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变迁中意识形态整合研究成果

二、转向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研究——建构主义的实践论

当代社会学家的意识形态研究转向日常生活世界，呈现出“实践论”取向的意识形态研究。将意识形态与生活实践密切相联，而不是将意识形态作为高高在上的本体论幽灵，更加关注意识形态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的运作机制和表现形式，集中反映在当代建构主义的文化研究中。主要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与符号暴力研究、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与普遍语用学研究，以及吉登斯的双重结构化与现代性的自我认同理论为代表。尽管他们在不同层面上征用意识形态概念，并且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价值涉入、意义表征等精神状况和观念形态予以高度重视。

1.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

布迪厄的意识形态建构论研究主要反映在他将指认了阶级位置与文化之间的关联，一方面认为正是文化的再生产导致了社会（主要指阶级）的再生产，文化使阶级的再生产得以以隐晦而又有力的方式达成，文化是阶级再生产的工具，被统治者在经受着统治阶段及其代表机构（教育机构及传媒体系）的符号暴力，因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使他们更易于传播和内化自己主导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但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被统治阶级的“权力”，秉持权力的互动论而不是占有论，布迪厄认为文化及社会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合谋”的方式达成的，如果没有被统治阶级对于主导文化的追随，无论这种追随是出于有意识的谋利还是无意识被骗的结果，被统治者在面对符号暴力时，并不完全处于被动无力的状态，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链条是不会有效持续的。

布迪厄进一步揭示了客观位置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客观位置不单单指阶级位置，因此，相同阶级内部也是存在等级序列的，而不同阶级的地位集团间也存在着同质性，因此，对应于客观位置的意识形态也就更加复杂。“因为属于不同阶级中客观位置相同的人（知识分子和教师）将动员符号资源以形成某种相同的意识形态——此例中，强调为自己而学习知识，注重精神生活，并同时反对完全商业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使自己的阶级地位合法化，并抨击那些统治他们的人（通过强调他们掌握更多的文化资源的重要性）。然而，他们的同质性地位由于拥有的不同文化资本量而相互隔绝……因此，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为错综复杂，因为同时并存着不同阶级的集团的统一，又存在因其地位处于不同阶级的集团的分裂。”^[16]因此，即便总是存在着由资本总量决定的客观位置，但形成统一意识形态的过程却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社会出身和流动上的差异也使具有同一社会地位群体的统一意识形态难以达成。比如说原有上流社会对暴发户的贬低、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意识的差异等等。

文化资本与符号暴力。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化，这也是意识形态研究在当代生活实践中的一种话语表达，即意识形态在当代可能是以文化资本的方式运作，通过将自己的价值观指认为主导或上流的价值观，并在教育机构和大众传媒中将自己的价值取向塑造成“品味”的区隔，通过诱导而非强制的去实施符号暴力。意识形态的内容变为一种符号资本，可以生产、消费、积累、传播、交易和转换，与物质资本无异可以在实现利益的争斗中使用，让某些个体支配其他个体，并且，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可以与其他类型的资本进行交换，如通过与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有效交换而进一步得到积累和提升。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给我们的启示表现为，首先意识形态在当代现实生活世界中可能是以符号资本为自己的表达方式，它组成并不断更新自己的价值意义库，供所有消费者选择和征用；其次，它可能以资本的逻辑运作，通过和不同资本的交换达到积累、传播和增值的目的，即它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第一个角落；再次，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不是单一的复制过程，而是一种复杂的互构过程，现代意识形态是在争夺中被延展和传播的。正如学者所说：“当行动者在此过程中动员物质资源和理念的时候，也为偏好和价值方面的集体模式的长期再生产做出了贡献。事实上，这种再生产并不仅仅体现为代与代之间的简单文化复制。相反，社会过程包括了改变文化模式的物质争斗和观念争斗，也就是说，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延伸过程或扩张过程。”^[17]

作为文化资本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场域与惯习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被持续的建构，意识形态是通过在场域中构建惯习的方式而被成功内化的。首先不同的场域可能拥有不同的价值逻辑，如经济场域可能追求利润、政治场域可能追求权力，而文化场域可能追求合法性等等，但场域的划分又不能被简单的等同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系统，因为，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比喻（如力场、磁场）。这就意味着各种利益和资源的争夺空间，它可以包括各种维度，如知识场域、教育场域、艺术场域、生活场域等。而且场域相互交织并处于不断的形构之中。我们既可以把意识形态理解成为一个场域，在这里不同的价值观念不断的争夺它的信守主体，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贯穿于每一个场域的中轴逻辑，因为每一个场域的划分实质上都根据自己信守的价值意义，都有自己的主导价值。而意识形态真正发挥作用的方式则是要沉淀为一种与行动者行动相联的惯习，意识形态成功内化后会成为指导行动者行为的身心图式，惯习并不是无意识的习惯，它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实践意识，成功的意识形态对行动者行为的整合作用正是表现为这种不假思索、不去质疑的实践意识，尽管这种实践意识的形成过程可能是长期争夺与选择的结果，这种前反思性的特征正是成功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

总之，布迪厄向我们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当代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形式、展开方式和作用机制。意识形态可能以文化资本的方式渗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其资本属性使其可以在相关领域中进行置换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符号暴力成为当代意识形态新的展开方式，而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机制也更加隐晦，蜕变为作用于人身心的惯习图式，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作用于行动者的行为选择。

2.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与意识形态的碎片化

哈贝马斯在以交往理性重建生活世界的规划中也对当代意识形态可能出现新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作了理论分析。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晚期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但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比较激进的批判方式不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更具建构主义特点，持有对现代化和社会发展进步的乐观与积极态度。哈贝马斯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两个“世界”概念下引发出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殖民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言路断裂与意识形态分裂；二是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将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三是建议以交往理性和普遍语用学重建有序社会，进而完成对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批判。

社会世界的系统化与意识形态的碎片化。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世界由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两部分构成，它们是由行动者不同取向的社会行动所主导。在系统世界中行动者遵循目的理性原则，如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而在生活世界人们展开的则是交往行为，表现为规范性行动为主导下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吞噬，系统世界的价值原则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世界，并主宰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不同，它具有原初的整合性，而从生活世界分离出去的系统世界却是分化割裂的，并且反过来用自己的价值原则侵犯生活世界，造成私人和公共领域日益萎缩，使其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殖民下也开始向商品化、工具化、物化转变，原初整合的生活世界也如系统世界一样被割裂，出现言路的断裂与意识形态的分裂。^[18]我们现在的现实世界确实如哈贝马斯所说正在经历着系统世界的分化，伴随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各个系统领域日益专业化，每一个子系统都会形成自己的系统意识形态与价值原则，不同的专业领域之间沟通与对话日益困难，所以当代的意识形态总体状况表现出不同于以往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即伴随系统生活不断专业化和分化过程中的碎片化。与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冷战后我们的世界将被发达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统领不同，哈贝马斯看到了现代社会系统生活分化下的意识形态碎片化与多元化的趋势。所以，当下的意识形态状况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色，即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意识形态的盛宴，但统一整合的意识形态却难以达成，意识形态的冲突可能多有发生，但都是局部性的，因为已被系统割裂，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动员正面临困境。

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承接马尔库塞将科学技术视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哈贝马斯也反思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对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作用。但不同于马尔库塞将科学技术与传统意识形态等同所展开的批判，哈贝马斯更进一步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取代旧意识形态的新意识形态，它具有不同于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比法兰克福老一辈理论家在批判“科技异化”问题上，更进了一步。哈贝马斯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国家干预的增强并与科学技术相互依赖，这使统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现在，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统治的）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哈贝马斯一方面肯定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确实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但它的作用机制已不同与旧的意识形态，而是表现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

这是因为“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另一方面，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即科学技术统治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于它的隐晦性和作用方式的不同，它不太容易受到反思和攻击，所以也就更强大可怕，它将评价与辩护标准非政治化并将意识形态与实践相分离，导致“全部‘道德’的排除”。“新的意识形态与旧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就在于：新的意识形态把辩护的标准与共同的组织加以分离，从这种意义上说，是把辩护的标准非政治化，代之而来的是把辩护的标准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功能紧紧联系在一起。……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核心，是实践和技术的差别的消失……技术统治的意识可以让这种实践兴趣消失在扩大我们的技术支配力量的兴趣后面。因此，向新的意识形态挑战的反思，必须与历史上既定阶级利益（阶级兴趣）脱钩，并且必须把正在形成的类的利益关系（兴趣关系）显示出来。”^[19]可见，哈贝马斯不仅指明了现代科学技术正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更深刻的指出了新型意识形态与旧意识形态在表现方式和作用机制上均不同。他提示我们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会演化出新的形态，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析可能只是意识形态分析的一种视角，而且只是在阶级斗争占统治地位时期更有效的分析方式。因此，现代的意识形态表现方式和作用机制可能更加隐晦、多样和复杂。(www.chuimin.cn)

交往理性指引下的重建。那么，面对日益多样、隐晦、复杂的新型意识形态我们如何保有持续的反思和批判能力呢？其实，意识形态本身也只有在反思对话中才能发展进步，意识形态的积极引导功能才能战胜其消极庇护功能而得到有效发挥。哈贝马斯指出我们只有在交往理性的指引下运用普遍语用学进行生活世界的重建才能达成。哈贝马斯通过为“理性”划界，指出源自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是经济生产领域的工具理性、科学领域的认知理性、政治领域的控制理性——即所有分化出去了的系统理性的根基。交往理性不同于分化的系统理性，它具有原始的整体性和统合性，它是理性的理性，它以普遍语用学的真、正、诚、通等价值原则为自己的主要内容，这种综合的理性才能克服系统的异化和扭曲。他提示我们必须明确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只有在不取代交往关系合理化进程时，才能成为解放的潜力，而交往关系一定是在价值规范引导下的关系。因此，“只有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通过消除对交往的限制才能实现。在认识到了目的理性活动的进步的子系统在社会文化方面所起的反作用的情况下，关于适合人们愿望的、指明行为导向的原则和规范的分开、不受限制的和摆脱了统治的讨论，才是‘合理化’赖以实现的唯一手段。”^[20]可见，对新意识形态消极功能的抵制只有在通过强调主体间性理解与沟通的交往理性指导下的具体生活实践中才能达成。

总之，哈贝马斯通过对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殖民过程的分析，提示了现代意识形态的总体状况正因系统领域的分化而碎片化，并且系统世界正在用其工具理性原则侵犯生活世界，科学技术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以更加隐晦和难以反思的方式运作。人们只有以未分化的交往理性重建生活世界才能抵制系统世界及其工具理性价值原则的殖民过程，在沟通和交往中破除科技统治论，重新发现意识形态与生活实践间的丰富反思性关联。

3.表意性结构与全球化视角下的意识形态反思

吉登斯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体现在其结构化理论中对表意性符号秩序的重视，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的生成基础、作用方式及表现形式的现代性反思。吉登斯的意识形态丰富了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现代化进程的理解，意识形态现象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社会背景中表现得更为多样和复杂。

结构二重性中的符号秩序——表意性规则的支撑。吉登斯的建构主义视角体现在他的结构化理论中对于结构本身的理解。吉登斯指出我们应该在社会实践中动态的理解结构这一概念，“‘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21]可见，结构的动态性表现在它既是人们行动的前提又是行动的结果，制约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同时，又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因此，结构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具有客观性，作为行动的结果，它制约着人们下一步行动展开，是行动展开的前提与情境；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主观性，它是不断被行动征用的资源，并且在行动中被有意识的再生产出来。吉登斯用“结构化”这概念表述了他立足于建构主义的实践观，说明了结构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并始终伴随主观与客观不断的互动过程，结构既是社会实践的前提又是结果的二重性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思维。

吉登斯进一步揭示出结构的复杂性，在对结构丛的动态描述中，他非常关注规则可能作为中轴而确定结构丛的性质与功能，因此特别强调了三种重要的规则，正是在这三种主要规则支配下的资源聚落才形成不同的结构丛和结构化过程，它们分别是表意性规则、支配性规则和合法化规则。其中，当表意性规则处于中轴地位时形成的就是关于符号与话语的秩序研究，意识形态研究成为其核心部分。正是由表意性规则支撑的符号秩序给予结构以能动性，它可以通过对符号资源的意义解释和调动，给相对具有客观性的其他资源，如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规范资源赋予不同的意义阐释和权重排序。意识形态就是表意性规则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巨变中就可以体会到表意性规则对于结构转型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前政治资源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经济资源，“社会主义”主要被解释为与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性差异、甚至对立的政治方向与精神信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语境下，“社会主义”更多的被解释为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的话语秩序转变中，我们不难看出表意性规则——意识形态对于符号资源的调动与运作，进而为其他资源配置赋权的重要作用。因此，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决定了人们选择行为的视域和偏好，也正是符号秩序的这种能动性赋予结构以真实的动态性与延展性，并且也只有被赋予意义的结构才是能被理解的结构。吉登斯对于表意性规则与符号秩序的研究对我们深有启发，他提示我们意识形态作用于制度结构的具体方式，意识形态正是作为表意性规则调动符号资源以作用于结构化的具体过程，是制度与结构的意义之锁与内在纲绳。

实践意识与记忆痕迹——支配行动的灰色区域。意识形态作为表意性规则是结构的意义支撑，那么，意识形态又是以什么方式支配行动的呢？吉登斯通过记忆痕迹和实践意识的概念向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隐性作用机制。与布迪厄强调意识形态以文化资本的方式发生作用不同，吉登斯更加关注人的意识活动领域中意识形态的支配方式，即思维领域中的前反思性是怎么形成的。吉登斯反对机械唯物论认为认识仅是实践的映像的观点，而是引入时间、空间、转换规则、行动流等概念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循环互构过程。吉登斯指出：“我们说结构是转换性关系的某种‘虚拟秩序’，是说作为被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系统并不具有什么‘结构’，只不过体现着‘结构性特征’，同时，作为时空在场的结构只是以具体的方式出现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并作为记忆痕迹导引着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行为。”^[22]可见，这种记忆痕迹不仅仅是客观的结构的被动反映，更应该说是形塑结构的结构观念。吉登斯进一步指出支配人们行动的结构观念不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逻辑概念，而是在日积月累形成的实践意识，实践意识是介于无意识与话语意识之间的“只做不说的意识”，“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之间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区别标准，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在于，什么是可以被应该说的，什么又只是只管去做而无须多说的”^[23]可见，日常性与惯例性是实践意识与记忆痕迹展开的基础，成功的意识形态整合正是通过例行化和常识化的方式进入人们意识的非反思区域而发生作用的。一旦人们选择并认同了某种意识形态，它就用来指导人们的实践，并在实践中沉淀为记忆痕迹并进而转化为“只做不说”的实践意识，这正是意识形态成功内化和发生作用的方式。

时空抽离与自我认同——全球化语境下的意识形态反思。伴随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来临，记忆痕迹和实践意识发生作用的“例行化”基础发生了变迁，时空与空间是记忆痕迹产生的条件，而现代社会的变化在于“时空分离”。吉登斯指出“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制度性反思”是现代社会生活和个体自我认同发生转变的动力，而现代社会的这种变化也正是意识形态面临现代变迁的社会基础，更是全球化语境下意识形态反思的现代基础。时空分离反映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延展性，前现代社会“在场”的时空观念正在被改变，现代网络、通讯技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使我们日益跨越时间与空间领域，在更大的全球体系内形成社会关系的联合。这使得意识形态不仅可以在传统的“在场”空间中形成，更可以在“不在场的虚空”中滋生，现代网络中各种论坛所标榜和弥散的五花八门的价值信念，既是价值冲突的源泉，也是意识形态发展新的动力，时空分离为新形式下的意识形态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们在“在场”与不“在场”实践中不断的沟通与对话，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不断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交汇，各种意识形态本身正在这个新的全球时空中凝结、流散型构一个信息符号动态竞争的话语元场域。

抽离化机制的形成是时空分离的直接后果，吉登斯把抽离化机制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又把两者统称为抽象系统。抽离化机制的本质就是抽象化，原有时空在场下具体化的不可得使得抽象化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吉登斯以货币为例来说明象征符号是因为抽象性而具有普遍意义并对社会生活的起到重构作用，实际上，今天的信息符号正发挥着比货币更强大的职能，具有更强大的交换和重组能力，而不断重组的信息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在种种意识形态包裹与武装下的价值与意义表达。专家系统的抽象化表现在其“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这种知识的效度独立于利用它们的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24]，各种专业知识在空间中流转与重组，越来越脱离地方性的背景，并且专业知识本身在当今社会正在成为一种“技术控制论”意识形态。这些抽离化机制的抽象性特质使得意识形态的载体更加丰富而隐晦，符号与专家系统的价值指向更加值得我们去分析和甄别。

时空抽离的结果导致现代人的信任与自我认同危机，吉登斯认为“与特定的情境、个人或体系相关的信任态度，在更为一般化的层次上，与人体和群体的心理安全感直接联系。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信任和安全、风险和危险以种种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方式相互并存”^[25]制度变化的非预期性必然带来个体存在的安全与焦虑，体验的隔离与亲密关系的改变使我们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信任危机。在这样的巨变中，我们更加需要和渴望指引人类航程的路标和维系团结的精神力量，因此，我们非但没有进入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社会，反到是进入一个意识形态纷繁多样的时代。这种全新的变化促成了现代人的现代性反思：“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时空转型伴随着抽离化机制，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的规则或实践的控制。这就是彻底的反思性的背景，它是现代制度推动力的第三种主要影响。”^[26]晚期现代性的后果是个体在对自己负责强大压力下不断自我反省以形成自我认同的重组，这增加了个人批判与反思的能力，一方面，本体性安全要求人们寻求意义归宿，另一方面，时空抽离的结果又使人们在变迁社会中不得不始终保持着对任何一种意义与价值的反思。可见，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孕育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即意识形态自身的反思性监控和批判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僵化不变的传统意识形态一统时代已经终结，意识形态本身只有在不断的竞争与反思中才能得以进化，否则一定会被淘汰，我们进入一个意识形态全球化和多元反思的新时期。

吉登斯激发了我们对意识形态全球化研究的关注，“在全球化条件下，我们面临着向一种新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转向，人们开始积极地塑造自己，构造自己的认同。随着地方性社区与全球新秩序的相互作用，传统和原有价值的重要性正在减弱。从前指导人们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社会符号’已经宽松了许多。例如，今天裁缝的长子选择多条未来的道路，妇女不再被限制在家庭范围内，其他许多影响人们生活的路标也已消失。传统的认同框架正在瓦解，新模式正在出现。全球化迫使人们以一种更为开放、反思性的方式生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做出反应和调整。”^[27]这提示我们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基础上反思意识形态的演化趋势和作用机制，关注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新变化，正如学者所说，吉登斯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全球化体系中，社会生活不仅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裁模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在象征/话语模式方面也发生了改变，进入全球信息体系。吉登斯所论述的象征秩序和话语模式，最核心的就是价值信念体系或意识形态观念，也就是要在全球化背景中来把握人们的价值信念或意识形态。”^[28]

可见，当代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研究表现出对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双重批判，他们认为结构主义忽略了情境的非决定性和行动者的实践本性。行动者并不是在一般情境下对规则的机械服从者，也不是解构主义视角下那种丝毫不受规则制约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真实的行动者既受制于情境的制约，又能以实践意识来适应或建构有利于行动的新情境。实际上当代的社会学家都强调实践意识与情境定义的复杂关系，因为实践意识是囿于情境的动态意识，情境定义也不是中性的，它往往借助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解释支撑，所以情境定义本身即渗透着行动者本身的意识形态选择。因此，关注符号秩序、情境定义与实践意识的建构论视角似乎更细致地揭示出全球语境下多元意识形态冲突与整合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