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变迁中的意识形态整合研究

一、从阶级性到组织性——意识形态研究的组织论视角

1.有别于阶级关系的群体关系——组织论视角

如果说意识形态产生于群体实践，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挖掘意识形态的群体性根源并将其与组织研究相结合，提供一种意识形态研究的组织论视角。与阶级的抽象性和普遍性相比，可视、可感的组织却是具体的、生动的，它为意识形态整合研究提供了新的结构支撑。阶级并不是划分群体的唯一标准，也不是社会存在的唯一形式，正是群体除去阶级之外的那部分剩余范畴引起本研究的注意，将研究视角引向组织——另一种群体范畴，特别是在社会生活组织化的今天，关注以组织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更具有研究意义与价值。其实，已经有很多学者曾指出马克思的阶级意识形态观忽视了两性之间、民族集团之间、集团与国家之间的统治或从属关系，“如果我们必须形容马克思过分关注阶级关系，那么，我们也必须分开意识形态概念与阶级统治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必须被视为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在研究意识形态时，我们可以关注意义支持统治关系的方式，但是我们也可以关注其他种类的统治，诸如男女之间、民族集团与其他集团之间或者霸权民族国家与处于全球体系边缘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社会关系。”^[11]可见，意识形态是支撑结构性社会关系的意义机制，阶级关系只是结构性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在我们的研究中突显的就是对现代生活产生广泛影响，有别于阶级关系的另一种结构性社会关系——组织关系，意识形态在维系组织结构和秩序的再生产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意识形态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均有阐述，但是他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基础，并将这个社会基础的根基定位在阶级结构上，意识形态与社会基础的关系变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意识形态成为经济利益的表现和副产品。韦伯虽然也非常注重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如韦伯强调有产与无产的差别是阶级划分的一个重要标准，但身份地位的垄断更受到韦伯的重视，他们对于利益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正如吉登斯所说：“在韦伯的观点里，不同类别上的利益之概念，不能局限于经济的利益，而必须推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上。因此例如政治党派有来自于他们作为权力之热衷者或支配者的利益，然而此种利益并不必然以其共同的阶级为基础。”^[12]涂尔干认为社会意识的来源只能根植于“社会”，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明确指出是社会——尤其是时节性祭典所产生的集体狂欢中的社会——是信仰与象征的来源。因此，“涂尔干与马克思之歧异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有关理念有多么‘独立’于其社会之‘下层结构’的程度，而在于那个下层结构的组成特质”。与马克思强调经济因素、阶级结构之于观念的决定作用不同，在涂尔干的分析里，“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被降至最低，而较强调在集体祭礼中产生的宗教信仰所具有的社会特性。”^[13]在韦伯、涂尔干与马克思的分歧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将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基础层面进一步扩展。经济基础及由其所决定的阶级结构肯定可以作为意识形态产生的重要根源，但并不是唯一根源。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民族、国家、各种身份群体，如根据性别、年龄、兴趣爱好、工作性质等多元标准划分的身份团体正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多元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萌生的社会基础、组织与表达方式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特别是以各种组织为基础的职业团体更是成为联接个人与社会的中介而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对立日益弱化，有别于阶级的各种组织和有组织的利益群体成为意识形态萌生的新基础，塑造人们的理想与价值信念。

对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阶级意识形态观我们应该结合时代背景与历史任务来加以分析，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时代，阶级意识形态符合阶级动员和社会秩序重建的需要，因此，意识形态在当时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是革命时代赋予意识形态以阶级内涵。革命时代意识形态实践指向的是阶级革命，无论是揭示资产阶级意识的虚假性，还是揭示无产阶级意识动员的必要性都是为阶级革命服务的，这是阶级革命斗争时代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和平发展取代阶级斗争成为社会重建的理念基础，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时代共识，任何以牺牲和平与发展为代价的社会改革都会遭到质疑。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以民族国家、跨国组织和民间组织等为单位，以和平共处为原则实现全球共荣的时代，以组织为单位的异质性团结模式区别于以阶级为单位的同质性团结模式更有利于全球和谐发展，意识形态的实践取向发生了转移，有别于阶级的组织意识形态整合上升到比较重要的地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当代意识形态实践的社会基础正在实现从阶级向组织的转移。具有场域边界和重申不同价值理念的多元组织正是现代意识形态展开的具体场所。今天人更是以组织的方式加入社会，现代组织成为联结个人与社会的中介，意识形态从阶级整合转向组织整合对于和谐社会、和谐国际的建构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具有边界和场域结构的组织为组织意识形态的形成与认同提供了地方性场景，不同于阶级意识形态要在全球范围内靠理论宣传与灌输来实现意识统一，组织意识形态则是以相对闭合性的场域实践将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在实践中统合起来，使共享观念与价值认同在实践中不断得以调适和再生产。可见，组织意识形态不仅仅表现为理论动员，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具体实践为组织意识形态实现感性与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奠定了现实基础。从阶级意识形态整合到组织意识形态整合体现了意识形态实践取向的现代化，这是价值多元化世界实现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任务取代革命任务之后时代发展的理念需要。

2.从初级群体到次级群体——社会生活的组织化

前面我们已经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意识形态的主体从抽象的“意识本身”到“民族国家”再到“阶级”和更为具体化主体的动态演化过程，当然也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的主体有可能以新的形式——组织出现。意识形态主体的多样化是随着人类生活样式的变迁和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群体实践而实现的。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又表现为群体实践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群体生存样态又发生了那些实际变化呢？

对群体研究的早期关注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区分了家庭、村落与城邦，发现人类的群体联系方式从以血缘为联系纽带扩展到以地缘为联结纽带。工业革命的发展，打破了家庭作坊作为生产与生活单位合一的格局，出现了专门从事机器大生产的经济单元，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各种生产经营组织，这改变了人们对组织和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人们进一步区分了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亲密共同体与基于机械化大生产而聚集在一起的业缘共同体，如滕尼斯对“公社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并认为这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组织形式的变迁，涂尔干则是用“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来论述伴随社会分工而产生的现代组织方式与团结方式的变革。

然而真正意义上对现代组织的社会学研究要追溯到韦伯，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不同就在于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而社会生活理性化的标志就是科层组织的出现。科层组织具有与传统社会组织不同的特点，例如：职权的确定性、组织等级性、职员的专业性、文件管理的档案化等等。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社会正规组织基本都具备韦伯所说的这些特征。尽管不同的社会学家所倡导的组织生活方式可能是不同的，但都承认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群体生存状况发生了质的越迁。社会学也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发展现实提出了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相区分的概念范畴。(www.chuimin.cn)

现代社会组织的产生实现了从初级群体向次级群体的扩展。广义的组织泛指一切人类共同活动的群体，包括家庭、部族、村社等初级群体；狭义的组织则是相对于初级群体的次级群体形式，它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标而协同行动的社会团体。本文所述的组织即是指与初级群体相对应的次级群体——狭义组织概念，如果说家庭是初级群体的代表形式，那么现代意义上功能分化、目标明确的各种社会组织则是次级群体的表现形式。严格意义上讲，国家也应该算是组织的一种形式，但为了分析之便，我们也把国家这种巨型组织与我们在社会结构的中观层次讨论的组织加以区分。因而我们所讨论的组织基本上是以业缘纽带相联系的狭义正规组织，特别是对社会生活产生基础性影响的经济生产经营组织，而家庭、社区、国家在我们的研究中成为狭义组织研究范围之外，但却与其发生密切联系的相关概念。

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数量繁多、目标、种类与结构各异的组织形式，有各种军事组织、经济生产组织、行政管理组织、文化与科研组织、医疗卫生组织、服务与保障组织、通信与娱乐组织等等。正如帕森斯所说：“组织的发展已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主要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人们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达到对个人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14]科尔曼也论述了现代组织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人们已经从一种自然的聚落状态变为集体行者或曰法人组织状态，当今社会关系不再仅仅是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扩展为自然人与法人以及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社会的构成元素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

3.基于异质多元而非同质一元的意识形态整合

无论是以家庭和村落为代表的初级群体还是以现代组织为代表的次级群体，在对群体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了不同于“阶级群体”的另外一种相对具体的、边界相对清晰的群体结构——组织。组织与阶级有着不同的结构特征，所以它们的整合方式也是不同的。如下图所示：

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析与组织分析示意图

阶级的划分以经济地位的一元标准为基础，对社会进行的是一种横向分割，基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少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地位的高下，社会可以被横向地分割为上下不同的阶层，以阶级为划分标准来看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呈现出纵向分明的条形等级结构，类似于金字塔的构型，它突出反映的是阶级内部的同质性与阶级之间的异质性。阶级结构依赖的意识形态整合途径是通过对经济利益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政治地位来划分群体，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或上层、中层和下层阶级等，使人们达成对不同阶层利益与等级身份的唤起与认知。阶级群体的划分标准本质上是经济一元决定论的，它在阶级斗争与革命时期发挥重大作用，是与“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的概念。

组织的划分则以特定的群体目标为基础，组织是围绕特定目的而有意识结合起来协同运作，以期完成共同目标的异质性群体。组织内部包含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是一种混合性的结构，在整个社会大结构中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小社会，它具有相对封闭的组织边界。以组织为划分标准去看社会，我们看到的社会则呈现出块状散落结构，类似于莲藕的截面，它突出反映的是组织内部的协作性和组织与外部环境以及不同组织之间的依赖性。这样的组织结构所依赖的意识形态整合是通过明确组织目标、划定相对边界、围绕具体组织实践而达成的异质性协作团结模式。它不同于阶级的同质性整合模式对一元经济标准的强调，而是以目标的具体性、组织边界的可感知性和组织的感性实践活动将组织成员异质多元的价值观念统合为同一的组织观念。它在当今和平建设时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与“组织的生活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概念。

组织的具体性与阶级的抽象性相比，使意识形态整合更容易达成。例如一个工人，对于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判断主要来自于根据理论上的划定而在心理上形成对这一阶层的想象与认知，他能真实感受到的是工资待遇上与管理者的差异，但与此同时他也能感受到自己所在组织内部工人之间的工资与待遇差异；他自身看不到，也感受不到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那部分群体究竟有多大，他只能想象到和自己处于同等际遇的那部分群体分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他却可以真实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组织内部具体职位上的工人，他个人的利益是与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而非与社会甚至世界范围内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直接相关。因此，与意识形态的阶级动员不同，由于组织往往具有相对闭合的边界结构和实践场域，并伴随着个体在群体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的具体投入，所以其意识形态整合方式更为具体和多样，因此，组织场域与实践根基为我们开辟和平建设时期意识形态整合研究的新视野。

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状况、表现形式和整合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想见政治、经济与文化组织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差异，政治组织往往有比较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阐述，特别是政党组织基本都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宣称，价值目标十分明确，意识形态作为党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引领全面的组织建设，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往往以正式、成熟的理论形态出现，意识形态的甄别功能在其整合实践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文化组织的意识形态状况更为潜在与复杂，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对意义与理解的强调决定了它与文化天然的亲和关系，与政治组织相比文化组织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已经与组织的文化特征融合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深入文化组织内核，沉淀为指导组织实践的潜模式而发挥根本性和实质性的整合作用；经济组织有别于政治组织和文化组织，经济组织对绩效的强调往往掩盖了其对价值目标的追求，使人们往往忽视对经济组织的意识形态研究，而实际上经济组织中多存在意识形态现象，其实效率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现代语境下的产物，理性化原则在经济组织扩展使效率意识成为日益主宰经济组织的意识形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组织也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对组织建设的深远意义，对人的因素的重视、对组织团结的强调，以及对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使得进行明确意识形态建构的经济组织在我国近年大有兴起的态势。可见，在不同类型组织中，意识形态的存在状况、表现形式、整合手段多有不同，本文集中关注的正是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组织的意识形态整合实践，不仅仅是因为相对于政治组织和文化组织而言经济组织的意识形态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制度变迁的历史场景下，发生制度变革的那些经济组织，特别是那些经过改制的国有企业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分化，使得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实践成为一个真实而又重要的社会学问题促使我们去做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