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应该认为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同型关系完全是一种被动受控关系。与此不同,建国初期中国国有企业中的团结因素和权威关系则是基于对统治者历史实践行为的认可和对其所持意识形态信条的拥护而主动形成的认同。......
2023-11-28
第一节 组织意识形态整合路径
首先,组织意识形态整合任务的突显是伴随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是阶级、阶层分化,人们生活日益组织化过程的伴生品。社会客观结构的变迁必然改变人们看待和理解社会的主观方式,正如阶级对立格局是阶级意识形态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组织格局的多样化则是组织意识形态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其次,组织意识形态作为组织结构得以再生产的意义支撑,对于组织边界的确定、组织的存续与发展、组织成员的生存体验与角色定位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不应被简单理解为组织控制的手段,更是形成组织共同体集体意识和维系组织内部团结的重要力量,是组织合法性的基础,因而,我们更应该从组织意识形态的文化认知面向,而非单纯的政治控制面向,去理解当代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整合实践。再次,在中国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整合任务的突显是伴随剧烈的社会变革,即单位社会的终结而显现的社会事实。剧烈的制度变革背后是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分化,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抽离,社会意识整合乏力的背景下,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大有可为,成为维系社会稳定、使社会成员得以凝聚的新力量,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制度文化研究在组织研究中大为兴起的原因。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实践并不一定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组织现象,组织意识形态的明确性也因组织的规模、性质、领导者的重视程度、组织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应对外部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政党组织或社团组织往往有较明确,甚至是以成文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组织意识形态,以明确的文字方式对组织价值目标进行理论性阐述。而作为一些大规模的生产经营单位,如企业组织的意识形态则往往以企业文化为其表征,以企业愿景、企业理念、企业核心价值观等多种方式来进行表述。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或组织则可能并不具有明确的组织意识形态表达,只有在对其集体行动背后的意义揭示中才能显现出来。另外,组织意识形态的明确性和组织领导者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重视组织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对组织发展的制度理念提炼较为自觉,而对此不重视的,其组织意识形态表述则相对不明确,甚至缺失。组织的发展阶段也使组织意识形态的明确性具有差异,组织建立之初较易产生明确的组织意识形态表述,而随着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不断变更,组织意识形态建设既有可能强化,也有可能弱化。特别是在剧烈的组织转型过程中,组织意识形态建设还可能处于一种相对缺失状态,即原有组织意识形态瓦解,新的组织意识形态还未得以建立,处于社会失范(Anomie)状态。与成员个体失范行为不同,“Anomie这一概念的重心,乃是指一般的社会环境或社会条件,即整个社会或组织在急剧变迁的状况下,社会系统所出现的目标匮乏和价值缺失状态”。[2]最后,组织的外在环境对组织意识形态建构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按照斯格特(Scott)将组织环境区分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来分析的话[3],那么,外部的制度环境往往要求组织构建适应外部合法性的组织意识形态;而应对技术环境的组织在此方面则因为没有需求,其组织意识形态建设可能不够明确,甚至是缺失的,但也有可能形成哈贝玛斯所言的技术意识形态。[4]因此,组织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和整合实践可能具有差异性,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组织意识形态整合的路径主要是通过整合组织成员的思想价值观念,为组织成员行动提供价值依托,进而整合成员的行为。组织意识形态整合通过创建指导组织生产、生活实践的指导思想,使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产生认同,进而实现成员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同一。组织的目标有很多,组织意识形态对思想的整合是通过确立组织的使命性目标,即价值目标来完成组织成员对组织的理解与认同。通过对价值目标的释义,组织意识形态赋予组织各项活动以深层的意义与价值,为组织实践提供意义支撑,并作为组织实践的主导价值理念引领组织各项制度建构,从而使组织活动、组织制度和成员行为规范化,是一种通过价值整合达到社会整合的方式。组织意识形态整合的路径大致如下:
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图
如图所示,组织意识形态整合与一般的社会整合并不完全一致。使人们呈现出一致的社会行为可以有很多种途径,如可以通过物质刺激、强制、无意识模仿等手段,这些社会整合手段未必一定涉及行动者的价值认同。而意识形态整合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手段,如果要达到整合效果与目的,则必须经过价值观念的整合,构建行动者的意义共享图式,进而内化为约束行为的价值规范,才能发挥真正的整合作用,否则只能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而丧失整合作用。因此,意识形态整合是通过价值整合从而达到行为整合的。意识形态整合实践至少分为三个阶段,即构建、传播与内化阶段,这三个阶段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互动过程,因而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实践并不是某一个人纯粹的观念,这就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共享意义形成的社会基础进行细致分析的社会学问题。意识形态可能发挥多方面的功能,可以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但其功能地发挥则一定要嵌入到具体的社会过程之中。因而,社会性或曰公共性是意识形态的必然属性,价值性是意识形态的内核。(www.chuimin.cn)
组织意识形态的构建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组织历史、传统文化、领导者、组织特定阶段的任务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组织成员的需求等。每一个因素在组织意识形态建构中作用大小可能不同,但都作为组织意识形态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发挥作用。组织意识形态构建与组织文化形成相比具有更强的主体建构性,这种积极的主动性使组织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并非一个无意识的结果,而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产物,是某种有终极价值指向的价值理性行为。构建组织意识形态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组织的管理者,也包括组织成员,他们在构建组织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但其最终必然以维护组织整体利益的方式出现。大多数情况下,组织意识形态是一个自上而下积极建构的产物,但这种积极建构并不是以任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嵌入到其他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中。
组织意识形态构建主体力量对比的不同,可能使组织意识形态被用来维护某个人或某一部分群体的利益,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必然建立在组织意识形态接收者认同的基础之上。作为利益工具与欺骗手段的意识形态很容易被“识破”而不能发挥思想整合的作用。因而,无论是以群体团结还是实现部分群体利益为目标的意识形态整合实践,要想发挥作用都必须建立在共享价值观形成的基础上。共享价值观的形成则依赖于组织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即被成员感知与理解的过程。组织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与方式也是多样化的,在文化影视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理论动员教化方式正在被更为感性的体验方式所补充,视频、网络等多媒体互动模式正作为信息与意义的重要载体,为共享价值观的形成提供新的技术支持,成功唤起情感认同,实现价值内化。
组织共享价值观的形成并不必然导致一致的组织行为,从价值观整合到规范行为的整合还要经历价值与意义的内化过程。这种内化过程要依赖于具有外在约束力的制度化过程和内在约束得以植入成员心理的道德过程。共享价值观若想稳定持存,就需要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化来不断强化,这就涉及到组织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正式制度建设和专门针对价值规范内化所必需的非正式制度建设,如文化仪式、风俗习惯等。只有通过双向反复强化过程,形成正向反馈,才能真正实现组织意识形态通过整合思想价值观念进而规范行为方式的整合功能,也只有这样,组织意识形态最终才能沉淀为组织成员日常生活实践中“只做不说”的默会知识和意义图式。
信仰与仪式是所有成功意识形态整合实践所必备的二项核心因素,涂尔干分析宗教这种特殊意识形态得出结论:“宗教现象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信仰是舆论的状态,是由各种表现构成的;仪式则是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这两类事实之间的差别,就是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差别。”[5]而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的确立则需要不断正向反馈和强化的过程,因而成功的组织意识形态就是某个组织群体形成了共同的信仰,这个集体不仅宣称忠于这个信仰,而且还奉行与信仰有关的各种仪式,从而使整个集体成为统一体。每个成员都能明确感受到这种共同信念的力量,并可以借助这个信念团结起来,组织成员不仅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评价外部世界,而且在共同理念指导下进行共同的行为实践。
以下结合三个成功的案例对组织意识形态整合的具体过程进行深入细致分析,以揭示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实践的丰富性与具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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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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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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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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