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意识形态整合研究中的组织变迁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我国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阐述和政治学领域对意识形态与统治关系的强调上。

第四节　我国的意识形态研究现状

我国建国以来由于受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较大，所以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延续的是被列宁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维，即认为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决定意识形态的优劣。所以在我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讨论，而是一直强调要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区别开来，防止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领域中所进行的以各种形式展开和平演化的意识形态策略。表现在一方面，我们始终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指导思想的提出都是这种结合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始终强调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在其指导下完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这种建设包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实践形式。

因此，我国表现出与西方社会对意识形态研究的巨大差异，延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使我们并不回避这一概念，认为它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和各种物质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引与指南；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在政治意涵上使用这一概念，认为它是将中国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区分，标定了中国未来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政治价值取向问题，更多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和政党的建设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国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阐述和政治学领域对意识形态与统治关系的强调上。如在哲学领域中产生了一批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细致研究，如张秀琴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中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周宏的《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研究》更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做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学界也不乏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物进行的论证与分析，如邹放鸣的《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郑永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朱兆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都是对我国有别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政治学领域更加强调意识形态与执政党统治的关系：如聂平平、胡其柱的《执政党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分析》、马宝成的《试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沿续了葛兰西对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强调，此外，强调警惕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的渗透与冲击，把保持意识形态安全放到维护国家稳定和政党统治的高度来认识理论成果也有很多，如田改伟的《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黄建明和杜阿奇的《积极建构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等。(www.chuimin.cn)

总之，与西方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相比，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以宏观研究居多，政治化倾向也较为明显，对于意识形态在当今社会的微观转向以及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在当代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态势缺乏敏感的认识和宽广的视角。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需要基本满足之后，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正在与日俱增，同时，全球化的进程也使人们认识到不同的发展道路背后正是不同的精神理念在引导并塑造着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解与期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似乎并没有带来人们对于什么是美好社会的共同判断，事实上与全球化相伴生的本土化进程却向人们展示了世界诸多文明的理念差异和价值多元的发展诉求。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意识形态研究在当代社会的不同学科中正在兴起，尽管已经有一部分学者已经敏感的意识到了在多学科交流与对话中确立社会学视角下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发展空间的重要性，如徐连明、文军在《论社会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中明确指明社会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学科旨趣，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应该更多的转向有别于政治的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刘少杰在《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分化与整合》及《利益关系分化中的意识形态变迁》中敏锐地把握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制度深刻变迁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分化及意识形态信守主体、表现形式及整合方式可能呈现的新变化；田毅鹏的《单位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则指出单位社会终结后，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公共精神空间的再造将引发集体认同重构这一关键社会问题。李汉林在《意识形态：人的社会化以及组织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更加明确论证了意识形态对于组织与制度变迁的重要意义，认为意识形态从合理性、合法性和合情性三个方面，在组织与制度变革与创新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新的制度通过意识形态而合法化，意识形态则通过制度变为组织结构的一部分。但现有社会学方面的意识形态研究却更多的是在宏观层面进行原则性的理论阐述，缺乏对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展开实践的具体经验考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突破意识形态研究的传统范式，提出对意识形态展开组织分析，并在制度变迁的场景下对意识形态的整合实践展开具体的社会学分析与考察，在当下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意识形态整合研究中的组织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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