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礼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目的与意义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涉及中国古代礼制、文化、文学的概念和内容。

1.2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胡文彬先生（2005）在《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的作者题记中写道：

我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寻找曹雪芹与他的《红楼梦》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土壤，从而寻找出《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小说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成为不朽名著的独特的文化个性。尽管这是一个艰苦的寻找过程，但却是一件有着巨大意义的工作。正如J.G.弗雷泽所说：“我想我大概还不至于愚蠢到这种地步，以至于把我在这些难题上的结论看作是最终的结论。我已一再改变我的观点，只要证据有了变化，那么我也就会下决心改变我的观点。”

我是个默默无闻的后生晚辈，学无所长，正是胡先生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最终决定把自己从一个红楼爱好者发展成一个红楼研究者，抱着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度、怀着一种不怕犯错的懵懂精神来窥探红楼世界一隅。

《红楼梦》的独特魅力无需多言。在百年红楼研究之后，在当代那么多大家名家痴迷红楼的滚滚浪潮之下，在几乎无所不包的红楼研究视角之中，要研究红楼确实需要天大的勇气。作为一名热爱中国文化、热爱红楼的从事语言学的研究者，我想要做的主要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来诠释红楼，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中礼貌现象的特定内涵。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涉及中国古代礼制、文化、文学的概念和内容。由于作者年轻学浅，尽目前之学力而为之，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战战兢兢，请多批评指正。

在任何社会任何文化之中，礼貌现象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要合乎礼貌，教导学生和孩子要有礼貌，也常常听到有人随口评价他人有没有礼貌。《红楼梦》里面就充满了这样的描写，当林黛玉初到贾府，“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去”。这是敏感的黛玉在这样一个“诗书簪缨之族”里的小心和自尊，同时也反映了礼节和礼貌在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中的重要性。连一介村妇刘姥姥在两进大观园的时候也说：“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说‘礼出大家’。”(www.chuimin.cn)

《红楼梦》里的礼貌世界是个散发着独特魅力的世界。《红楼梦》写于封建时代末期，描述了贾府这样一个具有皇亲背景的封建大家族的荣辱兴衰和当中各人物的跌宕沉浮和悲喜愁苦。作品本身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决定了《红楼梦》里涵盖的礼貌现象的丰富性，上有皇帝妃子，中列国公大臣、各级官员衙役，下至仆人丫鬟、市井走卒、村夫村妇，各色人等的行为语言生动形象，妙不可言，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处。据统计，《红楼梦》里共描写了774人（有名字或有绰号的），如果连没有名字的也算上去，就有975人。（冯其庸，2008：28）其语言描写丰富多彩，南北兼融，而且符合人物个性；其行为描写虽笔意冲淡，但栩栩如生，情景相连。《红楼梦》里还描绘了各种场面，有省亲、祭祀、丧礼、婚庆、庙会、家宴、生日宴会、游园、走亲访友等等。如此丰富的层次和浩瀚的容纳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视封建礼仪和礼貌特征的广阔平台。

把《红楼梦》的礼貌现象放在这样一个多学科的平台之上来检视，是因为礼貌现象，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礼貌问题涵盖的内容之丰富，时常让人有无从下手之感。礼，在汉语中，是个非常活跃的词。仅从它的搭配范围之广，就可略知其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性，除了最常用的“礼仪”、“礼貌”，还有“礼制”、“礼俗”、“礼治”、“礼法”、“礼物”、“礼器”、“礼节”、“礼容”、“礼经”、“礼学”、“敬礼”、“致礼”等等，这些词均传承自中华之泱泱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自有其不同之处，礼貌作为其特定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亦有其特定的内涵。本研究要做的工作是试图通过《红楼梦》这样一部包罗了封建时代末期社会万象的奇书来揭示封建社会礼貌现象的普遍规律，探索当时的礼貌准则。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外语言学的迅猛发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也是汗牛充栋。语言不再只被视作符号体系，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跟礼貌相关的理论主要有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L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Brown和Levinson提出的“面子保全论”，都反响极大。“合作原则”从哲学高度提炼了人类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的可能性，“礼貌原则”是对“合作原则”的补充和发展。这两者基本上研究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学界把它们划定在语用学的范畴。“面子保全论”则远远超越了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它融入了权势、社会关系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习惯上界定的语用学归属其实不是太恰当。语用学注重交际本身，关注语言材料在交际中的价值，它一般不回答不同文化、不同群体、不同个体的礼貌语言差异的根源问题，因而，本研究定性为社会语言学研究，而非语用学研究。

上述这些理论虽然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从它们的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相同于和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质，更好似在一个显微镜下放大了两种文化的细胞结构，更清晰地看到中西方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异同。这样的审视有百益而无一害。由于本研究主要涉及的是《红楼梦》的礼貌现象，因此，本书将主要以目前在语言学界影响最广、最为深远的Brown和Levinson的理论为出发点，把他们提出的威胁面子行为的三个参数——会话参与者的权势关系、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距离和行为冒犯面子的程度——置于中国传统社会这样一个大语境之下，来分析《红楼梦》中不同层面的不同人物在会话中的主要礼貌策略特征，一方面借此验证Brown和Levinson的理论是否具有跨文化和跨时间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挖掘社会文化因素对礼貌现象、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礼貌的对立面是不礼貌，它们犹如一对双胞胎。现实生活中，除了合乎常规的礼貌现象，还存在着种种不礼貌语言和伪礼貌语言，《红楼梦》中有许多这样的语料，如著名的焦大骂街、贾琏“杀”妻、凤姐“赚”尤二姐入大观园等。我们将沿着这个视角，把礼貌现象延伸开去，看到它的对立面，通过它更清晰透彻地照出礼貌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其他因素。

《红楼梦》与礼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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