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故,对中国五一运动的历史研究,至今无人问津,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合一可名《中国五一运动史》,若分开则不可。《中国五一运动略史》便没有这样,而是在大标题之下,径直列出小标题,从“略史”之简也。本书的名称——《中国五一运动史》,有人会觉得稀奇或疑惑。但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且在中国五一运动形成以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便成为五一运动的代名词。......
2023-11-28
李大钊与中国五一运动史
——兼为纪念《“五一”MayDay运动史》发表80周年
中国五一运动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是这一运动最卓越的组织者和最优秀的领导者。1920年5月1日,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新青年》上发表的《“五一”MayDay运动史》一文,是中国五一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吹响了中国五一运动的号角,指明了中国五一运动的正确方向,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揭开了中国五一运动史的第一页。
1919年至1924年,李大钊每年都撰写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文章,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动中国五一运动的兴起和健康发展。1919年5月1日,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李大钊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期“专号”上发表了李大钊撰写的《“五一节”Mayday杂感》一文(署名“守常”)。李大钊在文章中指出:5月1日是工人“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取得成功的日子,是“工人的祝典日”。他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谈到一百年前诞生的马克思,谈到“一九一八年诞生的世界新潮”,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预言:“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觉醒了,都做了工人,那一年的5月1日,更是何等样的欢喜!”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是著名学者,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他在《“五一节”May Day杂感》中提出的工人“直接行动”的观点,不仅擂响了中国五一运动的战鼓,而且发出了一个伟大的动员令,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号角。在此之前,虽然哈尔滨等地的工人有过纪念“五一”的活动,但只是局部的独立的行动;广大的中国工人群众还不知道有自己的节日,更不知道用“直接行动”来纪念它。《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之后,经过李大钊等人的大力宣传,中国的广大工人才知道世界上有自己的节日,才知道怎样纪念它。从此,“五一节”才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一年一度的固定节日,才年年有越来越多的群众举行纪念活动。
李大钊是伟大的革命预言家。1920年5月1日,我国有近10个城市举行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参加的工人总计五六万人。他们第一次喊出了“五一万岁”“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集结到李大钊高高举起的革命旗帜下。这一天,《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七卷六号),发表了李大钊撰写的《“五一”MayDay运动史》一文。大钊同志在文章中系统地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多年来各国工人阶级“在这个日子‘里进行’的英勇斗争,热情讴歌了”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们。文章号召:中国工人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五一运动应该是真正的“劳工阶级的运动”,不应该“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应该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不应该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李大钊还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空喊“劳工神圣”,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去干发动群众的工作。
其时,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工人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渴望了解世界工人运动的情况,渴求理解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因此,李大钊《“五一”MayDay运动史》的发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受到广泛的欢迎。各地一些有政治影响的刊物,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和《东方杂志》,南京的《少年世界》等,都全文转载了《“五一”MayDay运动史》一文。
李大钊还亲自领导了北京地区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活动。他所在的北京大学是1920年中国北方“五一”纪念活动的中心。北大学生5月1日举行罢课。上午9时,校工和学生500多人在北京大学二院礼堂召开纪念会。李大钊在大会上讲话。会上散发了传单,号召人们“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向光明的地方去。”这些传单是李大钊“费了几天时间”写成的,“同时还寄往南口、石家庄、唐山等处工厂散发。”同一天上午,得到李大钊帮助在北京大学旁听的“工读互助团”的何孟雄等8人,雇了两辆汽车,分头到东城和西城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他们沿途高呼“劳工万岁”等战斗口号,宣传车前悬着“五一万岁”、“劳工神圣”等鲜红的横幅,“车后还竖着面表现革命精神的赤旗”,十分引人注目,在全市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为此,反动军警分别在骡马市和王府井阻截了这两辆宣传车,将车上的8名学生逮捕。同日,李大钊指导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50人,分成5个组,于上午10时从学校出发,沿街进行讲演。他们分别宣讲了《五一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等,“听者颇多”,精神甚为热烈。
李大钊把中国五一运动作为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重要途径。早在同年三四月间,便安排北大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骨干邓中夏等进步知识分子到长辛店和唐山的铁路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同史文彬、邓培等进步工人建立了联系。5月1日,邓中夏赶到长辛店,向1000多名铁路工人作了演讲,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受到热烈的欢迎,集会的工人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中国北方最早的工运领袖邓培在“五一”前的星期六晚上,乘火车到北京,接受了李大钊对“五一”活动的指示,将一批《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带回唐山,在工厂里召开了有几百名工人参加的纪念会。这是长辛店和唐山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在李大钊的带动下,5月1日,北大学生散发了数千张《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第二天,一些报纸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报道中指出:各地散发的宣传品,“以北大劳动纪念会所印之《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最为激烈”。确实如此,这个《宣言》不是空喊“劳工神圣”一类词句,而是具体地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目前要求和长远奋斗目标。它告诉广大劳动群众:从今以后,要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一律驱逐,不准他们留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我们大家都要联络起来,把所有的一切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手中,这时候谁还敢来压制我们呢?我们的劳工朋友啊!快快起来”。这些精神同李大钊在《“五一”MayDay运动史》中所阐述的革命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它表明经过大钊同志的传播,北京的进步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懂得了五一运动的意义,已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反动统治当局对此惊恐不安,“五一”前后,北洋军阀政府一面张贴布告,恫吓群众,一面派出鹰犬,加紧巡逻。5月1日,在前门出动三千多名军警,捕去何孟雄等20多名学生。经李大钊多方营救,联络8校的校长联名保释,好不容易才使学生获释。(www.chuimin.cn)
1920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中国五一运动大大推动了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进程。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北京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按照李大钊的指示,不顾反动派的阻拦和迫害,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革命活动,同年10月便建立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年五一运动的领导者李大钊及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张国焘等,都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
192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夕。李大钊指示邓中夏等人帮助长辛店铁路工人史文彬,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工人俱乐部”。5月1日,长辛店的千余名铁路工人隆重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市内一些工厂和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以及邓中夏和北京大学“国民教育演讲团”的一些成员,应邀参加大会。大会通过了成立长辛店工会的决议,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工人群众的欢呼声“几乎把火车汽笛的声音都压倒了”。同日晚上,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会长邓培,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组织本厂工人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师生,在该校礼堂联合召开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并邀请唐山地区一些厂矿的工人代表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讲演,并向与会人员散发了《五月一日》、《我们的胜利》两种小册子。上海、汉口、广州等地也在这一天举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
李大钊关于中国五一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上海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1921年7月23日,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在中国诞生了。
李大钊非常注意在五一运动中增强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1922年5月1日,大钊同志在北京学生和工人代表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上作了讲演,并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强调指出:五一“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士把“五一”当作一种时髦来庆祝。如1920年的“五一”纪念,除北京、唐山、长辛店、上海、湖北是在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下进行的,其他各地的活动,大都是在资产阶级的组织下进行的。他们纪念“五一”,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标榜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扩大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趁机散布“劳资合作”的论调,麻痹工人群众的斗志;对此反动统治者当然不表示反对。广州、九江等地当局还派出军警加以保护,反映出这种“五一”纪念的虚伪性。李大钊为端正中国五一运动的方向,大力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和引导,他在《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资本家的厄日”,是各国“工人表示态度的一日,——表示奋斗的态度的一日”,中国工人阶级应该用斗争来纪念“五一”节,不应该去为资产阶级“调合”营垒而庆祝。最后,他提出要把“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改善工人境遇”、“八小时工作”等,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口号,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
在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五一运动从一开始便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推动了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的出现。据统计:1922年,全国建立起较有影响的地方工会和地方产业工会有百余个,拥有会员八九十万人,全年罢工近百次,参加罢工人数达21万;因而这一年有“中国劳动运动纪元年”之称。
1923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工人国际运动略史》一文,系统地介绍了工人国际运动的起源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建立与活动情况。文章结尾指出:“吾信工人的国际运动的联合战线,终有成功的一日。故当本年的劳动节,为介绍工人的国际运动略史如此。”表达了对中国五一运动的关注和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必胜信念,这对“二七”惨案后处于低潮的中国工人运动,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924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二十四期上发表了《这一周》。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一周有好几个纪念日。(一)是‘五一’纪念日。这是世界劳动者,为减少过度的工作时间向资本阶级进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阶级向压迫阶级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个国际的工人的日子。全世界的劳动者,在这一天都要举行一个壮烈的示威运动。我们中国的劳工阶级,在今天应该深深感知这个纪念日的国际的意义,我们中国的全民众,应该在这个纪念日加添些民族的意义。”这就是中国特色五一运动,即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及一切劳苦平民,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的“民族革命运动”。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通过了这个“民族革命运动”的纲领,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掀起了中国人民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李大钊对中国五一运动的伟大历史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原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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