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整合研究在组织变迁中的扩展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随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扩展了对意识形态的功能分析，突显作为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分析的扩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取得了广泛的影响力，并与工人阶级运动紧密结合，马克思的思想越来越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列宁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肯定和积极的评价，并将“马克思主义”确定为“科学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他认为每个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均有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在这里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它的否定含义，成为指导群体实践的思想原则。对意识形态的评价建立在对其阶级属性的强调与区分基础上。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保守、欺骗、操纵的，这源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则是科学、先进、和批判反思性的，是对真实世界的客观反映，是科学的意识形态。这种科学的意识形态是不是在工人阶级内部自发形成的呢？列宁指出意识形态不简单的等于阶级意识，工人阶级仅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19]所以，真正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来自于外部启蒙，即“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20]

可见，一方面，列宁扩展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范围，去除拿破仑和马克思在贬义层面上使用的意识形态限定，即只把某种特定的思想体系，如意识形态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理论学说视为意识形态。通过确立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破除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贬义用法，使一切包含价值信念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学说均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提出了意识形态并不一定都是由群体内部自发形成的，有可能是从群体外部产生，灌输并植入群体内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单纯的意识形态经济决定论，揭示了意识形态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展现出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建构作用。最后，列宁破除了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他指出虽然意识形态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但是某些与客观真理相符的意识形态可以成为与科学同一的东西。

随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扩展了对意识形态的功能分析，突显作为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卢卡奇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关注无产阶级如何由自发的阶级过渡为自觉的阶级；葛兰西则在另一个层面强调国家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文化霸权”的重要意义。他们都突显了意识形态在阶级革命和阶级统治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分支中，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被强调，意识形态虽然是对现实的反映，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但又不是完全被动的，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能动地作用于产生它的基础。

卢卡奇继承并发展了列宁对意识形态进行阶级区分的理论，认为对意识形态性质的判断依赖于主张它的阶级的结构位置和历史自觉性。卢卡奇同意列宁的看法，不能把意识形态简单地理解为“虚假意识”，应该对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区分：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就意识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如无产者的心理意识状态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状态展开具体的分析。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卢卡奇指出了意识形态非虚假性的条件：即将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就能认识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能认识与客观状况相符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能够在整体中把握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与历史发展的客观状况相符的一种“科学”意识形态。^[21](www.chuimin.cn)

然而这种进步与积极的意识形态却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卢卡奇进一步阐述了意识形态形成中阶级主体的能动性与自觉性的重要意义，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正形成有赖于自觉的发展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面扛着去进行战斗的旗帜，不是真正目标的外衣，而就是目标和武器本身”。^[22]这就指出了成功的意识形态不能只流于外在形式，而必须形成集体意识和对集体历史地位的自觉才能发挥出强大的历史推动力，意识形态的自觉建设性被突显出来。这样，“居于上层建筑之巅，软弱无力地反映现实的意识形态，到卢卡奇那里变成了历史的动力”。^[23]

随后，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提出，则更加具体的揭示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文化观念的统治力量。葛兰西也抛弃了带有贬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概念，并批判了这种概念过于简单的还原论色彩，如：“（1）把意识形态看作不同于结构的东西，并断言不是意识形态改变结构，而是结构改变意识形态；（2）断言一种既定的政治解决办法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它不足以改变结构，尽管它自认为能够改变；并断言它是无用的、愚蠢的等等。（3）人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纯粹’的表象、无用的和愚蠢的东西等等。”^[24]葛兰西已经清楚的意识到对这个概念不同的使用和评价已经导致理论研究中的混乱与困惑，所以将意识形态划分为有机的意识形态（organicideology）和武断的意识形态（arbitraryideology）。有机的意识形态是必不可少的，“组织人民，创造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它创造了“一种世界观和相应行为准则之间的信仰统一体。”^[25]宗教就是此种意识形态的范例。而武断的意识形态则具备上述带有贬义性意识形态概念的全部特征。葛兰西主张要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展开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区分和研究态度已经接近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研究了。

同时，葛兰西提出了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重要性。由于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群体利益之间往往是矛盾的，无论是统治阶级的统治还是社会秩序的维持都离不开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调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提出了意识形态不可低估的整合功能：“这个问题是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统一的问题，对此，意识形态作为水泥发挥了粘合和统一的作用”。^[26]这样，意识形态就不仅仅是作为不同特定群体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利益表达，而且可以是这些利益间的调和，甚至是所有群体利益和意识的共同表达。葛兰西将这种发挥团结与整合作用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领导权”紧密相联，得出关于“文化霸权”的理论，即统治除用暴力的手段来维护之外，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以便获得观念上的合法性认同更为重要。因此，无产阶级应该确立自己的文化领导权，通过提供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同的“反向文化”教育，从而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就在市民社会中取得文化理念认同，即“文化霸权”。

葛兰西对于“文化霸权”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强调，丰富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向度，一方面把注重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分析扩展到更广意义上的文化分析，摒弃了对意识形态单纯的贬义性理解，看到了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现象的重要整合功能。另一方面，肯定了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除了高度概括性和系统化的理论学说外，更具有常识的性质，只有被社会各个群体“广为接受”，才可能形成文化上的领导权。因此，对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强调，将对意识形态生产者进行阶级属性分析的关注转向关注意识形态的接受与传播过程。正如西方学者所言：“与列宁和卢卡奇都不一样的是，他对意识形态感兴趣，不仅是由于它作为系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具有的高度理性化的形式，也因为它是宗教，是‘常识’，甚至是民俗习惯”。^[27]因此，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研究更加宽泛，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文化霸权的提出，建立起沟通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关系的桥梁，在今全球化浪潮的价值多元化世界中，对于意识形态多样化及其整合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意识形态整合研究在组织变迁中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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