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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变迁中的意识形态整合研究-意义框定

【摘要】:组织的历史对于组织意识形态建构是重要的,一方面组织的历史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使组织意识形态建构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另一方面,历史不仅表现为静态的事实,还表现为时间的绵延,绵延的历史对组织的重要性就如民族国家的历史对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生成的重要作用一样。因而,在组织的意识形态

一、组织意识形态的建构性——组织的意义框定

我们讨论了组织意识形态为组织的认知与行为选择划定有限意义域,对于促成共享知识与合作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得出组织意识形态对组织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结论。其实,组织意识形态建构是一个对多元价值因素进行选择与整合的过程,即是将不同的价值理念与组织实践密切结合的意义整合过程。其中,国家意识形态、各种社会思潮、组织自身的历史与实践都与组织意识形态建构密切相关。

国家意识形态或曰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意义符号体系,是组织意识形态学习与模仿的直接对象。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并塑造社会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以主流价值观引领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它借助各种国家机器,特别是教育机构与媒体来传播与内化自己的价值理念。组织作为国家的一个基本构成单位,必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统合的对象,所以国家意识形态必然要以各种方式渗透到组织之中,特别是在极权治理的国家中,组织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同形性往往是强制性的。但是在现今民主治理的国家中,也呈现出许多组织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同形的现象,则是由组织的模仿性同形导致的,体现出组织的自觉学习与模仿过程。

组织为了获得外部合法性和减少独立生产价值与意义系统的成本,往往也积极主动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国家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紧密接合。对于外部合法性而言,组织对国家方方面面的依赖使组织意识到这种接合对组织是有利的,同时,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已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组织与外界环境展开资源与信息的交流与交换,也要以此观念的接合为平台。组织意识形态通过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接,依托主流意识形态奠定组织在更大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于组织意识形态自身建设而言,借鉴主流意识形态的丰硕成果,也可以减少其对于意义系统独立创建所产生的风险,降低组织意识形态建构的生产成本与协调成本。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发现组织应用“拿来主义”策略,将系统化、理论化的国家意识形态稍做改变直接应用于组织意识形态建构。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模板进行组织意识形态建构不但节省时间,而且将组织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更大文化环境背景相联,也降低意义阐释与论证中所产生的协调成本。因此,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的组织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着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同形性特征。例如,我们看到当国家意识形态提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时,各种组织都纷纷仿效,提出以“和谐”为主旋律的组织价值理念,如构建和谐工厂、和谐企业、和谐校园、和谐社区等符号标语。

各种社会思潮也为组织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价值模板,各种社会思潮携带着丰富、多元的价值信息,成为当今开放社会中组织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箱”,组织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选取和关注社会思潮中不同的价值因子,将其整合进自身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自身的意义系统得到创新、丰富和发展。例如,当今社会所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绿色环保主义、女权主义等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些社会思潮有的理论化、系统化程度比较高,有的则是对社会心理的简单综合,弥散在较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层面。不过,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存在,还是作为社会心理存在的社会思潮都反映了不同群体对社会现实的不同理解与价值评价。各种社会思潮内包含多元价值追求,它们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和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都为组织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学习的材料。当然各种价值评价与判断可能存在冲突与对立,组织意识形态正是在它们的冲突与竞争中看到价值的多元化存在,从而选取符合组织需要的价值因素加以整合,丰富、发展和繁荣组织的意识形态建构。(www.chuimin.cn)

由于各种社会思潮往往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伴随社会运动自下而上的生成,这与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化、体系化的自上而下建构不同,社会思潮的现实性与动态性,使其在传播与扩散中采取更为感性直观的宣传形式来贴近和动员大众,以音乐影视文学、游戏、网络等多种途径与渠道直抵受众的心理层面,而不是理论思维层面,传播与内化自身的价值理念。与社会思潮对大众的动员相同,组织在日常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也要不断的面临组织动员任务,促成组织成员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一致。各种社会思潮动态化、感性化、多样化宣传形式为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实践提供了借鉴模式,特别是在基层生产组织,由于工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不是很高,所以,以感性认识为主的传播方式更容易被理解与认同。因而,现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组织意识形态宣传都是以图像传播的形象性、多媒体传播的动态性等感性直观方式深化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知与认同。

组织意识形态建构更离不开组织自身的历史与实践,组织在对自身历史回顾与实践总结中不断地反思,在自己成长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不断学习,从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组织意识形态。如果说国家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是组织意识形态建构的外部借鉴力量的话,那么组织的历史与实践则使组织在反思中成长、在实践中创新。组织的历史对于组织意识形态建构是重要的,一方面组织的历史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使组织意识形态建构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组织的初始设置:如组织性质、组织目标、组织技术、组织创建者的价值理念等都对组织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组织意识形态作为联结组织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意义图式,必然受组织历史的影响。另一方面,历史不仅表现为静态的事实,还表现为时间的绵延,绵延的历史对组织的重要性就如民族国家的历史对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生成的重要作用一样。组织的历史越悠远,组织和成员越倾向于将其神圣化,正如我们看到历史悠久的组织,往往都会有自己的“神话”:开创的艰险、优异的领袖、成功的辉煌、困境中的重生等等,在时间的长河中,历史本身成为一种团结的力量。最后,我们更应该看到历史的建构意义是在意识形态对其的召唤中生成的,在此种意义上历史都是正在被叙述的历史。组织意识形态建构往往依托于对组织历史的回顾与述说,选择有利于组织整合与实践的历史部分去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将其注入到成员与组织的记忆之中,同时,结合新的需要不断赋予组织历史以时代的内含和新的意义。因而,在组织的意识形态建构中,组织的历史不仅仅是被动的实存,更是被征用和调集的对象。

组织的实践更是为组织意识形态建构提供内生力量,一方面,组织的意识形态建构是紧密围绕组织具体生产和生活实践展开的,作为论证组织实践的合法性而存在的组织意识形态,只有与组织实践密切结合才能不留于空泛说教,才能真正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组织具体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无不伴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必然会形成基于具体实践而在互动中产生的各种意义之网,这使组织意识形态自下而上的反思性生成成为可能。这些基于不同群体(生产者与管理者)、不同空间(车间与办公室)不同实践场域(生产实践与生活实践)等的具体互动所涌现出的意义理解与价值判断可能是冲突的,组织意识形态正是在对这种冲突的反思中完善自身,将那些符合组织整体利益的内生价值因素整合到组织意识形态中,使组织意识形态的内部创新得以实现。

因此,组织意识形态建构一方面要向组织外部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固有价值模板进行模仿与学习,另一方面又要在对组织内部的历史与实践反思中不断实现内部的创新与发展。组织意识形态既受国家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是成员自身形成集体意识的场所,受大环境影响的同时,形成自身小社会,往往采取灵活的意识形态来整合组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