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变迁中意识形态整合的研究成果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六、意识形态的终结与无法终结的意识形态曼海姆的著作带来了普遍影响，他与政治学以及单纯的哲学认识论不同的分析风格，丰富了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并且，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家缺乏曼海姆意义上对自身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反思。意识形态终结论引发了更大范围内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

六、意识形态的终结与无法终结的意识形态

曼海姆的著作带来了普遍影响，他与政治学以及单纯的哲学认识论不同的分析风格，丰富了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尽管曼海姆提倡对意识形态进行描述性分析，但政治学范式下对意识形态的贬义性使用影响依然很大。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冷战时期的一个产物得以形成。通过对冷战思维的反思，他们倾向于把意识形态与非理性的情绪相联，这主要是由于那些亲身经历过二战的人们，对纳粹苏联法西斯主义的恐惧以及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不满，使他们将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等同起来，并认为其是20世纪中叶许多痛苦、不幸和战争的根源。

雷蒙·阿隆、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等人都论及了极权化意识形态和封闭社会与那些主张公民政治的开放社会的区别，这样意识形态就被贬低为一种不宽容、不自由的极权主义思维。由于西方工业社会中各个主要政党在福利国家、混合性经济结构方面都已形成了一定共识，政治目标的共识与趋同使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需要用意识形态进行动员的革命，在西方工业社会终结了。如李普塞特所言“西方民主的社会革命的胜利，正好终结了国内的政治。……民主的斗争仍将继续，但这将是一场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红旗飘扬、没有五一游行的斗争”。^[36]贝尔也做出相似论述，从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来探讨意识形态的终结。贝尔认为随着作为经济仲裁者的国家角色的出现，民主参与使政治力量日益多元化，职业结构的变化使产业工人阶级萎靡不振，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带来阶级冲突的削减，这一切使得粗略的共识得以形成：对福利国家的接受，对分权的期望，对混合经济体制和政治多元化体制的肯定。就此而言，意识形态的年代也已经终结了。^[37]可见，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反映了一个时代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根本看法，这表明各种激进运动所信奉的旧政治观念的衰弱。

另外，意识形态终结也与社会科学中科学实证主义范式的兴起有关。许多社会学家将意识形态思维与科学思维对立，认为实证科学要求建立在经验证实或证伪的价值中立、客观性分析基础上，而意识形态思维中所富含的情感与道德诉求与科学的实证范式是相冲突的。^[38]贝尔通过将意识形态与宗教等同提出了作为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的不可检验性：意识形态讨论的是这样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试图动员人们去实现用世俗性的术语表述的末世论的教义，并且在这种政治公式与激情的结合中，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信念和一组道德确定性，而这组道德确定性的结局往往被用来为手段的不道德性辩护。可见，尽管贝尔意识到了意识形态可以发挥确立信念和道德确定性的积极功能，但他却对这种积极功能的发挥持悲观态度，认为它必将被某种功利性目的所利用和扭曲，从而成为一种局限思想自由发展的东西。为了肯定价值理想的正面功能，贝尔区分了乌托邦与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不代表乌托邦的终结，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乌托邦，乌托邦是给人鼓励的理想，是某种把激情和理智结合起来的方式。但我们知道实质上这种区分并不有效，它更像是对不同意识形态加以区分和评价，正像他认为西方社会内部的意识形态正在终结的同时，亚非不发达国家的新意识形态正在兴起。与西方19世纪产生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等追求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不同，亚非地区的意识形态是政治领袖主导下的地方性的、工具主义的意识形态：旧意识形态的动力是社会平等，就广义而言是自由；新意识形态的动力是经济发展和民族权力。^[39]这恰恰说明作为价值理想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终结的，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发生了变化罢了。

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冷战思维的发展，仅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在当时所发生的变化，“终结”的只是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不可能是全部的意识形态，这只能进一步说明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以更加复杂的形式与人们联系在一起。并且，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家缺乏曼海姆意义上对自身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反思。正如麦金太尔指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家们“未能接受一个至关重要的可选择的可能性，即意识形态的终结决非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它本身的提出就是它得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和地域的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达”。^[40]可见，意识形态终结论包含着评价性的假定，终结的是与自由主义相背的意识形态，而没有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加以分析，其分析形式下隐藏着的是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www.chuimin.cn)

意识形态终结论引发了更大范围内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法兰克福学派援引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贬义用法，将意识形态批判从政治领域扩展到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如马尔库塞对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主宰下的单向度价值思维的批判；哈贝马斯对当今社会人们笃信科学技术，导致科学技术越来越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而缺乏对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反思；文化社会学家格尔茨对意识形态所作的文化分析则揭示了一种作为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他批评以往的意识形态研究“都直接从对来源的分析走向结果的分析，而没有认真的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互动的符号体系——当做相互影响的意义模式——来检验。……结果，意识形态如何将情绪转变为有意义的东西，因而使之在社会上流行，这个问题被一个粗糙的装置短路了。”而实质上，意识形态是人们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文化模板，是借助象征符号而对社会秩序所做的图解式表达。因此，格尔茨深刻的指出，“正是意识形态努力要赋予一个不能理解的社会形势以意义，将其解释为可能在其中进行有目的的活动，既说明了意识形态的高度象征性，又说明了它一旦被接受后，就抓住接受它的人不放……无论意识形态还会是别的什么——莫名恐惧的投射、别有用心的伪装、集体团结的假情表达——它们最明显的都是成问题的社会现实的地图及产生集体良心的母体”。^[41]无论是对其积极功能的阐释还是对其消极功能的批判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和构形意义透镜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可见，在当代生活中意识形态非但没有终结，反而是越来越复杂、丰富，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意识形态多元竞争的时代，而这是变迁社会的必然结果。因为“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应对的结果就会随之产生。这种意识形态产物得益于（1）各种社会单位的高异质性程度（阶级、群体、组织等）在社会系统中以及资源及其分配的高分散程度，（2）变迁的高速率（权力的重组、资源的再分配、新结构的建立、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3）缺乏弹性的文化法则（由一些法则间稳固的联系所创），（4）政治权威递减的压制新的文化规则、仪式和资源动员的能力。……乌特诺把这些过程描述为意识形态‘竞争’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变项’的增加，一些意识形态更‘适应于’在竞争中生存，因此最终被‘选中’。这种‘适应’与‘选择’依赖于一种意识形态能够：（1）界定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的社会关系（在道德对象、程序、自我、角色、强制、选择、风险、模糊性与不可预测性等方面）；（2）确立一个由许多联系不太紧密的元素组织的富有弹性结构；（3）确保一个资源基础，特别是资金、拥护者、组织、领导和沟通渠道；（4）确定仪式和沟通实践；（5）建立自发的目标；（6）达到统治者与现有价值以及程序规则所规定的合法性。”^[42]因此，乌特诺认为在产生变化、选择与制度化的条件变动不居的情况下，不同的意识形态潮流将会出现。

那么，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为这个在两个世纪里发生复杂变化的术语在当代的语境下确立社会学的研究立场，用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与经验性承诺再现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社会中的具体实践过程，我们相信这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可以为拓展社会学的理论视域和丰富多学科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组织变迁中意识形态整合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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