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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传播网络建设的高覆盖与高投入效果

【摘要】:近三年,公司共设置企业文化宣传标示、宣传板160多块。目前,公司已有两名同志申报了企业文化管理师资格。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更具包容性的道德秩序的载体,与传统的宗教相比,现代意识形态更具开放性与权变性。

三、企业文化传播网络建设——高覆盖与高投入

为全面宣传贯彻企业文化理念,DCR公司利用厂报、网络电视、网站、宣传示板和宣传手册构成了一个全方位、大覆盖、多角度的企业文化传播网络。

1993年,正式成立了企业电视台,建立了一整套闭路电视系统,每周一期的电视新闻让职工及职工家属及时了解企业动态。到2007年9月,累计制作电视新闻14000多分钟,制作专题片28部。随着科技的进步,2005年,闭路电视系统被网络电视取代,成为覆盖面更广,传播更迅速的宣传媒体。

1999年,正式建立公司网站,公司设专职网站管理员。经过7次改版,目前公司的网站已建设成包含1万多条信息,集浏览、查询、传阅、办公、设备管理等多项功能的综合性平台。微机网络覆盖到基层班组,使每名职工都能方便的登陆公司网站了解信息或开展工作。目前,公司网站每日的内部浏览量在5000次以上。

2005年创办了厂报,紧跟公司党政班子的工作思路,围绕企业中心工作,记录企业发展历程和企业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果。目前,已编辑出版57期,同步编发了24期特刊。每期报纸及时下发到各基层班组,成为职工了解企业重大事件、展示自身精神风貌的重要媒介。同时,作为外界了解企业的窗口,每期报纸都分送到社会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成为宣传企业,赢得美誉度的重要手段。

近三年,公司共设置企业文化宣传标示、宣传板160多块。每个基层班组都在“小家园地”上开辟企业文化学习专栏,设立了读报角。编辑了《激扬的旋律》、《心声》、《先锋集》、《党员箴言》、《安全箴言》等各类手册22册。三年共累计在外部报刊杂志发表作品400多篇。大力宣传了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树立了企业的良好形象,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被C市委宣传部授予“2005年度基层宣传工作优秀单位”称号。

此外,DCR公司非常重视企业文化管理人才的培养和配备,专门设立了企业文化管理岗位,选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优秀管理人才在该岗位从事具体工作。同时加大培训力度,采取参加专业学习班、到高校请教授辅导、观看教学电教片等多种形式对企业文化管理者进行培训,培训时间每年不少于40学时。目前,公司已有两名同志申报了企业文化管理师资格。(www.chuimin.cn)

通过常年细致的文化建设,DCR公司不断将组织意识形态系统化、具象化,并且不断兼顾国家、社会、社区、集团公司对自身的要求实行有效的内部创新,节约了组织意识形态的建制成本的同时,将抽象复杂的组织意识形态建设落到了实处,完成了制度变迁下集团公司组织意识形态整合的历史史命。组织意识形态建设对企业绩效、形象塑造、人员素质方面均产生积极影响,用文化变革管理,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用文化打造企业品牌,树立良好诚信形象,赢得更大范围的认可,提升了组织发展的软实力;用文化引导员工,培育一流员工队伍,将团结与创新的意识深入到员工的行为层面。

总之,文化观念的力量存在于它的能力中,这些能力包括:凝聚员工,克服组织面临的分裂和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及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引导组织走向成功和卓越。组织文化是组织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是未来组织的竞争优势,它代表组织的一些通用的、有共识的和总结出来的理解、记忆人、价值、态度和定义。组织最需要的不是文化的平衡,而是当时局改变时,向适合的文化类型转变的能力,而这又依赖于积极有效的组织意识形态建构。三个成功的组织意识形态整合案例向我们诠释了组织意识形态建设应该因地制宜,不同性质、规模、历史、领导方式都可能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整合路径。三个案例体现出了内部整合、外部适应和集团公司不同的组织意识形态建设目标和组织认同重构特色(家文化、健康的竞争意识、层级具象化的文化体系),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市场、企业与社会不同的角色要求和定位不断的冲击着日益开放的组织系统,使组织意识形态建设日益丰富和多样。但不变的是经历剧烈变革的国有企业在制度变迁的场景下都在重构着自身的合法性,对国家全面依赖的时代已经终结,每一个变革的组织都要在新的背景下担负起重构组织团结的重要使命,为组织变迁提供意义支撑,从而达成组织秩序的再生产,而唯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组织意识形态建设并没有统一的模式,重要的是如何寻找一条适合自身发展定位而又能被不断适应内外环境的有效整合方式。

在多变的世界里,意义共同体的建构是组织生存的保障,而意义共同体的再生产,往往是符号建构的结果,正如学者指出:“符号/象征性意义共同体也给历史安排了秩序。它将所有集体事件都放置在一人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在内的整合单位中。关于过去,它建立了一个集体中所有社会化的人共同享有的‘记忆’。关于未来,它为个体行动的计划确立了一个共同的参考框架。由此,符号/象征性意义共同体就将个体与其祖先和其后来者在一个意义的整体中联结到了一起,服务于超越个体存在的局限性,赋予个体的死亡以意义。所有社会成员现在都能相信自己属于一个有意义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在他们出生前就已存在,在他们去世后仍会继续存在。经验的生活共同体由此转升至宇宙场域,独立于个体存在的现世,成为‘永恒’。就像我们已经观察到的,符号/象征意义共同体为所有分离的制度过程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整合。整个社会由此获得意义。特定的制度和角色,通过将其放入一个广泛的、有意义的世界中被合法化。”[23]

在三个案例的组织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我们发现象征符号的运用日益与新的传播媒介接和,从传统的理论、报纸、示板到现代的广播、电话、网络,丰富的传媒平台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将符号资源仪式化,为变迁组织不断再生产合法化的意义结构,组织意识形态通过对符号和仪式的有效运用来达到组织主观秩序的再生产。乌特诺将意识形态定义为“表示或戏剧化关于道德秩序的事物的符号”。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更具包容性的道德秩序的载体,与传统的宗教相比,现代意识形态更具开放性与权变性。意识形态在对符号和仪式有效运用中促成了道德秩序的生成,“这些符号规则的生产与制度化依赖于资源的动员(领导、沟通、网络、组织、物质条件)与仪式的创及举行。新意识形态常常必须伴随着另一个的消亡。因此,这些具备优势资源基础的意识形态更有希望生存下来,并成为道德秩序的一部分。……总的来说,道德秩序包括了规则的结构、仪式的体系和资源的构成,这些决定了社会关系被建构的方式。道德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它集合了诸如法则、仪式实践与资源基础等要素。”[24]

可见,中国国有企业组织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必须在与国家、市场、社区以及其他组织的新型关系中重新为自己定位,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和价值指向。变革越是剧烈的组织,越是需要组织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整合来达成人们对于新秩序的理解与认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整合抽离和社会意识的多元分化促成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建构的必要空间,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有企业正在探索中形成自己的组织意识形态整合模式,在社会生活不断组织化的今天,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实践为变迁组织提供了意义支撑,为组织成员提供了一个共享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