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葬崇宪太后诏》缘由及研究分析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改路氏太皇太后之号，仍号崇宪太后。由此可见，改葬崇宪太后的主要原因并非泰始二年的“奉营仓促”之故。宋明帝开崇宪太后陵墓并非一孤立事件，和宋明帝“好鬼神，多忌讳”的信仰取向密切相关。

一、《改葬崇宪太后诏》之缘由

宋明帝泰始四年《改葬崇宪太后诏》的重要意义，在于其首次以诏书形式确立了风水信仰的官方形态。《宋书》卷41《后妃传》载宋明帝泰始四年《改葬崇宪太后诏》云：

泰始四年夏，诏有司曰：“崇宪昭太后修宁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岁遭诸蕃之难，礼从权宜。奉营仓卒，未暇营改。而茔隧之所，山原卑陋。顷年颓坏，日有滋甚，恒费修整，终无永固。且详考地形，殊乖相势。朕蚤蒙慈遇，情礼兼常，思使终始之义，载彰幽显。史官可就岩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审龟筮，须选令辰，式遵旧典，以礼创制。今中宇虽宁，边虏未息，营就之功，务在从简。举言寻悲，情如切割。”⁽¹⁾

诏中所云崇宪太后，系宋文帝之淑媛，名路惠男，为宋孝武帝刘骏之母。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宋文帝为长子刘劭所弑，刘骏起兵讨伐，并于元嘉三十年四月己巳即位，是为宋孝武帝，尊生母路氏为太后，号曰崇宪。大明八年(公元464年)，宋孝武帝刘骏病死，孝武帝长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前废帝，以崇宪太后为太皇太后。刘子业即位后，“始犹难诸大臣及戴法兴等，既杀法兴，诸大臣莫不震慑。于是又诛群公。元凯以下，皆被殴捶牵曳。内外危惧，殿省骚然”⁽²⁾。前废帝的肆意横行，造成众臣自危的政治局面。时为湘东王的刘彧，系宋文帝第十一子，为刘子业叔父，乃“与腹心阮佃夫、李道儿等密共合谋”⁽³⁾，诛杀刘子业。前废帝永光元年(公元465年)十一月，刘彧即位，是为宋明帝，改元泰始。改路氏太皇太后之号，仍号崇宪太后。

宋明帝与崇宪太后、宋孝武帝、前废帝刘子业、晋安王刘子勋之间关系如下图所示(图中虚线表示皇位继承顺序)：

泰始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崇宪太后崩，谥昭太后。泰始二年五月，葬世祖陵东南，号曰修宁陵。既然如此，为何要于泰始四年颁诏书改葬呢?是否如诏书中所言“前岁遭诸蕃之难，礼从权宜。奉营仓卒，未暇营改”?显然并非如此。

如上所述，宋明帝上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前废帝刘子业被诛杀，皇位的继承者本应在孝武帝诸子中产生。晋安王刘子勋是孝武帝第三子，而孝武帝第二子豫章王刘子尚已经被赐死。因此，刘子勋是皇位的优先继承人，所以宋明帝即位不久，镇军将军长史邓琬等奉刘子勋起兵。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刘子勋即位于寻阳，年号义嘉，这样就造成了一国之内有两个政权的局面。毫无疑问刘子勋比宋明帝有更强号召力，江州举事以后，“四方并响应，威震天下。是岁四方贡计，并诣寻阳”⁽⁴⁾。“时诸方并举兵反，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⁵⁾也就是说，宋明帝即位之初，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好鬼神，多忌讳”的宋明帝，听信巫者之言，开昭太后之陵墓，“先是晋安王子勋未平，巫者谓宜开昭太后陵以为厌胜”⁽⁶⁾。由此可见，改葬崇宪太后的主要原因并非泰始二年的“奉营仓促”之故。据史载，崇宪太后葬于泰始二年五月，八月宋明帝平叛成功，刘子勋被杀，则开崇宪太后陵墓的时间只能是在泰始二年五月至七月之间。

泰始四年，宋明帝的统治逐渐稳固之后，方下诏为崇宪昭太后重修陵墓。宋明帝为崇宪昭太后重修陵墓，史书谓其“修复仓卒，不得如礼。上性忌，虑将来致灾”⁽⁷⁾。其实，这只是重修陵墓的一个因素。崇宪太后虽为孝武帝之母，但宋明帝“少失所生，为太后所摄养”⁽⁸⁾，而且孝武帝时，多赖崇宪太后方得以保全，明帝自陈“朕当时狼狈，不暇自理，赖崇宪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责”⁽⁹⁾，所以“及上即位，供奉礼仪，不异旧日”⁽¹⁰⁾。当有司上奏太后宜“别居外宫”时，宋明帝不从。可见宋明帝对崇宪太后养育保全之情心存感怀，所以在孝武帝诸子被诛杀殆尽之后，宋明帝下诏为崇宪太后改葬，提出要“更宅吉地。明审龟筮，须选令辰，式遵旧典，以礼创制”。

此即《改葬崇宪太后诏》之由来。在这一事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如前所论，宋明帝开崇宪太后陵的政治动机既明，则又有另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开陵这种手段作为打击刘子勋的政治工具?史书谓“开昭太后陵以为厌胜”。关于冢宅营建中的厌胜之术，前文已有详细讨论。根据丧葬风水理论，死者的墓地和生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吉凶感应关系。正是因为祖先陵墓和子孙之间的这种吉凶感应关系的存在，开掘陵墓就可以达到祸害其子孙目的。因此，这一时期冢墓厌胜之术中，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掘墓、凿墓的记载甚多：

据《三国志·吴书》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载：

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¹¹⁾

可见，后主孙皓以掘荆州界内大臣的冢墓，以达到断其“王气”的政治目的。又《晋书·羊祜传》载羊祜自凿祖墓之事：

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气，若凿之则无后，祜遂凿之。相者见曰“犹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堕马折臂，位至公而无子。⁽¹²⁾

类似记载亦见于《幽明录》：(www.chuimin.cn)

幽明录：羊祜工骑乘，有一儿，五六岁，端明可善，掘墓之后，儿即亡，羊时为襄阳都督，因乘马落地，遂折臂，于时士林咸叹其忠诚。⁽¹³⁾

东晋时，桓温也一度凿开戴熙之墓，以绝其王气：

武昌戴熙，家道贫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气。桓温仗钺西下，停武昌，凿之。得一物，大如牛。青色，无头角，时亦动摇，斫刺不陷，乃纵著江中，得水，便有声如雷。向发长川，熙后嗣沦胥殆尽。出《异苑》。⁽¹⁴⁾

刘宋时期，前废帝一度欲开其宋孝武帝之陵，因太史言不利于帝而止：

帝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齇奴”，又遣发殷贵嫔墓，忿其为孝武所宠。⁽¹⁵⁾

如前所述，崇宪太后，系晋孝武帝之母，前废帝刘子业与晋安王刘子勋之祖母。所以，宋明帝在与刘子勋的皇位争夺中，会听信巫者之言，开昭太后之陵墓。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开掘他人先祖陵墓，破坏其风水，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并非始于宋明帝。

宋明帝开崇宪太后陵墓并非一孤立事件，和宋明帝“好鬼神，多忌讳”的信仰取向密切相关。据史载，宋明帝时，“宫内禁忌尤甚，移床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为文词祝策，如大祭飨”⁽¹⁶⁾。由此可见，宋明帝对风水等巫道之术是甚为崇信的。正是基于他对风水术的崇信，所以才会相信巫者之言，开崇宪太后的陵墓。宋明帝在对付萧道成时同样采用了风水厌胜之术，据《南齐书·祥瑞志》：

武进县彭山，旧茔在焉。其山冈阜相属数百里，上有五色云气，有龙出焉。宋明帝恶之，遣相墓工高灵文占视，灵文先与世祖善，还，诡答云：“不过方伯。”退谓世祖曰：“贵不可言。”帝意不已，遣人于墓左右校猎，以大铁钉长五六尺钉墓四维，以为厌胜。⁽¹⁷⁾

宋明帝不仅派风水术士高灵文去占视萧道成家族的旧茔，在得到“不过方伯”的报告之后，仍然“遣人于墓左右校猎，以大铁钉长五六尺钉墓四维，以为厌胜”。

第二，诏书中提出崇宪太后“茔隧之所，山原卑陋。顷年颓坏，日有滋甚，恒费修整，终无永固。且详考地形，殊乖相势”，所以要求“史官可就岩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审龟筮，须选令辰，式遵旧典，以礼创制”。

岩山，为孝武帝陵墓所在地。《宋书·孝武帝纪》载孝武帝“葬丹阳秣陵县岩山景宁陵”⁽¹⁸⁾，《元和郡县图志》亦载“孝武帝骏景宁陵在县西南四十里岩山”⁽¹⁹⁾。《景定建康志》引山谦之《丹阳记》曰：“秣陵县南有岩山……宋孝武帝改曰龙山。”⁽²⁰⁾众所周知，风水术颇重“龙脉”，有所谓“龙、砂、水、穴”之说，“龙”指宅居或葬地所依之主山，以其起伏连绵之形为“龙脉”，是风水术中吉凶判定的重要依据之一。孝武帝把其所选葬地的岩山命名为“龙山”，可能不无风水因素的考虑。

中国古代风水术的吉凶判定体系中，有所谓“形”、“理”、“日”三个基本要素。诏书认为崇宪太后原葬地“山原卑陋”，不符合丧葬风水术中关于“形”的基本要求，因而称其“殊乖相势”，其实质就是以陵墓所处的山水形势来占断吉凶，此即风水术中的“形法”；诏中提出要“明审龟筮”，就是以龟筮之法确定墓穴及其朝向，即后世风水术中的“理”法；至于“须选令辰”，则毫无疑义就是所谓的“日”法，也就是选择时日。值得注意的是，诏书中明确提出，由史官负责崇宪太后的葬地选择。这一做法，为后代所继承，隋唐宋乃至明清时期，中央官署中均有所谓的“堪舆”之官，专门负责为皇室选择墓地。

综上所论，宋明帝泰始二年开陵与泰始四年下诏重修陵墓，都是基于风水术的考量。风水术不仅成为皇室陵墓选择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政治斗争手段的一种延伸。宋明帝首次以诏书的形式确立了风水术的官方信仰地位，标志着以丧葬墓地选择为核心的风水术正式进入皇室。必须强调的是，风水术在皇室陵墓选择中的应用，并非始于宋明帝。但以诏书形式加以认可和公开提倡始于此诏。六朝时期，以诏书形式对陵墓选择中风水因素进行公开宣示的并非宋明帝一人，如齐武帝萧赜也曾下诏，称“陵墓万世所宅，意尝恨休安陵未称，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以葬我，名为景安陵”⁽²¹⁾。

《改葬崇宪太后诏》缘由及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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