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礼：礼治文化研究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李纨，成了枯树一棵。在《红楼梦》中，李纨一直温和公正，默守礼制，甘当绿叶。一进贾府，便对黛玉造成空前的威胁。以上种种，都是礼治文化下的婚姻制度造成的恶果。接着，我们来看礼治文化下另一层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伦理关系——父子关系。

3.6　对《红楼梦》礼治文化的思索

中国的封建社会呈现的统治形态是礼治。这种特殊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统治形态和文化形态，在封建社会后期暴露出很大的弊病，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扭曲。表面上，一切井然有序。比如贾府，上下遵礼守礼，。国礼、家礼、日常礼仪，无不一一遵从。而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礼法却戴着“吃人”的面具。

这首先表现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上。鲁迅先生曾经激烈抨击明清以来愈演愈烈的节烈风俗。强迫女子节烈，完全无视个体选择和个体自由，违反人性。更可悲的是，在那一套《烈女传》等书籍的“三从四德”道德教育下，大多数女性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甘愿戴着这种违背人性的伦理道德的镣铐，毫无怨言，甚至以此为荣。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李纨，成了枯树一棵。我们也可看到她内心深处偶然流露出来的悲苦情绪。

虽然李纨平日带着小姐妹们玩玩闹闹，做做针线，吟吟诗词，过着舒适的生活。那些暗地里的悲苦孤单，在宝玉挨打那一幕中宣泄了出来。当王夫人哭着呼喊贾珠的名字时，“别人还可，唯有宫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在《红楼梦》中，李纨一直温和公正，默守礼制，甘当绿叶。作为寡居之人，她不插手家族管理事务，不揽权专断，与世无争，一心默默抚养贾兰成才。宝玉大婚前夕，她避礼不去凑热闹，而悄悄去照顾即将告别人世的苦命黛玉。这不是她的分内事，而是她对黛玉心存怜悯。她枯木般的生活中，其实隐藏丰富的情感。这放声一哭，说明了什么？我们不好妄加推测。她又为什么对黛玉特别怜悯？我们也不好妄加推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与她的身世有关。其中悲苦，她自己知道。

再谈谈宝钗黛的婚姻。在这场类似于现代三角关系的恋爱中，宝玉眼里心里有的，时时刻刻记挂着的，始终只有黛玉。虽然他一念间曾看到宝钗的雪藕臂膀动了心，但竟惟愿这嫩藕般的胳膊长在黛玉身上。黛玉是最纯情之人，一心一念只有宝玉。宝黛之间从初见面时的似曾相识，到后来的磕磕碰碰、小吵大闹，最后终于到达“心证意证，无可云证”的完美爱情境界，如果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说，当是一对心心相印的神仙眷侣。无奈造化弄人，木石前盟终不成，金玉良缘是正果。宝钗，好像一匹黑马，横空出世。一进贾府，便对黛玉造成空前的威胁。上下人等，人人都说宝钗温柔和顺，知书达理，胜出黛玉许多，连最难服人的赵姨娘都被宝钗收得心服口服，抢着去王夫人处拍马屁。宝钗虽也爱宝玉，但她一直自觉地和宝玉保持着冷静的距离，维护自己封建淑女的完美形象。有意无意的金玉之说，和宝钗本人丰腴健康的身体状况，还有宝钗的家世品性，这些都更符合当时的婚姻标准。一场主人公缺席的婚姻选择最终造成了三败俱伤，黛玉死了，宝玉走了，宝钗苦了。

宝钗后来成了另一个李纨。

除此之外，以男人为主体的社会还上演着一幕幕玩弄女性的闹剧。老而好淫的贾赦讨了一个又一个小老婆，连她的大老婆——邢夫人都帮着张罗要收藏贾母身边的得力助手——鸳鸯。邢夫人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人物，她害怕贾赦，麻木到为丈夫拼命讨小老婆的份上，成了毒害女人的帮凶。她明知鸳鸯是贾母的得力之人，不好讨，但是，为了讨贾赦的欢心，她还是硬着头皮想方设法去要，结果弄得一鼻子灰。

上梁不正下梁歪，贾琏也是如此。只是贾琏家有悍妇，他不敢明着来，只有暗地里到处偷腥。弄了个愿意为他改变、痴情单纯的尤二姐，贾琏却不知爱惜，和另一个小老婆秋桐日日快活，尤二姐生生被秋桐气死，被王熙凤害死。贾琏对一开始干材烈火的秋桐也是无情得很，后来任由王熙凤随意发配。

贾珍也不例外，他妻妾成群，还要到处去招惹，连小姨子都不放过。更卑鄙的是，贾珍还扒灰，抢儿子的媳妇，害得秦可卿香魂早逝。贾珍和贾蓉还做出父子聚麀的可耻之事，道德尽失。

再来看看君子贾政。他的妾，探春之母赵姨娘，虽然人品恶劣，不堪谈论。但是赵姨娘的品行，跟这种扭曲的婚姻制度不能说一点儿关系没有。作为贾政的偏房，她在贾府中受尽欺辱，凤姐责骂她，王夫人嫌弃她，贾母看不上她，她用了一种无知的、卑鄙的方式来反抗这个社会。

以上种种，都是礼治文化下的婚姻制度造成的恶果。没有自主选择权的婚姻，扭曲的妻妾制度，强迫性的守寡，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接着，我们来看礼治文化下另一层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伦理关系——父子关系。刘再复和林岗（1999：154-155）在他们的著作《传统与中国人》一书中，有几段对我深有启发的话，摘录如下：

中国的圣贤先哲所构筑的那套礼治秩序，恰恰不是为了人的尊严与自由，反过来是压抑和抹杀人的自由和个性。事情就是这样有点不可思议，由承认人的尊贵性为逻辑起点的礼治文化，恰好完成对人的自由与个性的最大程度的伤害。(www.chuimin.cn)

礼治秩序对社会中的个体实现了精心巧妙的组织与确定，然而可惜的是它对个体的组织与确定，不是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生命的潜能，不是让个体自我负责地实现生命的过程。相反，却把个体“长幼有序”地固定化，使其身在其中而不能动弹，没有个性的出路。当然，完全固定化在礼治秩序里面，对个体来说也是一条出路，不过它不是一条能实现个性尊严与主体自由的通路，而是一条圣贤先哲早就安排好的通路：磨掉你的个性同人间的礼治秩序合一认同。我们认为，国民性格的不健全，特别是“五四”新思潮倡导者抨击和痛恨的主奴根性，本质上正是丧失个性尊严与主体自由之后发生的双重人格的表现。

礼治秩序是血缘关系或准血缘关系与权力统治的叠加混合，父权扩展为治权，治权又带上父权的色彩；人伦关系强化为尊卑名分的人身依附，尊贵者因卑贱者的片面无限义务取得人身控制权，而控制权本身则抹上一层“仁仁亲亲”的油彩。中国社会亲权与治权的叠加混合造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混淆，把政治权力与亲权这两种各有不同目标与功能的东西混在一起，创出混合型权力，既失去了政治权力中明确的责任与权利的划分，也失去了亲权的纯洁与感情特征。在这种礼治型的权力之下，个人首先失去作为人的充分成长的可能性，个人的童年期被无限延长。身心发育即使达到成年期之后，个体依然被认为是不能取得独立人格需要不停地“教”与“养”下去的“儿童”。在家族生活中成人儿童化体现在父权无所不在的渗透，在公众生活中它体现在卑贱者对高贵者的奴隶般的人身依附，也体现在面对皇权的匍匐跪拜。简言之，权力者治下之民，恰如一群身心都未能充分发展与成长的“儿童”，权力者之上又有更高的权力者，大家都是一级依附一级的自然（年龄）上的成人，精神上的幼儿。

人在儿童期是不能独立的。儿童在成人照管下简直说是整齐划一。礼治文化成功地做到了成人化儿童，社会也可以取得模仿儿童社会的秩序效果，但代价却是牺牲了个性尊严与主体自由。个人的一生不可能是由他自己负责、自己组织、自己实现的过程，而是被规定、被组织、被强制压抑生长的过程。生命的独立意识在刚刚萌动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被无情地扼杀，个体被无情地儿童化。实现着这种成人儿童化功能的，就是礼治秩序。

当然，中国礼治文化的是非功过，很难一言而蔽之。但是上面的这些话，为我们批判性地理解封建时代的礼治起了一个良好的导向作用。成人儿童化在《红楼梦》中同样存在。如果说宝玉被贾政责打之时还未成年的话，那么已经有妻有妾成家立业的贾琏因为几把古扇被贾赦责打，不正是成人儿童化最好的表现吗？成年人儿童化应该说是奴性文化的显著特征。在奴性文化中，个人的意志得不到体现，下级服从于上级，下一阶层服从于上一阶层，下级和下一阶层永远要服从上级和上一阶层的意志，在既定的秩序中，个体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人，成年之后，依然处于被不断管教不断教化的延长了的儿童期。

我们在反思这些文化遗产糟粕的同时，不得不承认礼治文化的强大和稳定。中国礼治文化建立的强大稳定的秩序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上下延续了两千年，礼治文化本身有其根本的社会原因和它自身的优势。

周筱娟（2008：309）曾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总结了汉民族礼貌语言的认知基础、认知效果和认知目标，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略窥礼治文化为何稳固强盛的一点原因，她写道：

人们的礼貌认知活动，总是以自身身体为基点，在生存的时间、物质和性质空间中体验，投射出“全时间心理认知”、“势差认体动作行为”、“生存空间认知”以及遵守“重要和美好原则”的“身体动作行为”的礼貌语言表达式。同时，汉民族使用实体、心理容器图式承载、传递“快乐”，达成“和谐”的人际互动圈。简言之：

　　　　　　礼貌语言的认知基础是：和谐

　　　　　　礼貌语言的认知效果是：快乐

　　　　　　礼貌语言的认知目标是：共创美好人间

正因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仁义道德，以各种礼器、礼制、礼俗、礼仪为载体，倡导礼貌语言、礼貌行为，以和谐为出发点，最终指向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这种指向，犹如桃花源，犹如乌托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这种共同的理想使得中国礼治文化生生不息。

中国的礼治文化把个体的礼貌意识和社会的道德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在礼貌语言上，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内德外显”，经过德行并进的礼貌修为，进入“道德固化的自由王国”，“自然地传送中华美德”。（同上：25）

《红楼梦》与礼：礼治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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