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国家关系巨变：组织变迁中的意识形态整合研究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经济上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必然带来企业与国家政治关系的深层变革。其次，随着企业与政府行政隶属关系的转型，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也发生了变革。

二、企业同国家关系的巨变

企业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突破，改革在我国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从农村到城市，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分配领域，从所有制形式、经营方式到政府管理方式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不亚于一场革命。改革的核心部分就是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所带动的政治体制和文化领域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有企业同国家的关系，表现在从经济上的全面依赖关系转变为在国家宏观调控市场机制下的企业自主经营；政治上从国家行政隶属下的全面控制关系转变为政企分开，国家只负责指导与监护；文化上实现从政治集体主义强制向多元文化价值整合过渡。

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国家放松了对商业系统的计划管制，鼓励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信号订货，并可以通过计件工资和发奖金等物质利益激励手段调动职工的工作热情，改变了企业在经济上对国家的全面依赖状态。从1977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商业流通领域有限度地实行开放政策，允许设立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事商业流通活动。同时，实行放权让利改革，政府将决定企业生产品种、产量、价格等权力下放给企业，允许企业在完成政府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扩大生产和确定价格，相应增加的利润主要留在企业用于资本再投入和给职工发放奖金。这赋予企业以极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改变了长期实行的统购统销做法。允许企业在完成计划的基础上一部分产品自产自销，并鼓励企业通过展销会、商品供应交流会、看样订货会等方式加强同市场的衔接，促使国有企业的生产活动更多的面向市场。放权让利大大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出自于国有企业的工业品产量迅速上升。

随着计划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可能做到的”。^[21]这是我党首次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为新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各方面配套改革的实行提供了指导原则。国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规定》，决定从1985年起将指令性计划产品进一步大幅度缩小为60种，指令性计划产品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以前的40%左右下降到20%左右”。^[22]计划体制的松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企业对国家在资金、资源上的全面依赖。

十二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以两权分离的思路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使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两权分离即强调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在不触动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加企业在经营体制方面的灵活性。决定指出国有企业只要不变更国家所有制，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等等。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企业经营承包制度。到1987年底，全国80%以上的预算内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制。^[23]

市场经济的引入，改变了国有企业与国家在经济上的全面依赖关系，国—企同构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发生松动，同时也扩大了企业组织的外部生存空间。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自主实践为企业组织自身意识形态建构奠定了现实基础。

经济上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必然带来企业与国家政治关系的深层变革。首先表现在行政隶属关系的弱化。1992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指出转换经济机制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坚决贯彻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协调配套地进行政府的计划、投资、财税、价格、物资、商业、外贸、金融、劳动、人事等方面的管理体制改革，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条件，规定了企业享有的十四项经营自主权。两权分离的思路就已经赋予了企业自己的经营主体地位，缩小了国家行政指令对于企业发展的束缚。政府职能从直接指令性向间接指导性调控转变，“政企分开”使国家与企业间纵向垂直集中管理的机制发生改变，政府的角色由支配转向服务和监管，国有企业改变了过去作为中央在城市进行基层政治控制的组织角色，而越来越成为面向市场的经济组织。一些地方还推行了“无主管部门”的改革，即取消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使企业能够彻底地摆脱政府的直接干预，从而享有足够的自主权。主管部门的转型或撤消，对90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和国家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政府在企业内部的政治职能不断弱化，而以国家参股的形式作为企业出资人等经济角色开始增强，政府对企业的政治职能发生转变，由原来的内部控制转变为外部监管。(www.chuimin.cn)

其次，随着企业与政府行政隶属关系的转型，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也发生了变革。原来国有企业的干部都是比照行政级别由国家统一认命，政府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是非对错作最终裁决，政府的最终裁决使企业很难摆脱企业管理中的政治规则，从而使经济组织的政治性特征明显，国有企业不仅是生产经营方面面向市场就能与政治脱钩，使领导人的产生方式、激励方式真正实现市场化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在大部分领导人的选择和任命开始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只有极少数重要国企的领导人由党的机构认命，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也转向公司治理，实现从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向新三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转型。尽管现阶段新三会与老三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重叠现象，但毕竟对生产经营职能的强调已经超过对政治职能的强调。企业行政管理系统的改革，减轻了企业在行政管理方面对政府政治评价机制的依赖，产生行政服务于经济的理念，这也为国有企业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打下了基础。

最后，伴随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在劳动用工及分配制度上的自主性也得到了极大增强。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权。1984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十项自主权，1992年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又将其扩充为十四项，其中就包括涉及劳动用工和分配制度的工资奖金分配权、人事管理权、劳动用工权等。企业享有自行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自主权，中层行政干部由厂长任免，企业有权对职工进行晋级和开除的奖惩；在分配制度方面，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自定工资形式和奖励措施。138劳动用工和分配制度上的改革触及了企业最根本的利益分配制度，打破了原有体制下的“三铁”，即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制度。经济和物质刺激的引入，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国有企业从生产到分配的各个环节都逐步实现去政治化。

总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各项职能从政治行政体系控制中被释放出来，原来国家与企业之间纵向一体的依赖结构被打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置换了行政权力控制关系，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国—企同构政治本位意识形态赖以形成的基础。

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型也带来了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被确定下来，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4]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与交流必然伴随思想文化的互动，多元文化价值理念开始在中国大地日益繁荣，这样的文化背景进一步改变了国家与企业关系嵌入的文化基础，原来以政治为文化立法，强调红大于专的政治挂帅思想得到扭转。企业在对西方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学习中，开始与西方的诸多文化价值观展开持续对话，在行政管理方面更加注重效率，在分配制度上更强调公平而非绝对的平等，并且更加日益关注组织生存与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人的因素，强调尊重个人的利益与价值。

文化方面的去政治化表现在党政分开的改革，实践证明当企业越来越多的面向市场的情况下，厂长负责制是比以往的党委负责制更有效率。1985年后，厂长负责制在全国大面积实行，厂长负责制改变了原有党委领导下思想政治工作为本的局面，企业的核心任务开始转向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党政分开促使企业的政治文化基础不断弱化，而绩效文化开始成为评价企业行政管理效率的标准。

在分配制度上与原有对社会主义性质理解相挂钩的平均主义文化在改革的进程中也发生了改观，生产效率的低下使人们看到忽视物质刺激因素的旧有激励机制的不足。对公平观念的重新理解使人们认识到绝对的平均主义并不能体现公平，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等、靠、要的大锅饭精神滋生了人们的道德风险行为。市场机制的引入用竞争与效率原则更新了人们在分配制度上的公平理念，个人价值得到尊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以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的分配制度文化开始与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实践相结合并得到扩展，全面低水平的福利文化被多层次、多样化的差异性文化所取代。

企业与国家关系巨变：组织变迁中的意识形态整合研究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