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面子观念的适用性

6.1.1　Brown和Levinson（1987）的面子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适用性

在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理论体系中，面子观念是最核心的部分。他们认为所有言语行为在本质上都威胁人的面子。前文说过，对此，许多专家学者提出过异议，我们不再重复叙述。中国学者也提出了汉文化下的多种礼貌原则，以及对面子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们也不再重复叙述。总而言之，汉文化中的面子观念和西方文化下的面子观念在本质上有所区别，下面这段话对我们更深入理解东西方的“面子”问题很有启示（曾仕强，2009：68）：

西方人明辨是非，只就事理上着眼，对事不对人。炎黄子孙分是非，必须做到圆满的地步，大家才觉得满意。圆满的意思，其实就是大家都有面子，才不致产生纠纷。我们必须采用“合”的观点，“全”的立场，所以不可能对事不对人。

由于东西方的“面子”观念存在着极大差异，西方人在交际过程中，更多注重私人空间和自由，交际双方唯恐自己和对方的面子受到威胁，而采用一定的策略来尽量缩减面子威胁的程度，从而维持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他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更多关注事情本身和当事人个体的自由。Brown和Levinson以西方人的价值观为基准，才把所有的言语行为定性为威胁说话者或听话者的积极面子或消极面子。

中国传统文化的面子观念有别于西方社会，和现代中国社会的面子观念也有所不同。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更为盛行。在当时以宗族为群体的集体主义文化中，更为强调个体的身份、地位、学识甚至年龄等等。这些因素决定着个体在群体中的定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职责、义务和权力。

在职责、义务范围内，权势高端的一方向权势低端的一方发出命令、提出请求、提醒、建议、劝告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威胁权势低端一方消极面子的意思。我们在前几章中讨论过皇帝、皇妃应天而生的绝对权势，还有由于人伦关系、社会关系而决定的权势高端一方所拥有的相对权势，如祖母对孙子、高级别官员对低级别官吏、父母对儿女、正妻对妾、主子对仆人和丫鬟、兄长对弟弟等都拥有相对权势。在这些权势的作用之下，高端一方向低端一方作出指示，要求对方如何如何，属于听话人的本分，一般情况下，并不意味着威胁听话人的消极面子或积极面子。甚至在某些场合，某些超越了听话人一方职责范围的“高级”命令和指示还会被听话人认为是有面子的事情。比如，因为元春受封贵妃，太监宣召贾政和众位家人觐见谢恩，贾府上下得知消息后，喜气洋洋。还有，宝玉房中的丫鬟小红因为大丫鬟们不在而“越职”给宝玉倒茶，因为小红得到了这种伺候宝玉的“大面子”，惹得麝月等醋意大发，大骂小红。还有，当时还没调遣到王熙凤手下的小红应王熙凤之令办事，对小红而言，也是体面之事，因而受到晴雯嫉恨，由此又被大骂。

自然也有特殊情况，有些“似乎越职”的命令或要求被认定是损伤了听话者的面子。比如赖二派遣焦大去拉车，焦大由此大骂。这里主要是因为交际双方对“面子”的磋商发生了障碍，才闹出了后来的一幕闹剧。赖二是荣府管家，从权势上而言，焦大本来就是干活拉车的奴才，从双方的权势关系和职责范围而言，赖二派遣焦大属于天经地义，不存在威胁焦大面子的问题。但是赖二忽视了焦大不同于其他奴才的社会背景和他在荣府主子中的地位，还有中国伦理社会中知恩图报的道德规范。何况焦大如今年事高，资历老，这样晚上拉车的一个辛苦活儿，被焦大认定是赖二故意不给他“脸面”。本来焦大就看着荣府上下心气不顺，在醉醺醺的情况下，气上加气，便都一切都捅了出来。这里的“脸面”也不同于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是个体自身的，而焦大的脸面则包含贾府众人对他的评价和看法，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丢了这个脸面，焦大便无法挽回，焦大的地位会从此降低，所以焦大才大骂赖二。他试图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地位，以挽回他的脸面。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不能一概而论。

总的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面子的范围要比西方社会和中国现代社会小得多。在绝对权势的作用下，消极面子根本不存在。比如皇帝命令贾政进宫面圣，在皇权下，贾政唯唯诺诺，唯恐慢了一步。贾政根本就不会感觉到皇帝干涉了他的私人空间或自由。

在母子之间，在父子之间，也是如此。孝道乃中国传统文化之本。父母是天。父母命令儿女做事天经地义。贾母训斥当了官有了儿女的贾政，命令他不要再打宝玉；贾政对宝玉什么事情不顺眼，要打便打，要骂便骂，命令他读书就得读书，写字就得写字，作诗就得作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就连贾琏被贾赦因扇子事件而大打一顿，贾琏自己、身边的妻妾仆人都并没感到贾琏的消极面子受到损伤。不管是非曲直，挨父亲打骂在中国传统伦理社会中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传统家庭教育中的一部分，是父亲威严的一种体现。

因此，基本上，权势高端的一方向权势低端的一方提出在职责、义务范围内的要求的各种言语行为，在中国传统垂直型的等级制度之下，听话方没有消极面子可言。反而是，如果权势高端的一方没有把这些相关事情交给听话者去做，而交给其他无关的人，会有损听话者的脸面。如果权势高端的一方把不属于听话人的“高级”任务交给听话人去做，听话人得到了主子的信任，是“大有脸面”。如果权势高端一方把不属于听话人的“低级”任务交给听话人去做，才有损于听话人的“脸面”，比如焦大认为夜间出车损害了他的面子。

至于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讨论过的一些威胁听话人消极面子的其他言语行为，如建议、提醒、提供、承诺、赞扬、表示羡慕、赞誉等，不管双方是处于平等关系还是不平等关系，在以对方为出发点来考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威胁消极面子的意思。在威胁说话人消极面子的言语行为中，在中国传统下，接受提供、表达感谢是对对方的帮助或好意的一种口头回报，更应被看作是给予对方面子。比如黛玉接受了宝钗的燕窝，黛玉深感宝钗的深情厚意，对宝钗的关心爱护，黛玉深深感谢。如果不接受宝钗真诚的好意，反而是不给宝钗面子，只有接受了再道谢，才是给予宝钗面子。

一般情况下，汉文化中，说话人如果要提出建议、提醒他人、提供某样物品或帮助、承诺做某事，通常会先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个面子，对方会不会接受这样一种行为。如果对方不接受，反而是有损自己的面子。而且，对于提供和邀请之类，提出提供和邀请的人通常会再三表达，以示诚意。对方则再三婉拒，表示不愿叨扰。通常几个话轮的推辞之后，最后才接受对方的盛情，并表示感谢。宝钗和黛玉之间的馈赠与接受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模式。另外，接受谢意也无损于说话人的消极面子，宝钗接受黛玉诚挚的谢意，互相之间达到了“和合”状态，感情融洽，亲如姐妹，似乎已无关面子问题。

妒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常表达的言语行为。在不平等的权势关系中，双方没有妒忌的基础。权势低者没有权力、一般也不会去表达自己的妒忌。权势高者自然拥有自己的一切，即使心里有所不平，在对方面前一般也不会自降身份去表达妒忌之情。双方都各安天命。妒忌这一言语行为一般出现在平等关系之间。比如，小性子的黛玉便常有酸意，旁敲侧击地表达妒忌，尤其是对宝钗和湘云，这与Brown和Levinson的分类是一致的，这里被认为是威胁了听话方宝钗和湘云的面子。

而威胁和警告则应该被看作是威胁了听话人积极面子的言语行为。在等级社会中，威胁和警告通常由权势高的一方向权势低的一方发出。一旦高权势方做出这样的言语行为，就意味着权势低的一方在群体中“脸面”受损。比如王熙凤在秦可卿丧礼中受托管理宁国府，对众仆人发表了一通恩威并施的演说，威胁和警告他们如果事情没做好，便会受到经济上和身体上的惩罚。她最强调的还是会“丢了脸面”。众仆人因此无不战战兢兢，恪尽职守。尽管王熙凤此番话是面对众人，并非个体，但是底下人私下里纷纷议论凤姐手段毒辣，因为这一番威胁和警告确实损及他们所有人的脸面。如果权势低的一方做出这样的言语行为，那就不光是威胁听话人的积极面子。在中国社会中，要被视作是大逆不道，有违伦理道德，是典型的不礼貌行为，如焦大骂街。(www.chuimin.cn)

如果交际双方是平等关系，威胁和警告只是有损听话人的积极面子，无关其他。柳湘莲因为被薛蟠错当做烟花柳色之人，他把薛蟠骗出酒馆，威胁薛蟠，把这个呆霸王大大收拾了一顿，使呆霸王颜面扫地。便是一例。

表示感谢和接受听话人的感谢被Brown和Levinson列入到威胁说话人消极面子的言语行为，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适合。这是对交际双方都有面子的事情。帮助别人，是为德行。能够惠及他人而接受感谢，是件有面子的事情。尽管中国人对此的反应一般是自谦自己做得不够，或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但是无论怎么说，都是件好事。

表示感谢，一般情况是出于诚心。如宝钗为黛玉打算，主动送黛玉燕窝，黛玉表示感谢，黛玉并没有面子受损之感。而由此，双方之间感情更深了一步，成为更亲密的姐妹。刘姥姥接受凤姐、王夫人、平儿、老太太的馈赠，真心实意表达谢意，也并没损及刘姥姥的面子。一来二往，刘姥姥真正成了贾府的亲戚，凤姐更是把刘姥姥看作可托孤之人，亲密关系非比寻常。

Brown和Levinson这样解释对对方的过失作出回应这一言语行为：如果说话人明显注意到听话人的过失，会导致听话人尴尬。如果假装没注意到，则会使自己不舒服。这样的两难境地使得说话人的消极面子受损。这个似乎也不妥。举个例子来说，宝钗听见宝玉说她丰腴像杨贵妃，宝玉明显是无心之言，是无意中犯下的过失，但是宝钗却觉得把她比作杨玉环，有损她的脸面。一则杨玉环名声不佳，身为寿王妃而嫁于公公唐明皇，是为乱伦。而杨贵妃于兵荒马乱之中，屈死于马嵬坡，尽管她貌若天仙，贵为皇妃，实乃薄命之人，非宝钗心目中的封建淑女形象。二则杨玉环之兄杨国忠是一代奸雄，骄奢无比，形象太差。她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奋起讽刺宝玉，说自己没有杨国忠这样的哥哥。言下之意是宝玉倒因为有元春这样一个贵妃姐姐而有做国舅的条件。这样一来，宝钗既没有为难、委屈自己，又含沙射影地损毁了宝玉的面子。所以，对对方的过失作出回应似乎应该有更多解释，应根据不同语境而定。

另外，Brown和Levinson认为不情不愿的承诺或提供是威胁到说话人的消极面子的言语行为。在实际交际中，有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对方的言语行为到底是真心实意的还是虚情假意的，Brown和Levinson把这一条列在此处，牵涉到心理学问题和具体的语境，分类标准似乎和其他几条不太一样。而且，中国文化倡导诚信，以诚待人是礼貌的重要一部分。承诺和提供是为对方着想，不情不愿的承诺和提供，就如凤姐把尤二姐哄骗到贾府，然后把她折磨而死。说话人的言语行为通常包含着他隐藏的目的，如凤姐儿，她故意耍阴谋诡计；或者为环境所逼，听话人的即时权势高过说话人，不得已而为之，比如宝玉唯唯诺诺勉强答应贾政要好好学习四书五经，将来建功立业为宗族争光添彩。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分析：凤姐儿自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一、她是为了给自己扫除“醋罐子”的不佳形象，树立一个贤妻的良好口碑，为自己挣面子；二、她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把尤二姐控制于自己的眼皮底下，好做进一步打算。所以这个言语行为很难完全说是威胁到说话人凤姐儿的消极面子。至于宝玉，在贾政面前，在父权之下，几乎没有消极面子可言，就更谈不上威胁不威胁了。

Brown和Levinson认为，表达听话人强烈的（负面）情绪的憎恨和发怒的言语行为应归类为威胁到听话人的消极面子。这在中国传统等级社会中，根本解释不通。如果这类感情表达不当，如时机不适合，场合不适合，或按照传统道德标准来衡量，说话人根本没有立场可以表达此类情感，此时，已大大超出威胁到听话人的消极面子这一范围。这些言语行为同时大大有损说话人的面子，是没有礼貌的行为，因为他的言语行为不合乎礼。如果说话人有权力表达此类情感，如贾政怒责宝玉，则无关乎宝玉的消极面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切理所当然，何谈面子？

在Brown和Levinson分类的威胁说话人积极面子的言语行为中，对自相矛盾、忏悔、承认有罪或有错等的分类没有问题，而道歉和请求原谅则比较复杂。和西方文化一样，道歉是有损说话人积极面子的行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在上下长幼有序的等级社会中和历来以含蓄著称的文化氛围下，道歉策略用得不多，能避免道歉的尽量避免，尽量用其他方式去弥补。在不平等权势关系的作用下，《红楼梦》中只有四处比较明显地使用到道歉策略。一是王熙凤生日，贾琏淫乱鲍二家的，错打了平儿，后来在李纨半真半假的玩笑之下，王熙凤才半真半假地趁机向平儿道歉；二是贾母因为贾赦看中鸳鸯做妾，愤怒之下错怪了王夫人，后来通过薛姨妈和宝玉向王夫人道歉；三是宝玉错踢了袭人；四是宝玉骂了晴雯，后来纵容晴雯撕扇博得千金一笑。比较有意思的是，这四处都是权势高的一方向权势低的一方道歉，而不是权势低的一方向权势高的一方道歉。而且，都通过比较间接委婉的方式来进行。这可以解释为，权势低的一方几乎没使用此言语行为的机会。如果没有完成任务，他们得到的要么是高权势者的宽恕或主动原谅，要么是高权势者的责备或打骂。

上文曾分析过的平儿和王夫人，分别得到王熙凤和贾母的道歉，都是大大在众人面前折损了积极面子，俗称“大大没有了脸面”的语境下，对方才采取了道歉这一言语行为。似乎可以这么理解，一般情况下，权势高的一方即使做错了点小事情，仿佛也是理所应当，用不着道歉。像贾赦，甚至为了保存自己的面子而斥责打骂权势低的一方，把他的儿子贾琏打了一顿。同时，道歉还牵涉到给予听话人脸面的问题。如果贾母不道歉，王夫人无故受婆婆责备，在众人面前就损失了脸面，所以贾母考虑到这一点，才委婉地表示歉意。有意思的是，尽管贾母通过这样曲折婉转的方式表达，王夫人还是觉得尴尬，感到承受不起，一再推辞说贾母没有做错，自己受责备是应该的。平儿也是，在听到王熙凤趁机道歉之后，反而感到是折杀了她自己。

宝玉道歉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宝玉本身的个性比较特殊。他一方面表现出富贵纨绔子弟的浮华之气，一气之下会踢袭人，会骂晴雯。另一方面，他具有平等爱人的观念。所以，他的道歉似乎更可以理解为在平等关系中施行的礼貌策略。在平等关系中，道歉策略就用得比较多。宝玉作为《红楼梦》中的中心人物之一，经常向这个姐姐、那个妹妹赔小心，尤其是对着动不动就生气的林黛玉，更是吵闹完了便去赔礼道歉，没做错事也要道歉。

接受赞誉则不应该被看作是威胁说话人积极面子的言语行为。中国文化是多为别人考虑的文化，讲求仁者爱人，为了赞扬听话者，甚至不惜贬低自己。接受赞誉，更应该从发出赞扬这一言语行为的对方来考虑。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下，接受赞誉的方式和西方人大大不同，通常自谦自贬，或者反过来赞扬对方。比如北静王赞扬宝玉长得好，预测他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贾政是惶恐不安，一再自谦推脱。赞扬是给予对方积极面子，而以自谦自贬或反过来赞扬对方的方式来接受赞扬，是为了平衡双方的面子，达成和谐圆通的人际关系。

对于威胁听话人的积极面子，表示不赞同、批评、蔑视、取笑、抱怨、指责、非难、侮辱、反驳、表达（无法控制的）强烈情感、给听话人带来坏消息等言语行为，中西方的概念差不多，差的只是两者对面子的定义不同而已。但是，带来说话人夸自己的好消息似乎无关于威胁哪一方的面子。互相分享好消息，在像中国传统社会倡导的集体文化之中，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宝玉对贾母说贾政没有责难他，贾母可高兴着呢。而提及禁忌话题，谈及威胁感情或有分歧、有争议的话题，首次会面时使用不恰当的称呼语因而使听话人感到难堪等言语行为，威胁的不只是听话人的积极面子，在中国文化中，还有损于说话人的积极面子。如，黛玉在宝玉面前重提金玉之事，自认失言，提到了他们两者之间的禁忌话题，惹得宝玉不高兴不说，自己也觉得惴惴不安，脸面上下不去。

另外，我们应该把询问私人信息这类言语行为另置一类，以有别于西方社会探听个人隐私、干涉他人自由的看法。它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常见的、特定的言语行为，无关乎损害听话人或说话人的面子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宗族、家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询问年龄、家庭状况这样的私人信息并不被认为是妨碍了私人自由，侵入了私人空间。在黛玉进入贾府之时，贾母、王夫人等便细细问了黛玉许多问题，比如读了什么书，身体好不好，吃什么药等等。王熙凤更是为了显示自己对黛玉的关心，而问了黛玉一大串不需要黛玉回答的问题。对黛玉来说，受到如此重视，这是面子。对王熙凤来说，她待客如此周到，也是自己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