绥津浦沪宁各铁路工人的信》和《上海机器工人致天津机器工人一封信》等内容。

《津浦路机务处工匠段长寿等十七人给京奉京汉京绥津浦沪宁各铁路工人的信》号召工友：“咱们要改良地位，增高生活，也不做牛马，只有大伙救大伙的一个法子……就是咱们要结合起来。凡是做工匠的司机的拿旗的，小工学徒等都一齐结合在一块儿，各站结合各站的团体，合拢各站的团体结合一路的团体，再合拢各路的团体，结合五路的团体，再结合其他铁路的团体，组织全国铁路工人的团体”。《信》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钱、减少工作时间、增加花红、星期休息不扣薪、安装卫生设备、各路平等八项要求；并大声呼吁：“诸位伙伴们，赶快醒过来！赶快联合起来，咱们同携着手向光明的道上走去罢。”

《上海机器工人致天津机器工人一封信》开头便写道：“我们纪念这‘五一’也不止一次了，然纪念自纪念，我们同业界却并没有受这纪念的多大影响。我们的痛苦，雇主的暴虐，仍是和从前一般。像这样的不长进，纪念的效用又在哪里？所以我们为不辜负这个机会起见，将我们的部分的意见，写了出来，希望和大家交换，或者因此引起了各位的讨论，开我们同业联合的一个小小的纪念。”接着，上海机器工人指出：我们至少应向雇主提出三项“起码的要求，运用最有效力的手段，非达到目的不止。”这三项要求是：“（一）工作时间的规定……我们此后也应当和世界各地工人一致主张严守‘八时间制’，并且同时应取得星期日和其他例假的休息（休息不能扣除工价）”；“（二）工价适宜的规定……我们为着自己生存起见，无论何地的伙伴们，应该一致向厂主要求加工价”；“（三）设立各种辅助事业……我们应该要求雇主设立学校和图书馆，给我们以读书求知识的机会；应设娱乐机关调剂我们枯涩的生活；应该注重工人卫生，设立专司；应该设立工人医院；应该为工业的朋友谋救济的方法，对于不幸的工人（如残废疾病死亡衰老等）应该有相当的救助和抚恤。”《信》的结尾写道：自从“五一”节降生，“以往的伙伴们，唤起几多有价值的运动，经历几多艰难苦楚，牺牲几多精神和物质，为我们留下这般伟大的纪念！我们若稍存重视这个纪念的意思，应该为他添加一点事业，创造一点新的纪念……现在是劳动者统治世界的时候！我们赶快联合起来罢！”

《五月一日》、《工人的胜利》等宣传品充分体现了李大钊在《“五一节”MayDay杂感》中提出的“五一”节应该是工人“直接行动”的日子和他在《“五一”MayDay运动史》中提出的五一运动应该是真正的“劳工阶级的运动”，应该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的精神。这些宣传品在北京及其周围城市散发，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社会影响。

李大钊还指示邓中夏等帮助长辛店铁路工人史文彬，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工人俱乐部”。

5月1日，长辛店近1000多名铁路工人隆重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一些工厂和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以及邓中夏和北京大学“国民教育演讲团”的一些成员，应邀参加大会，介绍“五一”劳动节的历史，提出“工作8小时”、“教育8小时”、“休息8小时”的口号，散发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品《五月一日》、《工人的胜利》两本小册子。会上报告了组织工会的经过，当场通过成立工会的决议。“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演唱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歌。会后举行盛大示威游行。工人群众高呼：“劳动万岁”“五一万岁”“八小时工作”。口号声和欢呼声“几乎把火车汽笛的声音都压倒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歌》响彻云霄：

如今世界太不平，
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马，
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
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哪，
冲破乌云满天红。^[69]

同日晚上，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会长邓培，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组织本厂工人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师生，在该校礼堂联合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邀请唐山地区一些厂矿的工人代表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会上讲演，并向与会人员散发了《五月一日》、《我们的胜利》两种小册子。

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厦门等地也在这一天举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汉口人力车夫6000多人，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举行罢工，反对车行加租。工人高呼：“奋斗！争自由！争人格！”的口号，还散发了传单。长沙数千名工人举行纪念“五一”节游行示威，提出“改善待遇”和“坚强团结”的口号。厦门大学哲学系教师朱稳清发起组织“纪念五一筹委会”，向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还出版了一期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墙报。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进步人士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发起各行业工人大游行，参加者3000余人。游行队伍扛着“劳工神圣”的匾额，唱着“劳工神圣”歌，高呼“不劳动者不得衣食住”、“工作8小时，教育8小时，休息8小时”等口号，提高了广州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的觉悟。5月3日，广东全省油业总工会成立。5月5日，“广东总工会”在广州正式成立，茶居工会是其最大支柱。

李大钊关于中国五一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同年7月23日，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五一运动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分部的成员深入工人群众，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在各地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出版工人刊物，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并领导工人群众进行了一些斗争，从而赢得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拥护，树立起在工人运动中的威信，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五一运动的基础。

1922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呈现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为了促成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1922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机，“召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同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问题，决定以建立反帝反军阀民主革命联合战线为大会的指导方针。(www.chuimin.cn)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现在为什么要把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作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指导方针呢？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其直接动因是：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瞿秋白、任弼时、林育南等14人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及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王乐平等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代表，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同革命人民团结一致，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大会宣言则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由于历史的局限，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特点，缺乏深刻了解。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及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的精神，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及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需要制定联合各政党、各阶层进行共同斗争的政策。因此，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就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了。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夕召开的工作会议，就关于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这就是陈独秀对会议讨论所作结论中说的，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应避免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力求各地工会不分党派，团结合作，使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这样，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作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指导方针，确定下来了。

中国五一运动初期，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活动。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及投机政客，为了达到一己之私利和政治目的，在广州、香港、上海、长沙、唐山等地的工人中组织了一些工人团体，有的宣传劳资合作，有的鼓吹无政府主义，有的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野心而借助工人力量。他们或多或少地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当时中国工人的组织程度还比较低，力量分散，很多工人没有团体观念或缺乏团体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尚有许多劳动者没有组织团体，要推动中国五一运动的发展和工人运动高潮的发展，必须扩大阵地，组织更大的队伍。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争取和团结全国各种工人团体，特别是它们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克服工人运动中的分散性，扩大工人运动的阵地，建立一个全国工会的统一组织，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不断高涨。

根据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夕召开的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首先与上海、广州及北方的各大工会团体联系，说明召开劳动大会的必要性，以取得它们的支持；同时依据“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的原则，向全国各工人团体发出《关于召开中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决定是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告》开头说：“顷接各处工会来函，主张‘五一’纪念节在适宜地点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以志盛典，且可以联络全国工界之感情。本书记部亦认为有举行之必要，特拟就宗旨及办法列后”。《通告》提出四项“开会宗旨”，第一项是“纪念‘五一’节”，其他三项是联络全国工界感情、讨论改良生活问题、各代表提议事件^[70]。这得到全国各地工会的响应，纷纷选派代表赴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所在地设立招待处，为北方代表南下提供方便，在广东分部设立大会筹备处，联络广州各大工会团体，将大会会场设在广州机器工人维持会礼堂，预先到旅馆“订定房舍，派员准备招待一切”。

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如期开幕。来自12个城市的173人，代表110多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出席大会^[71]。其中有共产党人、国民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毫无主义和信仰的招牌工会及劳资混合组织的代表。以地区论，广州、香港两地为最多，占全体代表数量的80%，其余是上海、北京、天津、唐山、太原、武汉、长沙、南京、山东、江西等地的代表。

中国五一运动的著名人物大都出席会议。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张国焘、李启汉、梁鹏万，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邓中夏，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代表王梁、易礼容、刘少奇，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代表谭平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张太雷，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代表陈炳生、林伟民、苏兆征，上海均安公所代表朱宝庭，上海焱盈社代表朱明江，唐山京奉铁路机务同人联合会代表李树彝，正太铁路工会代表孙云鹏，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代表吴海堂，粤汉铁路工会代表潘兆銮，湖南劳工会代表湛小岑、唐薰琴、张理全，上海中华劳动联合会代表陈广海，上海中华电器工界联合会代表许向吴、王尊世，上海中华工界协进会代表邵博强，上海中国劳动同盟会代表谭竹轩，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代表李澄宇、白苹，上海浦东纺织工会代表王春鑫，上海工商友谊会代表关玉麟，上海中华总工会代表陈家鼎，汉口人力车夫工会代表彭大汉，山东济南城北纺织工人代表滕沛昌，江西总工会代表胡占魁，天津职工联合会代表王爱真，广东机器总会代表邓汉兴、黄汝谦、李占标，广州茶居工会代表黎端，广东内河船艇工会代表董维，广东总工会代表黄焕庭，广州互助总社代表谢英伯，广州工人合助社代表张瑞成，广州石井兵工厂代表罗珠，广东江会地区工会代表陈日光，香港工团总会代表何荃洲，等等。无论从党派还是从地区来说，代表的范围都是很广泛的。^[72]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共进行了6天。5月1日上午10时，大会全体代表和广东总工会、中华工会、工人互助社、华侨工业联合会、机器工会的代表及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邓中夏、上海海员代表朱宝庭、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代表谌小岑等外省工人团体的代表共5万余人，参加了广州市工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大会。中共中央主要领导陈独秀、张国焘等亲临大会，向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广州工人群众发表演说。陈独秀的演说题目是《劳动节的由来与意义》。张国焘的讲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必要》。参加大会的人，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劳工神圣”等口号“震动远近”^[73]。会后10万余人高举“劳工神圣”、“破除资本制度”等旗帜，举行示威游行。共产党员谭平山打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游行队伍中各种红色横额和表示劳工奋进的扎作化装“几至触目皆是”，“实为自有巡游以来未有之盛况”^[74]。

5月2日上午9时，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举行开幕式。会场中特别布置了两条醒目的大标语：“世界劳动者及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呵！”“打破军阀主义、打破帝国主义、打破资本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把工人运动引向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奋斗轨道。

张国焘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身份宣布开会。首先奏乐，全体代表起立，“高呼‘全国劳动大会万岁’三声”和“全世界劳工联合万岁”口号^[75]。接着报告召集大会的经过，总结近年来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指出这个大会“是中国劳动界第一次联合大会议”，提请全体代表要借鉴世界劳动运动的经验，结合本国斗争的实践，切实完成这次大会的任务。谭平山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主任身份，担任大会执行主席。由于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影响，特别是发起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在大会中的出色表现，使“共产党在大会中有极大的威望”。

5月3日，大会选出提案审查委员会。经过全体代表的民主选举，设立了由邓汉兴、谭平山、潘兆銮、张理全、张国焘、区云轩、黄汝谦、彭大汉、张瑞成、许白昊、李占标11人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其中共产党员占大多数。

5月4日上午9时，大会继续举行。下午，广东总工会举行欢迎会，欢迎各地来穗的工人团体代表。

5月5日是孙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周年纪念日。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代表提议全体与会人员到总统府庆贺，无政府主义操纵的工会代表则表示反对，意见相左，“引起一场其势汹汹的大争论”，国民党工会代表甚至暗怀手枪进入会场，最后还是按共产党的主张办——自愿去见。当天，张国焘率领外省工会代表到总统府谒见孙中山先生时，孙中山听了关于劳动大会进行情形的报告，表示欣慰，认为大会成绩很好，希望能切实执行大会决议。

5月6日，大会通过各项决议案后，谭平山致词，宣布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10个决议案：（1）罢工援助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出），（2）8小时工作制案（提案人同上），（3）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长辛店京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邓重远提出），（4）制定中国劳动歌及劳动旗帜案（唐山京奉路机务工人同人联合会代表李树彝、徐家棚粤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吴海堂共同提出），（5）湖南劳工会黄、庞二君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湖南劳工会代表张理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代表苏兆征共同提出），（6）组织全国人力车夫联合会案（汉口人力车夫总会代表彭大汉提出），（7）中国在相当时期内的劳动运动，只作经济运动，不与闻政治案（徐家棚粤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吴海堂提出）， （8）尊重劳动节及惩戒工界虎伥案（中国劳动同盟会沪总部代表谭竹轩提出），（9）规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案（广东中国机器总工会代表邓汉兴提出），（10）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案（公众临时动议）。其中的8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和尊重劳动节及惩戒工界虎伥案，是大会讨论最热烈的问题。因为这四项议案是当时罢工高潮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兹分述如下。

（1）《八小时工作制案》办法：①以本会名义要求大总统明令规定。②如各东家不遵依此制，一律采取同盟罢工手段，务期达到目的为止。③女子及小童每日不得满8小时工作。按：1920年中国第一次五一运动以后， “8小时工作制”的原则，在各地传播，但只是工人运动的宣传口号，现在，列入在劳动大会的决议案，并且规定了具体实施办法，成为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大进步。

（2）《罢工援助案》办法：①凡遇某地某工会发生罢工时，设法通知全国各工会，或即以现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暂担通讯义务。②凡某工会知道别处有罢工事情发生时，即通知各会员下列各事：（甲）一处罢工，所有工人均不得受该处东家之雇请；（乙）派人慰问，或通讯慰问；（丙）派人帮忙办理事务；（丁）捐助经费以维持罢工伙食；（戊）如东家势力强大，不易压服，则举行相当程度之同情罢工。按：大会通过这个提案后，一处罢工，相互支援，成为全国工会共同遵守的原则，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又一大进步。

（3）《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办法：①凡能采用产业组合的，都应一律采用产业组合法组织工会。②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办法的，不妨采用职业组合。务必将每个地方所有各产业组合和职业组合的工人，将来由各地方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按：产业组合是现代工人运动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同一切旧的工人组织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大会通过这个提案，奠定了中国工会的组织基础。

（4）《惩戒工界虎伥案》办法：①警告。②公布罪状。③以铁血对待。按：当时还没有“工贼”这一名称，“工界虎伥”就是“工贼”，因其对工人运动极具破坏力，所以这个决议案规定了共同对付工贼的三个步骤。

为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精神和各项要求布告全国工人阶级，大会公开发表《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特别强调：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敌人，工人阶级要建立民主联合战线，联合一切力量与它们奋斗。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引导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上全国团结的道路，各党各派影响下的工人组织，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其次，大会确立了中国工会以产业组合为原则。这一组织原则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时就确定了，至此成为全国工会共同承认的组织原则。这在中国工运史上有很大的功绩，它打破了有害于工人阶级团结的行会、帮口等狭隘思想，为实现工会的联合和统一奠定了基础。最后，大会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威望。代表临时动议“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实际上就是公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运动最高领导机构。此外，差不多每个决议案都有“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怎样怎样的说法，根据这些决议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这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76]

中共中央对建党后领导的第一次五一运动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极为重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帮助党内外同志指导是年五一运动健康发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了《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提出“做劳动运动的人应该知道的”七件事：一是“现在所谓劳动运动”的概念，二是“现在所谓做劳动运动的人”的内涵，三是“做劳动运动的人断然不能不明白劳动组织底系统”，四是劳动界对于政治应取的态度，五是劳动者对于党派应取的态度，六是劳动运动中重要的八小时工作制及星期日休假问题，七是罢工的策略。他特别强调“劳动组织底系统”问题，指出：“劳动组织底系统有三：（一）党派的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二）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乃是一地方底某种职业或某种产业的劳动者所组织，进而联合全国同业，组织全国某种职业或某种产业底联合会；（三）地方的组织，乃是联合一个地（市或县）底各种职业或产业工会而组织一个地方的劳动团体，进而联合各地方的团体组织一个省的劳动团体，更进而联合各省的团体组织一个全国的劳动团体。做劳动运动的人，帮助劳动组织的人，必须使劳动组织在这三种系统的轨道以内才好。”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三个系统当中，第一个最适于阶级斗争，但在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极难成立，倘勉强成立，不是无力量，便是无政见的冒牌团体；第二三个都比较的容易实现，但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仅仅一个地方底职业或产业的工会及一个地方的联合会，都断然不可假冒全省或全国总工会名义，仅仅一个省的联合会，也不可假冒全国总工会名义；又一个地方的联合会，必须是团体的联合，不可是个人的联合；换句话说，就是一市内许多职业的或产业的劳动团体之联合，不是劳动者个人之联合。这都是做劳动运动的人万万不可缺的常识，若使缺少这个常识的人从事劳动运动，算是盲人瞎马了。”^[77]具有“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美誉的陈独秀的这些观点，理论联系实际，对党内外“做劳动运动的人”来说都是精辟的论述，对中国五一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家蔡和森发表了《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系统阐述了劳动运动的目的与原则、中国资本主义可怕的形势、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等中国五一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78]。

李达发表了《对于全国劳动大会的希望》一文，认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国劳动界破天荒的举动，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万国劳动者的大会有同样的重要意义”。他在文中“希望”：一、要组织永久的全国劳动大同盟，二、各处工会要设法化除乡土观念，三、工人不要怕社会主义，四、开展劳动立法运动^[79]。这些意见有力地指导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成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有关决议案的基础。

中国五一运动的伟大旗手李大钊是年5月1日在北京学生和工人代表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上讲演。并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强调指出：五一“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士把“五一”当作一种时髦来庆祝。他们纪念“五一”，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标榜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扩大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趁机散布“劳资合作”的论调，麻痹工人群众的斗志。上海《民国日报》上便有一篇文章说：“这劳动节的性质，终是社会的，平和的，秩序的运动；不是政治的，激烈的，破坏的行为。还是希望各界人土，互相了解，互相赞助，到这个纪念日，都要快快活活地休息一天。报馆当然停刊一日（或增刊劳动号）；军警虽不能停枪一日，却除维持秩序外，不加干涉。大家齐来，欢欢乐乐地庆祝这劳动节。”^[80]李大钊为端正中国五一运动的方向，大力进行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强调要在五一运动中增强中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他在《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资本家的厄日”，是各国“工人表示态度的一日，——表示奋斗的态度的一日”，中国工人阶级应该用斗争来纪念“五一”节，不应该去为资产阶级“调合”营垒而庆祝。他提出要把“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改善工人境遇”、“八小时工作”等，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口号，并提出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

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了《马克思纪念册》。安源、泉州等地举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安源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李能至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泉州明新学校师范班进步学生兰飞鹤在校内主持召开“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发表《纪念劳工神圣的意义》演说。会后，带领全校学生、职工到泉州浮桥一带游行、宣传。南昌举行“首次纪念五一节暨追悼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两烈士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改造社、《大江报》社、一平印刷局等20多个团体，共2000多人。会上工人情绪热烈，高呼“劳工万岁”的口号。会后，《大江报》出版了《五一劳动节特刊》，向全省人民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简要历史，颂扬工人阶级的奋斗精神。因此，《大江报》不久被反动军阀以“煽惑劳工，鼓吹共产主义”为罪名而封闭。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五一运动，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和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一时间，中国大地，从南到北，工人斗争风起云涌。5月6日，上海法商水电公司董家渡水厂工人为抗议西籍监工的无理处罚，将其汽车捣毁。6名工人被法租界巡捕房捕去。次日，机务部300余工人罢工，声援水厂工人的斗争。巡捕房派大批巡捕胁迫工人复工，但工人坚持先放人后复工。9日，斗争获得胜利。5月10日，广州1000多名盐业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在省长伍廷芳的压迫下，斗争失败，工会被解散。5月12日，哈尔滨铁路总厂1000余名中国工人，为反对裁员减薪举行罢工，斗争持续一月之久。同日，香港电车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资方先应允加薪，工人复工后却不履行诺言。香港电车工人遂于5月28日实行总同盟罢工。5月19日，香港过海小轮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3000多名工人于20日晨离港，罢工坚持到月底。资方应允自4月1日起增加工资5成，月薪在10元以下者增1倍，并允复用原工人。5月20日，上海浦东日华纱厂3800多名工人再次罢工。据统计：1922年，全国建立起较有影响的地方工会和地方产业工会有百余个，拥有会员80多万；全年罢工近百次，参加罢工人数达21万。因而这一年有“中国劳动运动纪元年”之称。

3.“二七”惨案之后中国五一运动的低落与复兴：1923-1924年

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等的工人运动遭到军阀的野蛮摧残，是年的中国五一运动笼罩着悲壮的氛围。

“二七”惨案演成全世界劳工未曾多有之奇厄。工人为争集会结社自由，不怕牺牲，正太等路工会毅然罢工援助，是中国劳动界的大觉悟，虽败犹荣。为了振奋中国工人阶级的斗志，迅速恢复北方的工人运动，促进南方工人运动的勃兴，192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中共中央采取许多积极措施，发表《中国共产党“五一”节敬告工友》书^[81]便是其中的一项。

《中国共产党“五一”节敬告工友》书是中共中央发表的第一个关于五一运动的专门文件。它开宗明义：“中国‘五一’运动，今年是第四次了，去年‘五一’正当黄、庞同志被难之后，今年‘五一’又当京汉数十工友及施洋同志被难之后：此二次‘五一’运动中，均充满悲壮惨痛的空气……本党同人用敢敬告亲爱之诸工友，郑重纪念此追悼工界先烈之‘五一’节，尤其郑重纪念本国及全世界工人阶级同在患难中之今年的‘五一’节”；明确提出：“我们中国工人在今年‘五一’节向军阀反攻之口号是：全国工人大团结！打倒军阀曹锟、吴佩孚为京汉工友复仇！恢复全国工会！”

《中国共产党“五一”节敬告工友》书简短而振奋人心，不仅揭露了军阀、帝国主义者屠杀工人的罪行，揭示了五一纪念活动的本质，而且指明了当前工人阶级最紧迫最直接的任务，照亮了是年的中国五一运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工人周刊》于1923年5月1日出版《五一特刊号》（《工人周刊》第63期），刊载共产党员高君宇《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署名：君宇）、罗章龙《今年五月一日》（署名：文虎）、树彝《“五一”节和中国劳动运动》、先瑞《去年“五一”到今年“五一”的回顾谈》等文章，分析了1923年“五一”的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和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提出了是年中国五一运动应采取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如高君宇在《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一文中指出：“最近京汉路工人罢工，是被迫于集会被武力压迫，结果有四十位革命的工友被屠杀，而北方铁路工人的团体都被摧残了，不能公开的存在了……故中国工人目前的使命，须努力不避艰苦的团结起来，去打倒军阀和洋资本国的势力。而今年五月一日迫及要求，就是争‘工人团结的自由’了！”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工人、农民、智识者、学生、小商人以及一切派别的社会主义，民治主义者，都要一致纪念‘五一’，我们要在今天一致休工，集合广大的群众的集会，讲演我们革命的必要，应把成千万赤色传单和小册子发散到工人中去，应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文章疾呼：“我们于集会时，要追悼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死者，致敬意于那些历次因罢工而被捕囚的朋友，捐钱来救济被害工人家属及被革工人，并应特别注意于殷血未干的‘二七’惨案，要于会议决定我们要求：（一）恢复被封工会；（二）立即释放因罢工被捕者；（三）立即恢复因罢工被开革工人之工作；（四）政府须拨一定的款抚恤被害工人之家属；（五）立即惩办屠杀工人的祸首——吴佩孚、萧耀南、曹锟、赵继贤……等；（六）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82]

李大钊5月1日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工人国际运动略史》一文，系统地介绍了工人国际运动的起源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建立与活动情况。文章结尾指出：“吾信工人的国际运动的联合战线，终有成功的一日。故当本年的劳动节，为介绍工人的国际运动略史如此。”表达了他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必胜信念。这对“二七”惨案后处于低潮的中国工人运动，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在悲壮的氛围里也很壮观，“要算广州工友们纪念的最热闹些”^[83]。

5月1日，广东工会联合会及所属机器、土木、建筑、油业、药材、钢铁、车务、机织等工会和海员工会等数十个团体及高等师范、农专、铁专等学校的代表，在广州市第一公园举行庆祝“五一”节大会。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后，全场齐声高呼“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劳工万岁”。陈独秀与蔡和森等著名共产党人和俄国人白拉克姆等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陈独秀在演说中指出：“中国工人应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一致，以反抗资产阶级。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工人之祖国，对于我国工友极多帮助，尤当与表同情。”会后，陈独秀和蔡和森等全体与会人员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传单，情形颇为热烈。

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五一纪念国民大会”。到会者有俄罗斯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等40余团体及各校学生，共3000余人。大会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后宣布《决议案》如下：（一）拥护农工之集会结社罢工的绝对自由；（二）打倒军阀；（三）释放京汉罢工被捕者；（四）恢复各铁路及各业工会；（五）废止治安警察法；（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决议案》当场通过，各团体代表多人相继演说；说到军阀残杀工人的惨状，无不愤慨激昂。最后全体高呼：“五一纪念万岁！”“劳动神圣！”并散发传单数万张，方宣告散会。

上海20余工人团体在四川路青年会操场举行“五一”节劳工纪念大会，到会者500余人。徐谦、柏文蔚等次第演讲。一些招牌工会的负责人在会上对淞沪护军使署允许开会一事表示“感谢”，并乘机宣扬“劳资合一”等改良主义论调；进步工会的代表则抨击军阀对工人运动的压迫。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应邀在会上报告吴佩孚、萧耀南惨杀工人的情形。大会最后通过机器工人俱乐部和湖南劳工会的联合提案：推派代表要求上海统治当局遵守约法，保障工人集会罢工的自由权，恢复所有被封工会，释放被押工人。大会并议决：（一）以大会名义，通电中外，声讨残杀黄、庞凶守［手］赵恒惕，及残杀京汉路工人凶手吴佩孚、萧耀南；（二）定期追悼京汉被杀工友；（三）否认北京政府所订工人协进会法案；（四）通电全国工会，商议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事宜^[84]。

正太铁路工人为争取实现上次罢工所提条件，在工会领导下又举行罢工，并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安源路矿2万余名工人停工一天，举行“五一”节游行示威。庆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抗议日本不按期交还旅顺、大连。游行前，工人俱乐部主任刘少奇作报告，强调打倒军阀，实行“三八”制等要求。“二七”惨案后，北方各地工会都遭到军阀压迫，大多被封闭，唯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刘少奇等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巍然独居”，因而时人称安源为“世外桃源”。

长沙工人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并提出“反对军阀吴佩孚，援助被难家属”的斗争口号。

济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工界纪念劳动节大会”，各业工人500余名到会。因当局警戒甚严，未能举行示威运动，但散发了许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地方团在“五一”节敬告》的传单，呼吁：工友们，青年学生们，“快快起来，振刷精神，联络被压迫的人民，做一种示威运动。去纪念‘五一’节，更应该从此宣告总攻击。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资本主义。为自由而战，为解放被压迫人民而战。”^[85]重庆各业工人3000余众，举行五一节纪念大会和示威游行，并提出：“制定工厂法”，“制定劳动保险法”，“实行八小时劳动制”等要求。

重庆80余工帮2600余名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游行示威，并发表宣言，要求政府制定工场法、工会法、减少劳动时间法、保护男女童工法、劳动保险法。“成都劳动自治会”发起，定于5月1日午后2点，在陕西街岱庙内开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因地点交涉末果”，至3点后另寻马宅院内开会。代表100余人。大会报告开会理由后，演讲世界劳动节之历史，来宾演说，并发表《人日宣言》（他们称五月一日为“人日”，认为它是工人争人权的日子），揭露“我们的政府与国家”对工人“严酷的压迫，惨痛的屠杀”，号召“打倒那些凶恶残暴的军阀！打倒那些懒惰贪婪的官僚！打倒那些虚伪骄傲的绅仕议员们！”并喊出“我们工人生产一切物品！我们工人亦将产生庄严光明的世界！我们是世界上的真〈正〉主人！”^[86]的响亮口号。

在中共中央发表的第一个关于五一运动的专门文件《中国共产党“五一”节敬告工友》书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工人周刊》的《五一特刊号》的指引下，经过李大钊、陈独秀等著名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1923年的中国五一运动擂响了新的战鼓，极大地振奋了“二七”惨案后遭受挫折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鼓舞他们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发起了新的进攻。5月4日，重庆市各界爱国民众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政府拒绝中国人民废止“二十一条”和收回旅大的要求。5月7日，重庆市工界74个团体游行，发出4项誓言：“不食日本物品，不住日本房屋，不乘日本轮船，不受日本雇用。”5月9日，芜湖工人、学生、市民、商人和四乡农民8万多人，为“国耻纪念日”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实行停工、停市、停课、停耕，并由“外交后援会”通电各报馆，表示反帝斗争的决心。游行队伍长达10多华里，到达日本领事馆门口时，一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吓得日本领事闭门不出。5月13日，上海皮箱业1000余名工人，为要求店主改计件工资制为计日工资制而举行罢工。5月18日，在共产党员的发动下，绍兴成立印刷工人联合会，有会员60余人。该会举办工人业余学校，聘请中共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教师，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

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开始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二七”惨案后处于低潮的中国工人运动开始复兴，这为是年的中国五一运动增添了亮色。

5月1日，安源2万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各工团举行纪念劳动节大会。到会2000余人，日本劳动总同盟会长及来自印度、英国的来宾应邀参加大会并讲话。这次大会是上海工团联合会发起筹备的。会上通过了工团联合会提出的联络世界工人、实行三八制、年内召开全国劳动会议、工人组织自卫团体等10项议案。杭州劳工协会等团体2000余人集会，庆祝“五一”，并在会后示威游行，高呼“劳工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南昌、九江、宁波、绍兴、平湖等地也有上千工人集会游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济南理发业联合会和印刷工人，分别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代表会，国民党山东党部派两名代表参会，会后散发传单，并发表宣言。厦门集美学校学生邀请学校工友、职员和校外打石工人参加集会，庆祝“五一”。广州各业17万工人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广州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参加了庆祝大会和游行。

广东毗邻香港，与海外联系密切，近代工业发展较早，现代工会产生亦较早。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时，广州地区的大小工会有上百个，政治背景和信仰不同，分属不同的系统^[87]。在机械工人中较有影响的跨行业的具有职业特征的机器工人维持会，依靠国民党右派分子林直勉、吴稚晖、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会务实际主持人主要是李德轩、朱敬、汪敬之。手工工厂厂主、工人、手工业者和店东、店员组成的广东总工会，依靠国民党右派分子谢英伯、吴铁城等人的支持，会务实际主持人是黄焕庭、陈森、黎端。国共合作之前，共产党人阮啸仙、刘尔崧等人经过积极活动，把广东总工会改组成广东工会联合会。但不久，失去支配地位的茶居、丸散、搭棚等工会的领导人从广东工会联合会中分裂出去，重新打出广东总工会的招牌。广东工会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工运初期的组织基础，由于它以手工工厂工人、手工业者和店员为主要成分，组织起来困难大，加以人手不够，为时不久，因而在实际上还“不能成为有实力的能活动的劳工群众团体”^[88]。广州地区还有些工会属于互助社派、工人合作社派、无政府主义派，或无所归属。这种格局不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广东区委一方面加紧在新的产业工人中特别是在铁路工人中活动，另一方面力谋工会的统一。

共产党员杨殷积极在广东铁路工人中开展活动。他以国民党工运特派员身份在粤汉、广三、广九铁路上开辟工作，先后吸收粤汉路的陆枝、谭炳桂，广三路的陆芬、黄豪，广九路的周祯、伍昌等进步工人加入共产党，并将粤汉路车务、机务两个工人团体合并改造为艺余工社，成为一个统一的工团。随后，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总工会，广三、广九铁路工人也分别成立了总工会。共产党员在粤汉路工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其基层也有人活动，能够完全指挥。广三、广九两总工会也完全接受共产党的指挥，以此为基础，筹设三大铁路工会联合办事处。海员、洋务、印务等工会的先进分子被吸收进共产党，建立了共产党与这些工会的联系。共产党人的这些活动，为实现广州地区工会统一做了前期准备。无政府主义派的酒楼茶室、理发、汽车工会的领袖，也改变了不合作的态度，赞成工会统一。

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廖仲恺是扶助农工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和真诚实践者。他积极支持共产党提出的统一工会，建立广州工人代表会的主张。1924年5月1日，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在广州的太平戏院召开各工团代表大会。到会160多人，代表70多个工会组织、10余万工人，旁听者2000多人。廖仲恺任大会主席。孙中山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大会决定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会后，广州各工团代表1万余人举行庆祝游行，隆重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各团队高呼“职业由工人团体介绍”、“破除省界县界”、“一种产业一个团体”、“学徒不做夜工”、“同业划一工价”、“参加国民革命”等口号，沿途散发传单和劳动节宣传品。粤汉铁路和省港起落货工会的代表，雇乘汽车数辆，沿途燃放鞭炮，鸣锣擂鼓，大舞醒狮，“其兴会之浓，殆不可一世”^[89]。这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实际上是广州工人代表会成立前的检阅，并宣布了广州工人代表会的行动纲领。

又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5月4日下午，广州工人代表会在广东省教育会礼堂正式举行。全市200多个工会的代表300余人出席，部分工厂工人及青年工人代表参加大会。廖仲恺主持大会，并就中国政治状况发表演说。刘尔崧报告广州工人代表会筹备经过。各工会代表历数受压迫种种情形，发表了统一组织并整理内部的主张。

广州工人代表会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工会组织采用下级组织决议案》、《电报局内工人联合及组织决议案》、《电话局内工人联合及组织决议案》、《海员及轮渡工人、司机工人结合决议案》、《交通工人联合问题决议案》、《工头及包工问题决议案》、《学徒不开夜工决议案》、《组织职业介绍所决议案》、《商团问题决议案》、《工人教育决议案》、《设立工人医院决议案》、《组织工人委员会决议案》、《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选举条例决议案》、《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决议案》、《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之组织及职权决议案》等20个决议案。这些决议涉及工人组织、职业保障、劳工管理、工人教育和武装自卫等重大问题，重点是各业工会内部的统一及相关产业间工会的联合问题。其中的《工会组织采用下级组织决议案》明确规定：“在此次工人代表会闭会之后，各工会应设法整顿各工会内部组织，以增加团结力量。其组织之法，须依照下列方法：一、将旧时工人小团体如俱乐部、寄宿舍、外寓、馆口、堂口等等，在工会注册，认为正式团体，作为工会之单位，受工会指挥。二、未有小团体之组织者，以工作店或工作部分为工会之单位，人数不计多少，皆可成为小团体。三、工会自后不以个人为单位，而以团体为单位，一切会议可由小团体举派代表出席。但代表须负传达代表小团体内全体会员意思之责任，不能代表私人意见，脱离工会而独立。”这个决议案的规定，对广州工会运动的统一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广州工人代表会经过充分酝酿，选举20个工会为执行委员团体单位。各团体单位推出委员1名，组成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由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廖仲恺担任。执行委员有刘尔崧（油业工会）、鲍武（海员工会）、周祯（广九铁路工会）、陆枝（粤汉铁路工会）、陆芬（广三铁路工会）、黄天伟（印务工会）、孙律西（手车夫工会）、余广（土木建筑工会）、原顺鸿（洋务工会）、申耀（酒楼茶室工会）、郭添（邮务工会）、简垣（船主司机工会）、吕汉泉（车衣工会）、麦锦泉（理发工会）、黄绍（洋服工会）、邓荃生（起落货工会）、黄乾初（轮渡工会）等人。执委会选举刘尔崧、鲍武、周祯、黄天伟、麦锦泉为常务委员，除麦锦泉外，均为共产党员。刘尔崧实际主持工代会工作，杨殷被聘为顾问，孙律西为秘书。

广州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使广州地区各工会开始由职业组织向产业组织转变，由组织涣散向统一联合转变，影响及于广东全省，因而它不只是广州工会的领导机关，同时指导广东全省工运的发展，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勃兴。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借油业工会会所创办工运讲习所，培养工运骨干；在粤汉、广九、广三等三大铁路工会和广东兵工厂各设工人子弟学校一所，日则教育工人子弟，夜则为成年工人补习文化，并作工运宣传，从中发现骨干加以培养。1924年底，正式加入广州工人代表会的基层工会达70多个，海员、邮务、轮渡、洋务等工会先后成立或改组，三大铁路总工会筹备就绪，领导了几次大的斗争，如发动沙面罢工，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和平定滇桂军阀叛乱等，都取得显著成果。^[90]

广州工人代表会的召开和广州各工团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是1924年中国五一运动最有影响也是最重大的事件。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各工团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说《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指出中国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揭示了中国人民遭受压迫的原因，他说：“今天诸君，跟随文明国家的劳动团体，在这个劳动纪念日，来开这个工人大会，要怎么样这个大会才不是空开的呢？依我看起来，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组织一个工人大团体……现在文明国的资本家，还是虐待工人，工人要不受资本家的虐待，所以工人同资本家之中，便发生大问题。现在世界上不只一个国家有问题，就是各国都有这种问题，所以现在各国的工人，便要联合起来，去和资本家抵抗。”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做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解释。例如，他说：“外国有了机器生产之后，发生了大资本家，一般工人便受资本家的大害，中国工人还不受本国资本家的害，本国还没有大资本家来压迫。自从发生了工团风潮以来，那些小实业反要受工人的害，被工人来压迫……中国工人不但是不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并且反想种种方法来压迫本国资本家，因为这个情形，所以中国工人常常和本国资本家发生交涉，交涉胜利了之后，是不是解决了所有的经济问题呢？要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就应该打消一切经济的压迫。中国工人所处的地位，是驾乎本国资本家之上……要实行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就是要奉行三民主义，赞助我的革命，诸君能够奉行三民主义，赞助我的革命，才是不空开了这个庆祝大会。”^[91]这些观点不仅否认民族企业中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和斗争，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而且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衍生出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中国工人“没有甚么关系”的说法，阻碍中国五一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恽代英在上海《民国日报》“五一特刊”上发表《中国的“五一”节》一文。他指出：“五一节最重要的口号，便是要求工作八小时，要求这种工作八小时的制度，普遍到全世界。这样的运动，是经济进步国家的工人所需要的，也便是经济落后国家的工人所需……中国工人的五一运动，亦要被全世界工人所注意。中国工人的欲望少，工价廉，能坚忍做长时间的工作而不反抗；这被无识者诩为华工的特长的，正是全世界劳动阶级联合作战的破裂线。”“中国工人在今天是应当与全世界劳工阶级联合起来，同样的要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钱，改良待遇。这才是中国工人的真正利益……在工作常有被人家攘夺的危险的中国工人，如何能说对于五一节没有甚么关系呢？”^[92]

李大钊在5月1日《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二十四期上发表《这一周》（署名：守常）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一周有好几个纪念日。（一）是‘五一’纪念日。这是世界劳动者，为减少过度的工作时间向资本阶级进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阶级向压迫阶级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个国际的工人的日子。全世界的劳动者，在这一天都要举行一个壮烈的示威运动。我们中国的劳工阶级，在今天应该深深感知这个纪念日的国际的意义，我们中国的全民众，应该在这个纪念日加添些民族的意义。”文章的结尾写道“在民国十三年‘五一’纪念日的示威运动中，我们国民的呐喊，是：被压迫民族及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不要忘了临城案的压迫！不要忘了列强因为海关问题在广州的示威！这都是我们最近的民族的痛辱。”^[93]文章不仅再次阐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而且再次阐明当前中国五一运动的急迫任务，有力地指导了五一运动的健康发展。

1919-1924年，李大钊年年都在5月1日发表论述中国五一运动的文章，指引中国五一运动前进的方向，对中国五一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成为中国五一运动史上的第一人——一座无人企及的巍巍丰碑。

五、中国五一运动的勃兴期：1925-1927年

1.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与1925年的中国五一运动

1925年1月11-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突出的历史功绩是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正确阐述了工人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纠正了前一阶段思想上和实践上出现的右的倾向，有力促进了全国正在复兴并即将进入高潮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也为中国五一运动的勃兴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中共四大结束后，为指导和推动全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实现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扩展并巩固工人阶级的力量，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落到实处，在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同时，粉碎国民党右派网罗各种工贼、流氓建立所谓全国各省区工团联合会，妄图窃取工运领导权，分裂、破坏各地工运的企图，中国共产党决定于192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根据192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决议，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应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于192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武汉举行。但因“二七”惨案发生，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处于非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国民党右派造谣攻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会运动，把劳动组合书记部说成是“过激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会对书记部产生疑虑和畏惧。中国共产党调整策略，集中注意力于发展产业工会和地方工会，用合法形式在工人中开展活动，为避开国民党右派在这个问题上的无理纠缠，中共中央决定不再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改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等当时全国最大最有影响的4个工会联合发起。4月初，这4个发起单位在广州建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处，并于4月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向全国各工团发出《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通告》写道：“因‘二七’惨变后，全国工团皆在严重压迫之下，第二次大会竟不能召集，各处工团无不引为遗恨。敝会等以中国各工团，应即本阶级互助精神，谋全国一致之团结，特发起于本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集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业由敝会等各派代表在广州设立筹备处，望全国各工团派遣正式代表出席（会员百人以上至一千人者派一人；以上每超过一千人得加派一人），须于四月二十七日以前赶到广州，并须携带正式证书及报告、会员名册等到会为荷。”^[94]各地进步工团见到《通告》后，纷纷报名参会。

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阐明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重大意义，指明是年中国五一运动的正确方向，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信》开头便指出：“亲爱的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诸同志：中国国民革命浪潮正在高涨的时候，你们于全世界劳动节‘五一’，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召集了全国工会的代表，开第二次劳动大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信》接着明确提出：“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中，我们须要知道中国的各社会阶级对于这革命的关系是怎样……有明了的政治观念，有集合的战斗力，在国民运动中能够加敌人以最后致命的打击者，只有工农联合的力量。”《信》最后充满激情地写道：“亲爱的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诸同志！你们所代表的力量是伟大的，你们所负的责任也是重大的，你们的敌人虽然众多而有力，只要你们团结起来不断的奋斗，不但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终属于你们。全世界工农专政的胜利也必然属于你们。祝你们团结！祝你们奋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对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为最大限度地集结革命力量，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五一运动，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九二五年“五一”告中国工农阶级及平民》书，深刻指出：“每年的‘五一’本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检阅战斗力的日子，可是这个日子，在中国应该扩大它的新意义。这新意义就是‘五一’这一天，在中国不但是工人阶级检阅战斗力的日子，也是农民检阅战斗力的日子，并且是被压迫的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一切劳苦平民，对工人农民表示同情的日子……今年‘五一’到了，我们应该扩大它的意义，叫出两个口号并要实现两个事实：一、工农联合的‘五一’运动！二、一切平民同情于工农的‘五一’运动！”这有力地指导了1925年及其以后的中国五一运动的健康发展。

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袖邓中夏为具体地指导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是年中国五一运动的开展，发表了《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的长篇文章。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上海纱厂罢工，胶济铁路罢工，北京印刷罢工，武汉人力车夫罢工和烟草工人罢工，以及北方铁路工会之恢复，南方海员新斗争的准备，都是这第二次高潮潮信的预告。所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集之不容缓……我们在这第二次大会里面，自然要把这三年中间一切丰富的经验，大家检查一下，同时我们亦应该将各种运动的重要问题，给全国工人阶级一个完满精密确定的规定与指导。”

“组织问题”是邓中夏谈的第一个问题，也是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他首先指出：“组织问题是我们当前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接着，他对工会“组织的性质与作用”、“组织法的原则”做了透彻的分析，特别是对产业组合和职业组合的优劣做了比较：“（一）产业组合可以使工人团体的势力扩大而统一，因为他是以产业机关为本位的，并且是以产业类别而有全国组织的。反之，职业组合则完全相反，因其每一产业机关里的职业，少者数种，多者数十种，那么以职业来区分，不是每一产业机关要组织数个或数十个工会吗？虽有以职业谋全国组织者，但是新式产业发达的结果，资本家的营盘（产业机关）是整个的，我们却由整个中划分出来，零零碎碎的结合，这不是破坏工人的营盘吗？何能损坏资本家势力之毫末！（二）产业组合可以致资本家的死命。比方罢工，假如是一个产业机关全体工人一致动作，资本家把它没法。反之，职业组合又与之相反。比方一个厂，有一部分罢工，有一部分不罢，资本家便可以操纵于其间，消极哩，不理；积极哩，开除。即或不罢的一部分工人后来也起而援助，同情罢工，但是晚了，资本家已布置妥帖，施以小计，便可把我们的战线破坏无余了。（三）产业组合可以消除工人间之等级。因为厂中有熟练工与不熟练工之分，然而产业组合则不分熟练与不熟练，只要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便组织在一起，所以不致再有等级发生。反之，职业组合却恰恰相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他们两者的工钱与地位是不同的，自然发生熟练工瞧不起不熟练工的坏现象。不熟练工依然是工人本色，依然谨守阶级战线，而熟练工却变成了工人中的‘贵族’了，却离去工人地位而附属于资本家甚或为资本家的走狗了。”邓中夏进一步指出：“产业组合比职业组合好，既如上述。但是职业组合在目前在有些地方亦有相当的用处。如手工业中就可采用它（裁缝店，理发铺，泥水作坊……等）。因为手工业的小工厂作坊采用职业组合，是没有害处的。并且可借此去改善那些‘行会制度’，‘公所制度’，引导它们从原始组合到阶级组合来。总结一句话，新式工业是绝对宜于采用产业组合的，若手工业亦可采用职业组合。若新式工业里亦用职业组合，直接是破坏产业工人整个的势力，间接是帮助资本家，那是我们要彻首彻尾的觉悟的。凡新式工业中之已采用职业组合者，要赶快改变过来才是。”“关于组织的系统”，邓中夏指出：“一是‘地方组合’，就是不论你是哪一个产业的工会，只要是在一个地域内，都得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某地方的‘工团联合会’。二是‘全国组合’，就是不论你是哪一种产业的总工会或哪一地方的工团联合会，只要是在一个国境内，都得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某业的‘全国总工会’……我们这次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总工会’是绝对必要的。我以为决定这次大会成绩有没有，头一件便看‘全国总工会’成立不成立。”^[95]

文章还对中国工人的经济斗争、争自由运动、参加国民革命、工农联合、国际联合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总结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的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阐明了基本原则和策略。这篇重要文章，实际上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各项决议案的基础，指导了大会的顺利进行。192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中国五一运动史上的巅峰。

上海的帝国主义租界和军阀当局严禁工人在“五一”开大会。因此，上海金银工人互助会和上海大学平民学校等单位，分别举行纪念集会。在“上大”平民学校纪念会上，恽代英、向警予、侯绍裘等发表演讲。金银工人互助会召开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发出祝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贺电，任弼时等参加会议并讲话。长沙工人、学生、士兵共1.4万余人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郑州1000余名工人为纪念“五一”举行集会游行。天津工人、学生在南开操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并举行了天津第一次纪念“五一节”示威游行。京奉路唐山制造厂3000余名工人冒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英国资本家派武装警察阻挠，工人继续举行纪念活动。京绥铁路总工会是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张家口各业工人均派代表参加。大会通过工会章程，选出10余名执行委员，王藻文为委员长，聘何孟雄为秘书长；在西直门、南口、康庄、张家口、大同、平地泉、绥远、包头等地设立分会；出版《工人三日刊》，组织工人纠察队，开办工人夜校。大会还发表通电和宣言。京绥铁路数百名工人在张家口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吴雨铭在青岛四方机车厂召开青岛第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到会代表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会小组长和积极分子300余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的福建学生联合会发表《为“五一”纪念告同胞书》，介绍“五一”纪念的由来，号召广大工人和农民赶快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的压迫，反抗资本家的剥削。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和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及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军校、铁甲车队等武装力量和学校、市民团体代表，合计10万人，齐聚广州的广东大学操场，举行盛大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大会主席台正中，高插铜质镰刀斧头模型的巨大红旗。会场四周旗帜飘扬，“我们目前的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权”、“我们目前的要求八小时工作最低度工资”、“检阅自己的力量向敌人进攻”、“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工贼”、“我们的力量工农大联合由全国而全世界”等标语林立。全场气氛令人精神振奋，情绪激昂。胡汉民任大会主席。共产党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作报告，阐述纪念大会的意义。他指出：今天大会的工界代表来自17个省，可以说工人运动统一了；大会有农民、士兵出席，他们是工人的天然同盟者，工农兵要大联合；工农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争取解放。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士脱洛夫斯基在大会发表“工会是炮台，坚固地建立你们的炮台，打倒资本主义制度”的著名讲演。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张国焘、林伟民、邓中夏、邓培、女代表孔燕南等先后发表演说^[96]。会后游行，观者如堵，气象壮伟。当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和广东农民大会的代表在广东大学举行工农联欢大会，鼓掌通过《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一致认定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工农联盟的活动。从此中国五一运动又具有了一个不同于欧美国家五一运动的鲜明特色，即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工农联合的行动。

5月2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广东全省农民大会在广东大学大礼堂共同举行开幕典礼。主席台上，刘少奇、苏兆征、邓培为劳动大会方面主席，廖仲恺为农民大会方面主席之一，邓中夏为开幕典礼大会秘书长。出席本日大会的工人代表278人，代表164个工团^[97]。5月3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移至广东省教育会礼堂继续举行。大会期间，刘少奇代表大会筹备处报告了筹备经过。张国焘、邓中夏分别报告工农联合的意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海员工会代表林伟民、上海代表孙良惠、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邓培、汉冶萍总工会代表刘义、香港代表梁子光、广东代表冯菊坡、湖南代表谭影竹、湖北代表袁告成，先后向大会报告本产业或本地区工运状况。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5月6日胜利闭幕。大会通过30多个决议案，其中主要有《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经济斗争的决议案》、《工农联合的决议案》、《铲除工贼决议案》、《工人教育的决议案》、《对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根据中共四大关于工人运动决议的精神，明确规定了中国工会的组织原则及其在国民革命中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和方针、策略。

《组织问题的决议案》指明：“工会是工人阶级最宽泛的群众组织，它必须设法使所有的工人加入”；提出：最好的组织是产业工会，铁路、海员、矿山、纺织及其他产业中，必须按产业原则组织产业工会，小铁厂、理发店、裁缝店、小建筑等小工厂及手工业，可酌情采用职业组织。在军阀统治区，工会不能公开存在时，“要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在工人中开展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秘密发展工人的组织”。这项决议案强调工会组织的形式无论有何种不同，“但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工作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因此，工会会员不宜包含雇主、高等职员及包工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的分子”。

《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阐明工人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民族解放，促进世界革命”，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各阶级本身的地位和现状，决定了各阶级共同参加的民族民主革命，“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

《经济斗争的决议案》充分肯定了经济斗争的意义；提出：工人阶级的一切斗争，都是为了最后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在达到这个最后的目的之前，为了保障工人的生存权利，促进工人为实现最后的目的而斗争，必须领导工人进行争取改良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并使这种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只有开展经济斗争，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给工人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才能增强工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这个决议案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各地工人群众的要求，规定了工人运动中现时切近的要求，如提出规定最低限度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反对一切打骂虐待工人的制度，改善女工和童工的生活，实行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等等；要求在这次大会以后，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工会，组织工人为实现上述任务而斗争，并在斗争中相互支援。

《工农联合的决议案》认定“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提出：工人应帮助农民组织农会，工会、农会应当互派代表，工会应对农民的斗争给予切实的援助。

《工人教育的决议案》指明：为了强固工会的组织，提高工人的战斗力，必须加强工人教育；提出：实施工人教育的意义，第一是促进工人觉悟，第二是训练斗争能力。这项决议案规定无论何种形势，均应积极开办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以达到教育工人的目的。

《铲除工贼决议案》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工贼，工贼对工人阶级的危害以及铲除工贼的办法。决议案列举马超俊等19名“罪恶最著”的工贼姓名，昭告全国。同年3月1日，在国民党右派马超俊的操纵之下，一伙五花八门的冒牌工会头目，假北京大中公学，成立了所谓的“全国各省区工会联合会”，企图凭借这个拼凑的组织，窃取全国总工会的位置。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期间，上海工团联合会以33个工团的名义攻击四大工会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唆使广东、香港等地与之同气相求的工会头目加以抵制。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对国民党右派、工贼和流氓分子破坏本次大会的卑劣行径予以痛击，京汉铁路、海员、湖北、粤汉铁路、上海、汉冶萍、广三铁路的工会代表，纷纷揭露反动势力破坏工运的真相。大会通过《铲除工贼决议案》，这对当时反击国民党右派和工贼、流氓对革命工会的进攻，具有重要意义。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士脱洛夫斯基在大会期间多次讲话，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他指出中国国民革命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与世界无产阶级结合，才是打胜仗的保障。5月3日，大会在听了奥士脱洛夫斯基的报告后作出决议：“中国工人阶级此后应强固自己的组织，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拥护他的一切政策”。全场代表举手拥护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

大会还分别对香港、广东、上海等地的工人运动作出决议，对发展这些地区的工运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组织上的硕果是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明确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其职责有10项：发展全国工人组织，统一全国工会运动；整理各工会组织系统；指挥各工会行动；仲裁全国工会间与各工会争端；发布全国工人共同奋斗目标；代表全国工人与国际工人实施密切联合；提高工人知识，联络相互感情；促进各工会彼此间有效的互助；保障工人利益，设法解决经济及职业介绍等事项。《总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最高机关，执行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最高机关职权。执行委员会下设干事局，驻会办理事务。必要时，可在地方设办事处，可在会内设特别委员会或特设机关。并规定：各工会必须实行本会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各工会接到本会通告，须对已发生的工人斗争一致进行声势上、经济上或实力上的援助；实行工会统一，各工会间的争端必须听候本会仲裁，不得互相攻击；各工会对本会有不满意之处，可向本会抗议或向代表大会控告，但不得有破坏本会的言论和行动。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按照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2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他们是：林伟民、苏兆征、戴卓民、邓培、刘文松、孙云鹏、刘少奇、李森、谭影竹、刘和森、曾西盛、刘公素、梁桂华、吕棠、何耀全、李铃、郑泽生、孙良惠、邓中夏、李成（李立三）、袁告成、高秀炳、刘俊才（刘子久）、钟伯兰、赵悟尘。

5月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选举林伟民为执行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执行委员长，林伟民兼干事局总干事，李森为组织部主任，戴卓民为秘书部主任，邓中夏为宣传部主任，孙云鹏为经济部主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实现了全国工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的篇章，为中国五一运动的勃兴，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在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发挥先锋和骨干作用，做了重要的准备。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伟大成就使它成为全国新的工运高潮的潮头。大会刚一闭幕，广东兵工厂1800余名工人就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厂方不答应工人要求，罢工持续到月底。5月7日，天津60个工人、商人、学生团体召开“五七”国耻大会，通过否认“二十一条”，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5项决议。同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决定以关闭工厂的“断然处置”对付罢工。其起因是：自2月罢工结束以来，各日商纱厂资方不断破坏复工协议，日人监工入厂皆携带铁棍、手枪，罚款之苛，数倍于前，工人在工会领导下不断举行怠工、罢工，进行反抗。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第十二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2名工人而举行罢工。日本资本家乘机将十二厂和相连的第七厂停闭。次日下午5时半，七厂夜班工人上工，见厂门紧闭，要求照发工资。日本人元木、川村用铁棍殴打工人，接着向工人开枪，站在斗争前列的共产党员顾正红身中4弹，惨遭杀害。同时10余人被打伤，3人被捕。当日晚，中共上海地委派李立三赴小沙渡了解情况，并议定发表宣言，控诉日人罪行，开展反日运动。这一惨案激怒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爱国反帝运动爆发的导火线。五卅运动狂飘席卷大地，继起爆发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被压迫民族工人运动的中心。

2.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与1926年的中国五一运动

由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患病，1926年2月19日，刘少奇到达广州，代理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和形势发展的需要，4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议。会议决定本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刘少奇、戴卓民、陆沉、孙良惠、刘尔崧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发出《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要求全国各工会转各工友：“五月一日将近，本会成立已届一年，一年来全国工会运动之发展及其奋斗之事实，均有伟大的意义。中国工人阶级在此全世界伟大的劳动纪念节中，应将自身势力作一个总检阅，并规划以后一切争斗的方法。因此本会业由执行委员会议决，特定于五月一日于广州召集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同时并改选本会执行委员会，望全国各工会派遣代表出席。”^[98]《通告》还邀请赤色职工国际以及苏联、德、法、英、日、印度、爪哇、菲律宾等国工会届时派员参加会议。

4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祝词》，指出：“去年第二次劳动大会后，接着便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运动——五卅运动，在此次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和香港工人，表现出惊动世界的战斗力，不但使帝国主义及军阀震恐，并且使中国的资产阶级震恐；香港工人至今尚能支持将及一年的政治罢工，上海工人也能保持为从来所未有的群众组织，这足使今年的大会比上年的大会，更有新的生命。”^[99]《祝词》为这次大会明确了指导思想，要求不仅加强产业工人的组织，而且要普及于一般工人群众；不仅组织一般的工人群众，而且要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努力扩大及巩固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才能够抵抗一切特权阶级的压迫，以至获得我们政治争斗的初步胜利——民族革命的胜利。”

4月29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预备会议召开，确定大会3项议程：一是总结一年来的工人运动；二是确定工人运动的方针；三是改选全总执行委员会。次日，会议推选刘少奇为大会临时主席兼秘书长，推选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是年的中国五一运动在1925年出现的巅峰上继续向前运行。5月1日，桂林召开了2万多人的大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庆祝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的召开。惠州开了1万多人的纪念大会。杭州开了4000多人的纪念大会。上海各工会在反动当局的压制下分散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上海总工会召集各工会代表会议，有80余个团体200余名代表到会。会议致电祝贺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并电广东国民政府，请速兴师北伐。上海印刷总工会、浦东各厂工会、商务印书馆工会和中华书局印刷厂工会，分别举行了纪念“五一”节集会。上海总工会和纱厂总工会等分别发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宣言》，痛斥帝国主义、军阀及其走狗组织的“反赤大同盟”，号召工人加强团结，巩固自己的工会组织，拥护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重庆数千名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声援北伐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右派和地方反动势力组织暴徒叫喊反共口号，将游行队伍冲散。10余人遭到暴徒殴打，一些工人被抓走。天津总工会举行秘密集会，被警察发觉捕去20余人。中共北满地委创办《满洲工人周刊》，登载《什么是五一节》、《五一节与工人运动》等文章。沧口、四方等地方的一些共青团员和纱厂工人在共青团青岛地委领导下，秘密召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解释“五一”的意义，并在群众中散放传单^[100]。大连店员协会在大山通（现上海路）南头一家日本商店的楼上，秘密召开“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当晚，散发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传单，号召“全世界工人们都团结起来，争自由、平等，反对剥削、压迫人的社会。”并出版会刊《店员之声》第1期《五一纪念》专号，登载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诗文。在革命根据地广东，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尤以广州最为壮观。

5月1日上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与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广州工人、农民、学生及各界人士，共30万人，隆重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同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式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工人团体的124.1万余名有组织的工人。毛泽东、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彭湃等出席并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中共中央致大会的祝词强调：“必须努力扩大及巩固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邓中夏致开幕词，特别强调大会的重要意义：“现在中国的革命潮流，已经高涨不少，这种革命潮流之高涨，可说是我们工农努力的结果。所以不及一年，我们工农团体的数量，便有很大的发展，这是值得欢欣的。但是这种运动当中，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领袖，实在牺牲不少。这些兄弟领袖都是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而牺牲，如在上海便有刘华同志、顾正红同志，在安源有黄静源同志，青岛有李慰农，正太路有高克谦，天津、河南也牺牲了不少的同志，尤其是省港罢工牺牲的纠察队的同志更多。我们对于这些损失，自然是非常哀痛，但我们同志要因此更加努力，我们要继续已死同志的未竟的工作！我们要准备继续他们而牺牲！所以我们在这次大会当中，要集中我们的力量，并与各阶级建立联合战线，这便是今天开会的重大意义”。^[101]除中共中央致贺外，大会还收到中国国民党中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祝词。大会发表开幕通电、告工友书、告农友书和致全世界工人书。5月2日，大会代表出席“廖仲恺先生纪念碑奠基典礼”，隆重纪念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为民族民主革命而遭敌人暗杀的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

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报告，阐述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概况及其趋势。他指出：一年来，中国工人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中，更有长足的进步。各种奋斗事实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均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及军阀进攻”，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斗争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是人民的敌人，也是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可能，但不能彻底，工人阶级应当与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促进小资产阶级之左倾，以补救其游移保守之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应切实提携农民，援助农民的斗争，照顾农民的利益。大会对刘少奇的报告表示完全赞同，并作出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应切实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大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进行革命”，“切实提携农民，联合小商人、学生及社会上一切革命民众，建立联合战线，进行中国的革命。”

大会期间，李立三先后报告了上海总工会的工作和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的情况，苏兆征报告了省港大罢工的情况，广州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报告了世界革命状况。与会代表还听了全国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国民政府现状、世界职工运动现状、苏联状况及关于工农兵大联合等报告。全国铁路总工会、海员总工会和武汉工人代表团的代表介绍了各自工会或本地的工作及工人运动现状，汉冶萍总工会代表介绍了1925年9月安源事件及其后来的情况。大会就上述主要报告相应作出决议。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根据五卅运动后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通过《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指出：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是工人运动目前的总策略；“工人阶级在国民政府之下，已获得相当之自由。工人阶级为保持他们已获得的自由，就必须巩固国民政府，而且全国工人都必须赞助国民政府北伐。”^[102]大会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打倒一切军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并表示“敝大会全体代表当领率全国工人一致参加，以为钧府后盾。”^[103]

为了实现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动员和组织全国工人准备和迎接北伐战争，并在新形势下推动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大会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根据一年来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和各地的不同条件，规定以严密集中为原则，搞好产业工会与职业工会的建设，加强各级各类工会的统一。工厂支部是工会的基本组织，全国性的产业总工会乃是全国总工会的基础。在工会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应厉行秘密工会的组织和活动。

大会通过《经济斗争最近目标与其步骤决议案》，确认：经济斗争是工会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政治性，是工会的日常工作。当前经济斗争的目标，一是必须有共同的普遍的要求；二是必须认定这种目标包含有改善生活、促进组织发展、不脱离政治斗争的作用。具体要求应包括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提高待遇、取消包工制、改善女工和童工生活等内容。至于经济斗争如何开展，则须考虑当时当地的组织状况、行动步骤、行动时机等因素。

五卅运动，特别是省港大罢工的进行，促使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提出罢工战术问题，通过了《罢工战术决议案》。规定：“在每一个经济罢工的时候，一定要引导向政治的路上走，在每一个政治罢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工人的经济要求。”^[104]只有把政治和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满足中国工人运动的要求。决议提出没有组织过罢工的，不要畏惧罢工；罢工胜利过的，不要贸然罢工；决定罢工时，务必对这个时期的总策略、总现象与趋势、经济状况、群众心理与要求、敌我力量和社会力量，都有正确的了解和估量，切忌轻举妄动。这项决议还十分周密细致地提出21条进攻和自卫的策略，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和指导作用。

大会还通过了《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工会运动中之女工及童工问题决议案》、《劳动法大纲决议案》、《失业问题决议案》、《合作社问题决议案》等决议。

5月12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执行委员35人，他们是：林伟民、苏兆征、戴卓民、李立三、项英、王亚璋、王功、张佐臣、邓培、王荷波，朱少连、刘文松、刘尔崧、申耀、陆枝、原顺鸿、冯敬、沈润生、何耀全、袁容、张春奇、李森、许世先、袁枯青、卢星三、钟山、陶卓然、袁大石、丁志华、王文石（魏长魁）、邓中夏、黄平、陆沉、刘少奇、（缺1人）。候补执行委员17人，他们是：魏锡珍、王昌教、李光才、黄金源、冯才、罗珠、郭华俊、叶樟、孙良惠、吕汉泉、伍森、邓汉兴、黄俊学、朱宝庭、郭亮、孙云鹏、周振声。当晚，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举行闭幕典礼，李立三致闭幕词，宣告大会胜利闭幕。

5月14日，全国总工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朱少连、何耀全、刘文松、项英、陆枝为常务委员。苏兆征为委员长，项英为副委员长。5月16日，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推选刘少奇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部长，邓中夏为宣传部长，李立三为组织部长。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总结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在北伐战争形势下发展工人运动的方针和策略，为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参加北伐、支援北伐，作了战前动员。会后，大批工会干部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在各地开展了紧张的工作：整顿工会，建立多种形式的工人组织，为迎接北伐进行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会后不久便誓师上阵了。^[105]

3.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与1927年的中国五一运动

（1）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

1927年的中国五一运动处于其勃发期的最后时刻，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由南北对峙演化为武汉、南京和北京三个政权的鼎立。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一面凶恶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面招摇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帜，分化武汉政府，欺骗社会舆论；刚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以其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资历”和在“中山舰事件”中受蒋介石排挤出国的遭遇，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的口号，以“左派领袖”面目取得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2100多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杀，广东工人运动领袖刘尔崧、李森（李启汉）、李亦愚、何耀全等都被捕，随即被杀害，工会团体全部被封闭。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中国五一运动的伟大旗手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绞杀。但反革命的屠杀并没有吓倒英雄的工人阶级，中国五一运动的车轮仍然滚滚向前。

5月1日，武汉30万工人、学生、市民集会，纪念国际劳动节。南昌工会和各民众团体在贡院前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示威大会，参加人数达5万多。陕西全省总工会在西安召开成立大会暨纪念“五一”节大会，到会代表有30多个工会团体的1000余名工人，苏共代表哀格斯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通过9项决议案及陕西省总工会宣言、章程，选出张含辉等13人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福建省建瓯城里举行空前盛会，工会和农、学、妇等团体合计近2000人参加，总工会的队伍走在最前头，高举着镰刀斧头标志的红旗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长沙等地的工人群众也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台北、彰化的一些工厂工人集会，台北铁道工厂约1000名工人集会，纪念“五一”节。台北烟厂的几百名工人在工厂召开“五一”节纪念会后，上街示威游行，因遭到警察、特务在工厂门口阻止，未能实现。彭化的工人和郊区农民共同举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并肩游行示威。这是台湾第一次出现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性活动。1927年是台湾工会组织蓬勃发展的一年。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台南等城市的机械、木材、印刷等行业工人和店员各自成立了地方性的基层工会。彰化市各业工人联合成立彰化总工会，这是台湾第一个地方总工会。

1927年中国五一运动中的最重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于4月27日在武汉开幕，5月9日闭幕。5月1日，会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分析了是年中国五一运动的形势和任务，指出：“今年的‘五一’正是中国革命急剧进展的时机，也正是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四面围攻中国革命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历来当国民革命的急先锋，他的目的，是要反抗中外大资本家的剥削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是要推翻军阀地主买办的政权，而创造革命平民的政权。他现在已经引导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奋斗，而使革命的胜利扩大到了半个中国，他的勇猛牺牲的精神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见过前例的，他在事实上证明自己是唯一能解放中国民族及一般民众的阶级；非他做中国革命的领袖阶级中国革命是决不能彻底胜利的。”《告民众书》还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应当做世界的‘五一’运动中的主要队伍。中国工人及被压迫民众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在今年的‘五一’纪念中，真正表示他的现实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在分析了中国现时革命形势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国民革命之所以能如此发展而使帝国主义如此恐怖，就是因为他是由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以三百万有组织的群众领导现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不妥协地向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奋斗。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受了外国帝国主义之唆使，背叛了中国的革命而与帝国主义携手共同向中国的革命及其领导者——工人阶级进攻。资产阶级用法西斯的手段在上海广东及各地屠杀工人领袖与破坏工会的组织。”“所以中国共产党，正值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趁‘五一’节的机会，要求各国的工人阶级更形团结一致以全力援助中国革命向帝国主义奋斗。中国革命成功后猛烈促进世界资本主义的完全崩溃，将使世界革命有更进一步的进展而底于成功。”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虽然对形势的估计特别是对形势进一步发展的估计过于乐观，没有指出中国五一运动和中国革命潜伏的危机和对策，但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对中国工人阶级和世界工人阶级的斗志都是一个鼓舞。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职工运动议决案》（以下简称《议决案》），总结了两年来工人运动的发展，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制定了工人运动的新方针，并对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失业问题、童工与女工问题、宣传与教育工作、工人纠察队与武装、工农关系、与各国工会建立亲密的关系、党与工会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规定。

关于工人运动新的工作方针，《议决案》提出：第一，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进攻，直到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收归国有；第二，要求工人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使国有产业能向非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不致官僚化；第三，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等，使工人生活水平线能随时提高；第四，要求实施社会保险，救济失业工人，建立工人宿舍、公共食堂等；第五，要求设立国家商店，公卖一切日需品（食粮、燃料等），发展合作社等组织；第六，各地总工会应该随时提出工人行动的总纲，作为工人阶级奋斗的目标；第七，发展全国一致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各全国产业总工会应即提出总的经济要求。《议决案》强调上述各点，“在国民政府管辖之区域内，应该加紧争斗，使能加速的实现。在蒋介石政权之下（资产阶级政权），北方军阀政权之下亦须极力宣传，各级工会提出之要求总纲中，都应该尽可能的提出。”这显然是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放到了当前工人阶级的面前，严重脱离实际，染上了“左”倾色彩。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议决案》把强固中华全国总工会，强固并建立各产业总工会，作为首要的任务，这是正确的。但把国民党新军阀控制的工会定为黄色工会，提出同这些工会中的群众开展斗争，这是极其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