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传统文化中的面子概念：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

3.7　对传统礼治文化下“面子”概念的思索

面子是礼貌问题的核心概念。在中国传统的礼治文化下，“面子”，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含义。中国是个讲面子的社会。有一句俗语广为人知：“人要脸树要皮。”如果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脸面，就意味着他失去了在等级制度中的固有地位，以后很难在群体中获得尊敬。而且一旦失去，很难重新建立。

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个人的面子和所在的群体紧密相连。个人没有面子倒还是小事，更严重的是它会影响他所属群体的面子，损害所属群体的凝聚力，甚至可能会扰乱社会秩序。（缪昌义，2008：152-153）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重视脸面呢？究其原因，也许可以分为以下几条：

首先，中国的传统宇宙观是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映射到人际关系之中，便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人，不仅要和大自然建立良好和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也要建立良好和谐的关系。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3]

这反映了古人对和谐社会生活的理想，视和谐为最高境界。“反映在人际交往和言语行为中，中国人倾向于实现和维系一种‘和合’的社会关系和制造一种亲密无间的气氛。”（曹颖哲，2004：106）“天人合一”导致了中国社会的群体主义价值取向，人们在交往时更注重建立和谐的关系，注重维护双方的脸面。

其次，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社会，尚农轻商，靠土为生，老守田园，人们的生活圈子极其稳定，极少迁移，这在客观上就建立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交往圈子。而宗法制度更是加强了这种稳定性。家庭和家族作为一个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成为每个中国人身上的特定烙印。不仅要不辱门楣，还要光宗耀祖。如果子孙做了什么伤天害理或有违道德之事，不单单是本人的脸面丧尽，连族人和祖先的脸面都保不住了，旁族之人会指指点点，以后整个家族都抬不起头来。所以，维护面子，不管对本人、对家族都是头等大事。《红楼梦》中，宁府出事，祸及全府上下，妻妾儿女丫鬟仆役都不能幸免，甚至累及荣府。

第三，封建社会所建立的伦理关系实质上是不平等的秩序，这从三礼中就清晰地反映了出来。各个阶层有各个阶层的礼仪，上下、尊卑、长幼分得特别清楚。在每一个特定的场合中，婚礼、丧礼，还有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应按照既定的规范克己守礼，实现社会和谐。除了各种规范，还提出“德行”的概念，地位高的上级、尊贵者和长者应怀有仁厚、同情、正义之心，善待他人；地位低的下级、卑贱者和幼者应服从规矩，尊重上级、尊贵者和长者。唯有如此，双方才能维持和谐关系，各自得到自己的脸面。

第四，宗法社会所建立的伦理关系以血缘为纽带，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潜移默化地迁移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奇异的人际关系网络。《红楼梦》中就有这样一个大网络，所谓“官官相护”，说的也就是这个网络起的消极作用。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十分注重这种延伸出来的社会关系网，同乡、同门等都可形成一个稳定的圈子，在政治斗争中甚至建成朋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人从一出生起就置于一个盘根错节，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贾育新，1997：163），他的身份和地位是“由其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以及相对于他人的关系决定的（如君、臣、父、子）”（曹颖哲，2004：106）。这样一种稳定而复杂的关系更加要求人们注重自己和他人的面子。

那么，汉文化之中的面子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我们来看，崔佳佳和杨春红在《汉英文化中的面子及礼貌》（2008：84）一文中指出：

汉文化中面子是个体身份与理想形象要求的表现，汉语文化中面子强调的不是个体意愿的适应或调节，而是个体社会地位、社会价值和处事要求等的综合，个体自己的行为处事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形象的要求。他的言行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形象的要求就保全了面子，不相符合就丢了面子。同样，个体作为受话人，他的言行顾全了受话人的身份和形象，就给了受话人面子。

换而言之，中国人的面子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社会取向，是个体融入于群体之中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和西方人崇尚的个体主义完全不同，和西方的面子观也不同。比如，邢夫人给贾赦纳鸳鸯做小妾不成，反被贾母婉言责备一顿，便是失了脸面，本来在众人心目中形象已经不佳的邢夫人自此之后更是落后于王夫人，不被贾母和众人所看重。

第二，如果我们也按照Brown和Levinson的分类把面子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两类的话，那么，中国人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与西方人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有很大不同之处。

Brown和Levinson认为威胁听者消极面子的请求、建议和提醒等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构成对中国人面子的威胁。上下级之间、长幼之间使用直接役使方式非常普遍。比如，贾政指使甚至命令宝玉做事情，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人会认为是损伤了宝玉的消极面子。汉文化之中，亲属之间、熟识关系之间、工作关系之间，往往带有强烈的亲情意识或责任义务感，一般都自然地使用直接役使方式，不添加其他礼貌词语。（李军，宋燕妮，2004：29-31）

恭维和羡慕在汉文化中也不构成对听话者消极面子的损害，甚至可以说，相反地，这给予了听话人积极面子，满足了听话人正面的社会形象需求。因此，汉文化中威胁听话人消极面子的言语行为的范围要比Brown和Levinson定义的狭窄得多。

另外，表达感谢、接受感谢、抱歉、接受提供等等言语行为，在汉文化中，一般也不会威胁到说话人的消极面子。西方人重视的是行动自由和自主权利的拥有，而汉文化重视的是个人的尊严在群体中是否得到保护。只有损害到交际者的尊严或体面的时候，中国人才会感到面子有损了。

鉴于此，中国人更敏感于积极面子是否得到保护。在礼貌策略中，中国人更多使用求同的积极礼貌策略，就连贾母虽然大怒于邢夫人如此不顾她的生活起居，居然要把鸳鸯夺走，去给贾赦做小妾，但是，一开始，贾母还是温言好语地肯定了邢夫人为丈夫着想，批评她的时候，还肯定了她的三从四德，只是委婉地说，三从四德太过了。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指责、批评、轻视、讥笑、侮辱等，由于说话人的意图是有意贬损听话人，因而归类到侵犯说话人的积极面子的那一类言语行为中。但是，反驳、质疑、不同意等就应按照不同语言环境来区分对待。一般的反驳、质疑和不同意，在亲密关系之间，在上下关系之间，在善意的意愿之下，不危害听话人的积极面子。只有在公众场合或带有轻辱性质的情况下，才构成对听话人积极面子的损毁。

李军和宋燕妮还指出（2004：31）：

中国文化由于热情与亲密使然，加之禁忌与隐私的范围小，对于布朗和列文森提出的不关心或冷漠受话人正面面子（即积极面子，作者注）的好些行为敏感程度较低，如提及不合适的话题、带来有关交际双方的消息等，只要未揭露受话人的忌讳，未故意与受话人作对，或没有给受话人造成难堪，在汉文化中一般不会伤害到受话人的面子，如果是相反，在汉文化里也会引起面子威胁。

由此可以总结，汉文化中威胁听话人积极面子的行为也要比西方文化中少得多。而在Brown和Levinson认为的对于威胁说话人积极面子的六类行为中，道歉和认罪自然有损于说话人的积极面子，但是汉文化比较含蓄，有些情况下，说话人未必用言语表达，而以其他方式（如行动）来表现。接受恭维，从心理上来说应该是满足了说话人希望建立正面形象的需求，在言语上说话人表现出来的通常是自谦自贬，或者借机把对方也恭维一番等，这里不存在威胁说话人面子的因素。另一种，身体和情绪失控的言语行为，这在中国文化中似乎比损害积极面子更严重，这直接关系到说话人的“脸”和尊严，不仅仅是损害面子的问题了。

因此，中国人在实施言语行为时考虑的“面子”问题和西方人有所不同，顾曰国（1992：13）曾指出：

严格地说，就脸、面子和礼貌的关系而言，训斥、批评、指责等划归一类。这一类言语行为对听者不利，说者往往要考虑听者的面子。给予、邀请、请求划归为一类。说者在做这一类言语行为时，考虑的往往不是听者的面子，而是自己的脸：假如听者不接受所给的东西或邀请，或不乐意做要他做的事，说者的脸往哪里放？

中国人这种考虑“面子”问题的不同于西方人的指向，正和汉文化不强调个体行动自由的集体主义观念吻合，因此也就造成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内容上的不同。

第三，中国传统社会的“面子”表现为“求同”。这不光表现在求同的积极礼貌策略的使用上，当我们批评、责备他人时，通常采用“先褒后贬”的策略，这仅仅是具体的小的表现，它的主要表现是在家国一体的社会架构中，和由此而搭建“礼”的平台上。血缘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基础关系，尽可能延伸的血缘关系派生出其他关系，如姻亲关系、同门关系。甚至连地域关系也成了血缘关系的一种衍生物，如同乡关系。这种关系还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这种由血缘关系而萌生出来的“求同”观念，是中华礼文化的一个重大特点。

这种血缘关系的延伸强烈地体现在汉语的称呼上面。“中国人不但习惯用表示血亲的名词去称呼家人、亲属（如大哥、二姐、小弟），为了表示礼貌和亲近，还会把它延伸到非亲属关系中，用来称呼朋友甚至陌生人，如‘陈阿姨’、‘小红姐’等。”（曹颖哲，2004：104）《红楼梦》中也体现了这个特点，贾雨村和冷子兴互称弟兄，其他如柳湘莲和贾琏也是。例子很多，不再列举。

适当的称呼是维持和促进交际双方关系的润滑剂，中国文化的称呼语有别于其他文化。这种称呼语中的“求同”和“家人化”现象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在书籍的前言中，“调查结果显示，‘表示敬意’这一礼貌策略在中文前言中的使用频率大大高于在英文前言中的使用频率。也就是说，中文前言作者远比英文前言作者会贬低自己或抬高专家同行以表示礼貌。”（梅美莲，2004：17）因为“求同”，甚至不惜自贬，这构成了中华礼貌的核心，“夫礼者，自卑而尊人”^[14]。

第四，我们要谈谈隐私和面子的关系。我们以下面这段似乎似是而非的话作为起点，孙晓凌（2001：66）在《礼貌准则体现的汉英文化差异》一文中指出：

在悠久的封建历史发展而来的汉民族文化，长期以来忽略了隐私的存在。多年来中国人习惯于自我剖析，乃至于自我暴露，从而获得大众的认可，寻求同一性，而忘却了自主。人们习惯于告知彼此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乃至家庭小事，认为这是彼此了解、联络感情、拉近距离的方式，是彼此热忱交流的必要，因而并没有感觉到这些话题与隐私有什么关系，更别说礼貌与否了。(www.chuimin.cn)

这段话，是以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没有隐私观念，而是隐私的内容与西方不同。刘国辉在《言语认知・认知期待・语境文化规约》（2005：23）一文中摘录了茹志鹃在小说《百合花》中的一段话，如下：

我：你多大了？

同乡：十九。

我：参加革命几年了？

同乡：一年。

我：你是怎样参加革命的？

同乡：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我：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同乡：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他紧接着评论道：

表面上看，这段对话够直接的，简直好像是在审讯犯人，根本没有礼貌可言。但把它放在中国文化圈里，上级对下级的谈话或熟人、好友之间的谈话，那它一定是得体的，也是礼貌的。

这段评论很是中肯。关切是中国人礼貌态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询问年龄、生活经历和家庭情况正是中国人表示关切的一个重要方式。在汉文化中，除了询问对方年龄和家庭情况，还经常询问对方职业、收入、去向等，这种不同于西方的隐私概念有其深层次的文化因素。了解了这些年龄、职业、家庭情况之后，更易于确定长幼尊卑。在中国这样一个集体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中，交际双方更容易找到一个相应的位置，更易于计算和衡量两者的社会关系和相对权势，为进一步交流打下基调。

目前普遍以为，“‘吃了没有？’，‘上哪儿去？’在中国仅仅是表示关心，或者纯粹出于礼貌来打招呼的语言”（梁景宏，罗红梅，2005：57），但是对于询问对方去向，我认为还应该有其他的解释。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表示一般的关切，是约定俗成的打招呼的礼貌语言。但汉文化为什么要用这种语言来打招呼呢？集体文化是一个可能的解释。集体文化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是个讲关系的社会。问话者了解清楚了对方去哪里，做什么，会跟谁打交道，这些都是扩大自己交际圈的一个好机会。另外，问话者了解了对方有什么事情要做，或许能提供帮助。

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无疑是侵犯隐私的行为。但是，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化是千百年来的沉淀和积累，它没有高下之分。我们不能因为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强行要求中国文化的隐私内涵一定要向西方看齐。只有确切地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隐私、礼貌和其文化背景，不一味媚西方文化，尊重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谈“精华”和“糟粕”的问题。

【注释】

[1]《论语・为政》。

[2]《礼记・丧大礼》。

[3]《礼记・曲礼下》。

[4]《礼记・射义》。

[5]《礼记・曲礼上》。

[6]《唐书・太宗记》。

[7]《梦粱录・育子》。

[8]《东京梦华录・育子》。

[9]《孝经・开宗明义》。

[10]《孝经》。

[11]《颜氏家训・训子》。

[12]《三字经》。

[13]《礼记・礼运》。

[14]《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