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变迁中的意识形态整合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因此，不应该认为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同型关系完全是一种被动受控关系。与此不同，建国初期中国国有企业中的团结因素和权威关系则是基于对统治者历史实践行为的认可和对其所持意识形态信条的拥护而主动形成的认同。

一、组织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指导下产生的组织建制，国有企业组建时的历史定位与建国初期的国家意识形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就确立了自己的执政理念和国家意识形态，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有别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随着工作的重心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国有企业作为国营经济生产部门，在实现工业化民族强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双重价值取向下被有意识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起来。“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并以社会主义的形式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一直是党的基本政治目标”，因此，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框定下，国家进行了对私人经济，即个体经济、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2年底，“国营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26.2%上升到41.5%，而资本主义工业的相应比重则从48.7%下降到30.6%。新中国从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这个完全依靠国家推动的工业化过程中，以国家财政预算作为主要投资来源的国营工业部门迅速扩大并日益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优势地位”。^[2]大批国有企业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在以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为重点的苏联计划体制进行移植的背景下，迅速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可见，国有企业建立之初在企业的性质和制度安排方面就渗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担负着完成民族工业振兴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双重使命。企业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制，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人的主人翁精神；企业就业与分配制度更是有悖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下的自由竞争价值理念，表现出明确的社会主义福利性质。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产业中的中心位置，又使其以振兴民族工业的价值原则形塑自己的奉献精神，直到今天这样的价值理念依然深深影响着很多国有企业组织及其员工。反映在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意识与主人翁精神并未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完全隐退，而是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与市场经济原则下新的价值理念展开持续对话，这一点在最后一章的案例中有所体现。(www.chuimin.cn)

因此，不应该认为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同型关系完全是一种被动受控关系。更应该看到国家意识形态在国有企业形成和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如学者所言：“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建立，一开始就体现的是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意志，因此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然成为社会主义工厂制度的合法性基础。”^[3]这种合法性基础的建立并不是强制性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新民主义革命实践和群众运动中所获信任的一种有效移植。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曾经指出合法性的基础可能建立在强制与认同相结合的形式上，在对匈牙利的国有工厂进行实地研究后，布洛维发现匈牙利工厂劳动控制中的强制超过认同，体现为被国家的行政层级所决定的科层式专制。与科层式专制不同的是市场专制，源自于早期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市场的强迫，即“在完全没有财产与其他收入的情况下，劳动不卖出，工人就得挨饿甚至死亡”。布洛维认为伴随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认同的力量开始大于强制的力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驱动工人投入生产的力量来自于一种‘志愿性的服从’，也就是有意识下的‘同意’或是默默接受的‘甘愿’。”^[4]这有别于专制体制，认同力量超过强制力量的体制被称为“霸权体制”，它类似于韦伯所说的权威关系，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对掌权者认同的基础之上。但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厂中所形成的这种霸权体制是资本家在工厂促成内部劳动力市场竞争和内部国家管理的策略行为结果，是在资本家工具理性行为驱动下有意制造出的“甘愿”。

与此不同，建国初期中国国有企业中的团结因素和权威关系则是基于对统治者历史实践行为的认可和对其所持意识形态信条的拥护而主动形成的认同。华尔德（Andrew G.Walder）认为任何权威的形成都涉及到一种认同状态，当然认同可能是千差万别的社会动机的结果：可能出于拥护、可能出于习惯、可能出于利益算计，也可能出于道德观念。^[5]他将人们有利于认同产生的千差万别的动机所组成的结构称作“权威的制度文化”。我国社会主义初期的传统国有企业对于党和国家的认同，就是建立在有别于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具理性认同的价值理性认同，即是建立在对国家和政党所持价值理念——实现有别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持续认可基础上。这一点可以从国有企业建立之初，国有企业组织和员工在劳动生产中所迸发出的热情略见一斑，之后这种热情的冷却并不是来自于对国家意识形态所含价值理想的否定，而是源于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和在追求理想的实践中所产生的控制偏差，以及文革时期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极化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组织变迁中的意识形态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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