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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变迁中意识形态整合研究:动态演化探索

【摘要】: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现代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群体的多样化决定了意识形态主体的进一步具体化与多样化,各种利益群体越来越以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各种利益群体组织开始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单位发挥重要作用。

三、意识形态主体的动态演化——从抽象到具体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在于观念整合,即将个人相互差别的思想价值观念整合为某种“集体意识”,从而实现特定群体内部价值观念的同一性。这一特定群体就是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主体,意识形态的主体不是一种被动的实存,因为标志着主体自觉的“主体意识”正是在意识形态的积极建构中才得以形成的。意识形态将本来具有异质的、多样的、分散的意志,在同一个价值目标基础上焊接在一起。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将个人质询为主体,“如果不是借助主体,不是为了不同的主体,就不存在意识形态。这个命题的意义是:除了具体的主体以外,不存在意识形态,而且只有通过主体才能使意识形态的这种指归成为可能”。[4]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必然与一定的主体范畴相联,但主体范畴的具体化与多样化却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个舶来品,它发源于西方并根植于西方思想发展史之中,回顾西方思想发展史,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维度把握意识形态从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动态演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从集体无意识到意识觉醒和自觉的发展过程,以及意识以主体为中介,在不同历史时期坐落于不同主体之上,形成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呈现出不断具体化和多样化的过程。

直到17世纪,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革命的合力打破了宗教神学对人思想的桎梏,出现了人文主义的复苏,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理性革命”的方式加剧了这一进程,开辟了理性时代的真正到来,自此人类意识进入到一个自觉的过程。曼海姆精辟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重要变化:“在关于世界的客观的本体论的统一性被破坏之后,有领悟力的主体试图用它所强加的统一性来取而代之。于是,出现了启蒙运动这个绝对主体的主观统一性——“意识自身”,它取代了中世纪基督教关于世界的客观的和本体论的统一性”。[5]这个“意识自身”就是抽象的统一性——理性。启蒙运动的精神就是用理性对过去的一切展开批判。

因此,人类思维的主观性摆脱了外部客观性的限制,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但这个王国的主人不是具体的、个人的丰富理性而是“意识本身”,它是抽象的、绝对的、不变的理性。将这种抽象意识具体化主要是由黑格尔和历史学派来完成的,集中表现为将“民族精神”整合进意识分析,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是用四个历史王国(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的“民族精神”来完成自己的发展运动。可以看出意识的主体由总体的、抽象的、统一的主体(意识自身)向更具体的主体(有历史与民族特色的民族精神)过渡。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在后来的民族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族成为意识形态的具体主体。

意识形态主体的进一步具体化是表现在马克思用“阶级”取代“民族”作为历史演变意识的主体,马克思认为意识与观念形式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特别是阶级结构的反映,思想价值观念随阶级的不同而不同,奠定了其独具特色的“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就像“民族精神”取代“意识本身”一样,现在“民族精神”又让位于“阶级意识形态”。伴随着“全世界无产者”联系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阶级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与阶级实践密切结合。在意识主体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无论是黑格尔所说的民族精神还是马克思视角下的阶级意识形态都超越了普遍、抽象的理性意识本身,实现了意识形态主体的具体化与多样化;也正是以具体的意识形态主体为媒介,意识形态的感性化特征才能在群体实践中被唤起,情感、价值与意义才能在群体边界内得以凝聚,意识形态在发展中呈现出具体化、多样化与感性化趋势。(www.chuimin.cn)

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阶级意识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弱化,因此西方有学者得出意识形态终结的判断,但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的又一次转向而已。意识形态本身是不可能终结的,被学者终结的是富有政治斗争色彩的阶级对立意识形态。那么随着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开启,意识形态的主体又将发生哪些新的演变呢?

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现代社会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全球范围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阵营激进的政治斗争基本宣告结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冲突相比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弱化,劳工组织的建立和工人合理要求的满足改变了以革命形态出现的阶级对立态势。然而社会中的冲突与对立并没有因此而完结,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开始显现。如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化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性别歧视所导致两性之间的矛盾;工业化进程中体现出的人与自然不和谐发展的矛盾;产业结构变迁导致行业间竞争所引发的矛盾;各地方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地方与中央、地方之间的区域矛盾;更大范围内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引发的文明冲突等等。我们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普遍的阶级冲突已经转向多样化群体之间具体而实际的矛盾,阶级作为普遍主体正在被非普遍主体所代替,主要以经济地位为群体划分标准的阶级尺度,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对利益多元化社会的群体进行划分。在当今社会,社会实践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而是包括各种多样性主体,人们对不同利益与价值的多元追求也产生阶级群体的分化现实。群体的多样化决定了意识形态主体的进一步具体化与多样化,各种利益群体越来越以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各种利益群体组织开始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单位发挥重要作用。

在当今时代人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深刻体会到全球化的进程,人类社会越来越从封闭走向开放,整个世界越来越形成一个大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们不断地打破民族与阶级的界限,转而在各种组织(无论是基于爱好、兴趣还是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形态中形成新的联盟,各种跨国组织层出不穷;在一国的范围内亦是如此,社会生活不断地组织化,组织本身又不断地分化,寻求组织归属的时代逐步来临。因此,在当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种有别于民族和阶级的新意识形态主体——各种社会组织和有组织的利益群体突显出来,这成为我们对意识形态进行组织论分析的现实基础,各种多样性组织以更加丰富、具体的感性实践使得意识形态研究呈现出新的生命力。

关于意识形态及其主体的动态演变,曼海姆曾指出:“观念的发展循着两种趋势——方面,存在着一种综合的、结合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意识概念在一个无限多变的世界中提供了一个单一的中心;另一方面,人们不断试图使这个单一的概念变得更灵活、更适应性,因为在综合的过程中,对它的阐述已过于僵化和刻板。这种双重趋势的结果是,我们得到的不是一种无时间性、固定不变的‘意识本身’的虚构的统一,而是一种随着历史时期、民族和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的概念。在此过渡过程中,我们继续信奉意识的统一性,不过现在,这种统一性是动态的,处于不断的变化形成过程之中。”[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