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表现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下组织性质的多元化。如果说乡镇企业主要是在经营机制方面触动了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那么,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存发展更为国有企业改变所有制和经营机制提供了学习的范例。新兴组织不仅仅具有更加灵活的经营和分配方式,而且拥有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均与其不同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和管理方式有关,他们更加面向市场而非政府。......
2023-11-28
三、组织间关系的单一与封闭
国-企同构组织意识形态的形成,除了源于国家意识形态在国有企业组织建制之初对其在文化理念层面的主导建构和国有企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形成对国家的全面依赖而产生价值理念同形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改革开放前组织间结构单一而产生企业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构性。组织的思想文化除了受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外,也可以在组织与其他组织的互动交流中形成,然而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与企业的主导关系切断了企业与其他组织间发生关系的多元性渠道,致使组织间场域结构过于单一,使得多样化的学习与交流无法展开,这也是致使国家与企业意识形态同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因素。[15]组织间关系的单一化是促使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同一的组织结构基础,具体表现为组织类型的单一化、组织间关系的非竞争化和企业办社会。
在计划经济时代,组织的类型十分简单,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和其所领导下的企事业单位,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大二公的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的类型主要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而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几乎为零。学者考察“有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达到78.5%,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其余的21.5%则全部来自于集体工业企业”。[16]可见,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形式构成改革开放前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都是服从国家统一计划行政指令,在所有制形式上都是公有制经济。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组织类型是非常单一的,表现为行政规划下的组织间同型关系,组织外部无竞争关系。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关系中,国有企业则更具有“老大哥”的示范效应。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使组织价值理念多元化所赖以生成的制度基础缺失,国有企业无法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经营与管理理念中进行比较和学习,反而易以老大自居,止步不前。
国有企业同国有企业的关系之间则并无竞争关系,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统包统配制度,使国有企业之间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形成单向的合作关系体系。企业与其上下游企业,即关键的资源供应商和产品消费者,在国家的统一调控下结成非自主的利益共同体。国有企业之间只有分工合作关系而无真正市场交换关系。在这种统分统配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间无法、更无需形成竞争性关系,这就导致行业间组织领域关系的非多样化,所有国有企业都归国家统一领导,源于企业间竞争关系所能形成的多样性被扼制。行业间的单一同构体系也使企业更多依赖其与国家的上下行政关系而非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行业组织间场域结构的单一化,促使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建构嵌入在国家与企业的单一关系而非企业与企业的多元关系网络之中。(www.chuimin.cn)
另外就是企业办社会。国有企业形成封闭的企业社区也妨碍了组织意识形态建构多元化的可能性。今天社会上存在大量丰富的社会组织形式,如代表不同利益和兴趣爱好的各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区组织等,他们共同组成了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之外的丰富组织形式,而这在改革开放之前则是相对匮乏的。即使存在这些组织形式,也是被归于行政管理网络而不具有自主性。全能型企业的建制也抑制了其他组织形式存在的空间,形成企业办社会的格局,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单位社会格局使得单位之外几乎没有社会。“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组织中的中国人来说,单位对于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行为在事实上通过组织功能多元化的特殊方式逐一整合到了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组织即单位之中。从而由这种单位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左右和控制他们的行为,逐步实现人们社会行为以单位组织为基本单元,在这种单位组织中全面实现人的社会化。正是由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极其独特的两极结构: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单位组织。长期以来,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更多地是在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来实现的”。[17]
因此,企业办社会使企业形成一个个封闭的福利化堡垒,抑制了企业外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企业办社会实际上是以企业覆盖了社会。这样从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看就具有极强的封闭性,企业成员所有的活动和交往关系几乎都在单位内部发生,这使得企业组织外的公共空间无法形成,企业和个人都无法获得更为丰富的、来自其他组织类型文化网络所提供的价值理念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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