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礼：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

1.1　海内外百年红楼研究

《红楼梦》创作于清乾隆年间，距今两百六十多年。《红楼梦》评论可说是与生俱来，在这部伟大的作品萌芽之际，就有曹氏亲近之人脂砚斋、畸笏叟、梦痴、敦敏和敦诚等人加批评点。这种评点虽如蜻蜓点水，随意零散，难以使研究向纵深发展，但为后人了解当时曹雪芹的家世背景、生活境遇和创作情况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材料，为以后的索隐派和考证派提供了可供参考和引证的资料和诸多“证据”。

但直到1904年，王国维创作的《红楼梦评论》才可说是真正开创了现代红学的先河，是传统研究转向现代研究的转折点。《红楼梦评论》的价值不在于他得出的“《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王国维，1904：13）之结论，而在于他“从一定的理论高度，富有理论色彩地去研究《红楼梦》之精神及其美学、伦理学方面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他在红学批评史上首先运用西方哲学和文艺学的思想观点对《红楼梦》进行系统的研究”（郭豫适，2005：1-2）。

自王国维以下，辛亥革命之后，索隐派登堂入室，以王梦阮、沈瓶庵和后来的蔡元培为代表，世称“为旧红学”。索隐派本是乾嘉年间的一个历史学派，由于当时文化控制特别严格，文字狱大兴，文人学者只好抛弃宋明儒重义理阐发的传统，改学汉儒注疏的方法，从考据、训诂、注疏、辨伪、校勘、辑佚等方面入手，在文学艺术领域“猜谜”。他们关注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背后的政治内容、社会意义，力图挖出其隐藏之事和隐藏之人。王梦阮和沈瓶庵从宝黛身上索出了清世祖福临与董小婉。（成穷，2005：30）蔡元培把《红楼梦》定位为“排满”的政治小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蔡元培，1917：36）；“宝玉在大观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即吊明之义也”（同上：37）。索隐派最大的问题是把《红楼梦》这样一部宏伟的映射现实的小说完全等同于现实，忽视了小说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创作性，硬生生地把书中的人与事与现实中的人与事挂钩，如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1917）中，他先定义书中十二金钗是当时著名文人，然后用三种方法“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同上：30）去推理求证。显而易见，错误的假设和前提，自然推导出错误的结果。

五四之后，考证派兴起，代表人物有胡适、俞平伯和后来的周汝昌，世称“新红学”。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被称为此派的奠基之作，此书从历史材料的角度考证了作者、家世等问题；俞平伯的《红楼梦辩》（1952）主要做的是《红楼梦》有关内容和有关版本的考证；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3）为集大成之作，内容详实，证据充足，生动再现了曹雪芹时代的社会面貌和朝堂情况。考证派结合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的实证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家世、版本做了系统考证，得出了著名的六大结论。其中，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生于曹寅死后，曹家盛时接驾四次，后来因亏空被抄没，曹雪芹著书时间大概是从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的贫困潦倒之时，这些考证，对红学有重大贡献。但，迄今为止，曹雪芹的确切生卒年月、究竟系何人之子仍是个谜。

考证派的硬伤与索隐派毫无二致，他们同样忽视了小说的虚构性和高于生活的创作性，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把《红楼梦》事定为曹家事，把甄贾（真假）两宝玉定为曹雪芹自己的化身，把甄贾两府定为当年的曹家。（张庆善，2008：41-42）但是，无论如何，考证派究竟还是比索隐派前进了一大步。它抛弃了索隐派随意猜谜的方法，以科学的历史考证和各种红楼版本行文异同为依据，在作者、家世、版本这些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然后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以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1957）为代表的“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论是社会学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透顶及其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成穷，2005：31）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等级社会都存在阶级和阶层。但是，由于政治局势的影响，这个时期的红学评论大多穿上了政治的外衣。更有甚者，按照当时的成分论，有人为里面的人物定了阶级和成分。这种在书中遍寻阶级斗争的做法，把“阶级斗争论”式的小说评论推向了极致。当文学评论蜕变为政治工具，当某种诠释的角度成了唯一绝对正确的声音，当大观园中、宁荣两府里除了阶级斗争再无其他的时候，文艺评论就失去了其客观性和多样性，这种观点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趋势。

客观地说，阶级社会的阶级和阶层不会消亡，以阶级斗争论来诠释《红楼梦》并非不可以，这种视角对当时和后来的《红楼梦》研究也不是完全没有益处，它最大的问题是把文学批评彻底政治化了（如同当时的《海瑞罢官》），把研究者的思想禁锢，失去了百花齐放、学术争鸣的舞台。

《红楼梦》，作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对它的文学批评，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小说批评，自王国维已降，没有消亡过。只是在索隐派和考证派的光辉之下，没有很好地得到传承和发扬。后来又由于社会政治因素，《红楼梦》研究走上了另一条路子。但是，《红楼梦》本身是如此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不管在哪种形势下，研究《红楼梦》的学者无法不被其深深吸引。此间，俞平伯先生的论著《红楼梦辩》中已经有小说批评的影子，只是比较执著于小部分内容的考证分析，没有从大局来解读作品本身。刘大杰的《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1956），何其芳的《论红楼梦》（1958），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1959），都是小说批评的大论著。他们重视对作品本身的解读，强调艺术感受和艺术理解，文字美丽，诗意流动，阅读他们的作品是美的享受和理的升华。但是，由于理论局限和视野限制，他们的批评只注重解读作品人物和作品本身，缺乏对《红楼梦》的宏观把握能力。回过头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国维走在了历史的前头，他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先行注定了他的孤独，也似乎预示了他最后孤独地沉湖消逝。他的研究具有世界眼光，利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观来探讨《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和伦理价值。他的结论也许未必正确，但却深入心灵。他的解读向我们展现了一代国学大师学贯中西的学识高度和理论高度，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向康庄大道的红楼评论之路。

小说批评派最是异彩纷呈。自20世纪70年代末，小说批评派又引入了比较文学、心理学、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神话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从多元角度来理解、阐释和分析《红楼梦》，作品之多，让人叹为观止。刘梦溪先生（2005：288-290）在其《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曾列举了从1978年到1987年发表的重要论著（不算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共计有36种之多。近年来，分析解读的角度更加细化和深化。比如，陈月华和徐锦琳（2007）所著《〈红楼梦〉人物的体语传播》利用西方传播学的体态语理论分析了其主要人物的体态语特点，挖掘出人物典型体态语与人物性格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示了《红楼梦》在人物体态语描写方面的艺术成就。美籍华裔裔锦声（2000）把《红楼梦》的两大主题“情”与“梦”置于西方寓言的传统中，重新定义和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寓言要素。除了专著以外，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可说是浩若烟海。除了《红楼梦学刊》以外，其他发表在中文类期刊、外文类期刊和学报上的文章不胜枚举，常有新意。

随着语言学在国内的迅猛发展，近几年，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时有所见。有分析称呼语与礼貌之间的关系的，如陈毅平（2007）的《〈红楼梦〉会话中的称呼语》；有以语用学理论来分析人物语言的，如沈春华（2008）的《〈红楼梦〉中林黛玉言语的语境顺应性分析》、房敏（2008）的《〈红楼梦〉王熙凤话语的话语语用分析》、陈婷（2005）的《从〈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讲话看“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有以语用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的，如许之所、沈璞（2006）的《策略性沉默运用研究——以〈红楼梦〉的策略性沉默为例》；等等。硕博论文中研究《红楼梦》的也不少，比如张世君（1999）的博士论文《论〈红楼梦〉的空间叙事艺术》，它借用西方叙述学的理论概念，建立起《红楼梦》空间叙事结构的框架。(www.chuimin.cn)

在翻译比较方面，冯庆华教授（2006）的《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和《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福克斯闽福德英译本比较》两书可说是两朵奇葩。前者比较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英国汉学家David Hawks翻译的《红楼梦》译本，深入剖析了英译本中对园林场景、人物语言个性、神情、行为动作、服饰外表等翻译的传神之处和不足之处，还运用语言学、文学、文艺学和翻译学的理论论述了《红楼梦》诗歌翻译、习语翻译、语音修辞翻译、语形修辞翻译、语义修辞翻译等方面的特点。后者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提取翔实的语料，进行精细的统计，从文化策略和思维模式的高度探讨翻译问题，挖掘出母语文化影响下的霍译特点，从而揭示东西方思维模式对翻译实践的作用以及母语文化下译者风格的奥秘。这种运用语料库技术来研究译者风格的方法，一反以往过多关注形而上思辨的纯粹的翻译理论研究，对于《红楼梦》的英译研究，对于其他文本的翻译研究，对于扩大《红楼梦》在西方的传播范围，均有可资借鉴的崭新视角与途径。（肖维青，2009：251）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国内专攻语言学的专家学者和论文作者似乎都较喜欢顺手挑选《红楼梦》中的句子来做语料分析。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对《红楼梦》的熟悉和喜爱；另一方面，是《红楼梦》本身蔚为大观的社会百态、鲜活生动的语言描写提供了颇为丰富的语料（容后再叙）。

说到红学，海外这一块极容易被忽略。《红楼梦》自1872年开始流传海外，至今已有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目前有十多种语言的翻译本，有百十篇以各种外文撰写的《红楼梦》与外国名著的比较论文。比较方法是外国学者研究《红楼梦》的最常用方法，亦是最重要方法。《红楼梦》曾经与《源氏物语》、《傲慢与偏见》、《哈姆雷特》、《浮士德》、《战争与和平》、《老人与海》、《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进行过多方面的比较。（丹斯里陈广才2008：4）比较是有益的，《红楼梦》中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关系，《红楼梦》各主要人物如宝玉、黛玉、宝钗、凤姐的带有鲜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个性内涵，还有《红楼梦》中描述的太虚幻境、神仙、道士、和尚等，不易为西方人所了解，运用比较的方法，容易使西方人接受《红楼梦》，就像我们把西施比作特洛伊战争中的海伦一样，两者虽有不对等之处，但是对于西方人增进对《红楼梦》的理解大有裨益。也许，这种文化传播方式，将逐步改变目前只有少数汉学家了解《红楼梦》的状况，最终使《红楼梦》为西方普通百姓所欣赏，如同我们了解其他各国的名著一般。

在海外红学研究这一领域，有一位先生必须要提，那就是姜其煌先生。他编著了《欧美红学》（2005）一书，周汝昌先生（2005：2）为此作序，盛赞此书“填补了一个多年来无人肯填能填的红学空白”，为我们了解西方人对《红楼梦》的看法提供了详实资料。西方的红学主要包括“曰翻译，曰讲解，曰评介”（同上：2）。此书收集了从1842年西方红学开始以来英、美、俄、德、法的材料，发现欧美人研究红学多少受到国人影响，我们上面提到的索隐派、自传体说、阶级斗争论都能在他们的文章中找到踪迹。西方人主要对《红楼梦》的主题、内容和社会意义、与中国小说传统的关系、艺术技巧和语言等几方面进行了探讨。由于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不少观点显得可笑，但是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和有识之言，对我们研究红学有一定借鉴意义，尤其是德国汉学家恩金的恰中肯綮的评论，值得我们在此大书。他写道，《红楼梦》和《金瓶梅》不同，写的是一种有教养的生活，说雪芹不知何来神奇力量，把日常琐事写得如此生动，说读过《红楼梦》，才知道中国人有权对他们的优秀文化感到自豪。这种全然的肯定态度，显示了西方有识之士对《红楼梦》的全盘接受，对《红楼梦》在全世界的传播，对中华优秀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有深远的影响。另外，非常难得的是，姜先生精通西方各主要国家的语言，亲自翻译了9篇英、美、俄、德、法各国红学家的论著，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得以亲窥西方红学。

我们的周边国家，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也都有自己的相关研究。由中国红学会主持举办的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已经进行了六届，辐射面越来越广。海外红学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把中国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还在于从西方引进不同理论从新的视野来阐释《红楼梦》。管恩森先生（2007：312）在《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红学研究》一文中指出：

学者们将《红楼梦》置放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从形象学、主题学、叙事学、诗学等平行研究的诸多角度，深入发掘《红楼梦》内在的美学价值的世界影响，取得了较好的进展，也为《红楼梦》代表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对话提供了新的契机。

这不仅是海外红学的方向，也是红学发展的大方向、总方向。

考证、阐释、点评等工作不会就此停止，上述各派对推动《红楼梦》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是功不可没。融合贯通吸收这些成果，然后从这些成果出发，各个学科交错融合，追寻新的解读方式，是《红楼梦》研究的一个大趋势。关于几大派别的研究点侧重，刘梦溪先生（2005：321）做过非常合理的分析和总结：

红学的小说批评所追寻的，是作品的艺术有机整体，考证和索隐为了追寻作者的主观命题，则不惜把艺术整体分割成部分；小说批评注重作品的本身，考证和索隐则注重作者生平经历对文本的渗透和写作环境对本文的影响；小说批评看重艺术的真，考证和索隐则看重历史和生活的真；考证和索隐看重作品的原型，小说批评重视作品的重建。就批评方法而言，红学三派是不同的，在达到对作品的阐释的目的上，又可以统一和互补。

这段话很中肯地道出了纷繁红学背后的原因。长篇小说，以作品主题的多义性和作家表现意图的多层次性而吸引各种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层次的读者。鲁迅先生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他自己看见的则是爱与死亡。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多少个读者也便有多少种对《红楼梦》的理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斗胆将我的研究点定在《红楼梦》人物的礼貌解读上，把《红楼梦》切开一个小小的口子，希望能阐发红楼礼貌世界之微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