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风水思想的独特观点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嵇康的风水思想关于嵇康的风水思想，有学者以为嵇康是中国古代士人风水观念的集中代表，认为他是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骑墙派。他的风水思想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嵇康部分否定了“性命自然”说。因此，嵇康的反问抓住了阮侃“性命自然”说的自我矛盾之处，阮侃无法公开否认“道德”对命运的调节作用，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不容置疑的。嵇康还批驳了阮侃的“信顺成命”说。

嵇康的风水思想

关于嵇康的风水思想，有学者以为嵇康是中国古代士人风水观念的集中代表，认为他是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骑墙派。⁽⁵⁹⁾其实，固然嵇康自己声称“吾怯于专断，进不敢定祸福于卜相，退不敢谓家无吉凶也”。但从《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和《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两文字里行间看，嵇康是信仰风水术的。他的风水思想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嵇康部分否定了“性命自然”说。“性命自然”说是阮侃“宅无吉凶”论的思想基础，要反对“宅无吉凶”，嵇康必然要否定“性命自然”说。针对阮侃的“性命自然”说，嵇康指出：

论曰：百年之宫，不能令殇子寿，孤逆魁冈，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许负之相条侯，英布之黥而后王，皆性命也。应曰：此为命有所定，寿有所在，祸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锯；亚夫忌馁，终有饿患。万物万事，凡所遭遇，无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长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论，虽慎若曾颜，不得免祸；恶若桀跖，故当昌炽。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则古人何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履信思顺，自天佑之”?必积善而后福应，信著而后佑来，犹罪之招罚，功之致赏也。苟先积而后受报，事理缺所得，不为暗自遇之也。若皆谓之是相，此为决相命于行事，定吉凶于知力，恐非本论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⁶⁰⁾

嵇康的批驳，并非从“性命自然”的本身着手，而是首先指出了阮侃“性命自然”说所存在的一个悖论。在阮侃看来，人生的寿夭穷通均取决于人的“性命”，即“万物万事，凡所遭遇，无非相命也”。人生一切都是由“性命”所决定，祸福既定，人力是无法改变的，所谓“祸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既然阮侃否定外力对人生祸福的影响，嵇康反问，难道生于唐虞盛世的人“性命”注定都长寿，而长平之战中被坑杀的士卒都注定短命吗?如果真的如阮侃所说“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嵇康进一步追问，古人所言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履信思顺，自天佑之”还有什么意义呢?嵇康这里所追问的是道德与命运的关系问题。完全意义上的命定论，必然是反道德的，而这种反道德的命定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因此，无论是道家、儒家都是将道德纳入命运理论中，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大学》“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抑或是《周易》中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都赋予了道德调节命运的作用。因此，嵇康的反问抓住了阮侃“性命自然”说的自我矛盾之处，阮侃无法公开否认“道德”对命运的调节作用，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不容置疑的。既然道德可以调节人们的命运，那么宅居也当如此，这就是嵇康的论证逻辑。

嵇康还批驳了阮侃的“信顺成命”说。“信顺”是指为人要诚信不欺，顺应物理。语出《易·系辞上》：“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又《后汉书·袁术传》：“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阮侃所言“信顺”也是这个意思，他说：

夫命者，所禀之分也。信顺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宝也。⁽⁶¹⁾

“信顺成命”是阮侃在回应嵇康关于“性命自然”的诘问而提出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其“性命自然”说。因此，阮侃的“信顺成命”，一方面坚持人的命运取决于“所禀之分”；另一方面又认为人还必须“信天命而尽人事”，只有“信顺”才可以成就“所禀之分”，所以“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阮侃的“信顺成命”在实质上仍然是“性命自然”，继续坚持其吉凶素定，非人力所能为的命运观。针对“信顺成命”，嵇康指出：

前论曰：若许负之相条侯，英布之黥而后王，一栏之羊，宾至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论曰：隆准龙颜，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为相命自有一定，相所当成，人不能坏，相所当败，智不能救，陷常生于众险，虽可惧而无患，抑当贵于厮养，虽辱贱而必贵，薄姬之困而后昌，皆不可为、不可求、而暗自遇之，全相之论，必当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论不滞耳。吾适以信顺为难，则便曰信顺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顺成，亦以不信顺败矣。若命之成败取足于信顺，故是吾前难寿夭成于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顺果成相命，请问亚夫由几恶而得饿?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积几善以获存?死者负何罪以逢灾耶?既持相命，复惜信顺，欲饰二论，使得并通，恐似矛楯，无俱立之势，非辩言所能两济也。⁽⁶²⁾

嵇康的批驳首先指出了阮侃论证中的自我矛盾之处。嵇康指出：既然阮侃认为“信顺”是实现命运的基本途径，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一个人做不到“信顺”，那么他的命运就不能实现，可见命运的成败是取决于“信顺”，那么怎么还能说“性命自然”呢?

第二，嵇康在论战中，肯定了“时日”和“五音方位”的吉凶推演模式。针对阮侃提出冢宅营建中讲求时日是违背圣王之教，嵇康提出了反驳：

论曰：时日谴祟，古盛王无之，季王之所好。听此言善矣，顾其不尽然。汤祷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谴祟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祷，不知是时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师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汤周未为盛王，幸更详之。又当知二贤，何如足下耶?⁽⁶³⁾

嵇康认为，时日禁忌并非“季王”之所好。他说，商汤和周公都曾经讲求时日之选择，而商汤和周公都是儒家所推崇的“盛王”。而对阮侃提出的时日禁忌是“顺妖忌而逆事理”之说，嵇康认为：

又曰：俗之时日，顺妖忌而逆事理。按此言以恶夫妖逆，故云之，未为盛王了无日也。夫时日用于盛世，而末代袭以妖惑，犹先王制雅乐，而继世继以淫哇也。今愤妖忌因欲去日，何异恶郑卫而灭韶武耶?不思其本，见其所弊，辄疾而欲除，得不为遇噎溺而迁怒耶?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干有刚柔，统以阴阳，错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时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顺之，焉有善其流而恶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⁶⁴⁾

在嵇康看来，以时日禁忌为妖逆，是不符合时日禁忌本来面目的。他认为时日讲求既见于盛世，也用于末代，就像先王所制的雅乐，在季世就会出现郑卫靡靡之音，但这与雅乐本身并无关系。就像不能因为出现了郑卫之音就禁绝韶武之乐，也不能因为时日禁忌中出现了所谓的妖逆而否定时日禁忌本身。嵇康还进一步反问阮侃，时日干支的刚柔也应用于卜筮之中，而“足下既已善卜”，卜筮时，正是以乾坤各统十二地支中的所谓六子，并结合十天干的刚柔，配以五行，从而推断吉凶，时日禁忌正是卜筮中干支之源，所以怎么可以用其流而反对其源头呢?

至于“五音宅法”，嵇康也认为其吉凶推演是可信的。他说：

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宫姓则无害，商则为灾也。案此为恠所不解，而以为难，似未察宫商之理也。虽此理之吉，而或长于养宫，短于毓商。犹良田虽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恶不殖也。人诚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准阴阳，俯协刚柔，中识性理，使三才相善，同会于大通，所以穷理而尽物宜也。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则比弦不动，声同，则虽远相应。此事虽著，而犹莫或识。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气有相生，则人宅犹禽虎之类，岂可见宫商之不同，而谓之地无吉凶也?⁽⁶⁵⁾

在嵇康看来，阮侃否认“五音宅法”是不懂得“宫商之理”。嵇康认为人姓有宫、商、角、徵、羽五音之属，而五音又有分别配属于土、金、木、火、水五行之气，五行之气相生则吉，相克则凶，人、地都具有同样的属性，这种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因此，以此来推断宅居之地的吉凶是符合阴阳、五行之理的。(www.chuimin.cn)

第三，针对阮侃提出宅居犹占卜，可以“知吉凶”而不能“为吉凶”之说，嵇康也予以反驳：

论曰：宅犹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为吉凶也。应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无豫，待物而应，将来之地也。相宅不问居者之贤愚，惟观已然。有传者，已成之形也。犹睹龙颜，而知当贵，见纵理，而知饿死。然各有由，不为暗中也。今见其同于得吉凶，因谓相宅与卜不异，此犹见琴而谓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纵如论宅与卜同，但能知而不能为，则吉凶已成，虽知何益?卜与不卜，了无所在；而古人将有为，必曰问之龟筮吉，以定所由差，此岂徒也哉?此复吾之所疑也。武王营周，则云考卜惟王，宅是镐京。周公迁邑，乃卜涧瀍，终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于昔如彼，足下非之于今如此，不知谁定可从?⁽⁶⁶⁾

嵇康认为，相宅和卜筮一样都具有预测吉凶的功能，从表面上看，这一点是相似的，但实际上并不相同：卜筮吉凶无豫，它的对象是不确定的，要“待物而应”；而相宅则不是这样，它的吉凶推演是根据宅居的已有之形，对象是确定的，其吉凶正是源于既有之宅相。因此，嵇康认为，卜筮只能是预测吉凶，而不能“为吉凶”，而相宅则不然，不仅可以推断吉凶，而且可以“为吉凶”。

嵇康进而认为，卜筮本身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能预测吉凶，如果仅仅只能预测吉凶，则卜筮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纵如论宅与卜同，但能知而不能为，则吉凶已成，虽知何益?卜与不卜，了无所在；而古人将有为，必曰问之龟筮吉，以定所由差，此岂徒也哉”?

第四，嵇康在论战中提出了“宅命相扶”的风水思想。所谓“宅命相扶”是指风水与命运的关系，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是由命运主宰还是由风水主宰?抑或是二者共同决定?这是风水理论中一个重大问题。嵇康在论战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谓宅吉，能独成福，但谓君子既有贤才，又卜其居，复顺积德，乃享元吉。”嵇康首先承认宅居吉凶并非决定一个人吉凶祸福的唯一因素，人的吉凶祸福是宅居与贤才、道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像种田一样，要想取得好的收成，不仅要有良田，还必须要良农善艺、沃土和辛勤的耕耘。他说：

论曰：为三公宅，而愚民必不为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则果无宅也?应曰：不谓吉宅，能独成福，但谓君子既有贤才，又卜其居，复顺积德，乃享元吉。犹夫良农既怀善艺，又择沃土，复加耘耔，乃有盈仓之报耳。今见愚民不能得福于吉居，便谓宅无善恶，何异睹种田之无十千，而谓田无壤塉耶?良田虽美，而稼不独茂；卜宅虽吉，而功不独成。相须之理诚然，则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则弃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则绝阴阳之吉凶；持知力，则忘天道之所存；此何异识时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谷乎?是故疑怪之论生，偏是之议兴，所托不一，乌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无半非冢宅耶?⁽⁶⁷⁾

正如本书所一再强调的，风水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对人的命运的调适。因此，如何处理风水与命运的关系是风水术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嵇康所提出的“宅命相扶”说，一方面肯定了命运对人的吉凶福祸的影响，同时又为风水术留下了存在的空间。诚如他所言：

然则宅与性命，虽各一物，犹农夫良田，合而成功也。……由是言之，非从人而徴，宅亦成人明矣。……至公侯之命，禀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圆由人，有可为之理，犹西施之洁不可为，而西施之服可为也。黼黻芳华，所以助体；吉宅宜家，所以成相。⁽⁶⁸⁾

宅居与性命，虽然并不相同，但就像农夫和良田的关系一样，只有二者相合方能有好的收成，因此，嵇康说“宅亦成人”。嵇康承认“公侯之命，禀之自然”，但同时他又指出宅居有“可为之理”，就像西施的丽质禀之自然，但是西施的服饰等外在之物还是有所可为的。这就是嵇康“宅命相扶”风水思想的核心。嵇康的“宅命相扶”思想，充分肯定了风水等外在因素对命运的调适能力，为风水术在知识精英中开辟了信仰空间。

嵇康的风水思想与风水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特别是他的“宅命相扶”的风水思想，更是风水的立论基础。那么嵇康的风水思想是他的独立思考?抑或是源于风水术自身呢?由于文献的缺失，可能很难找到直接的文献证据来说明嵇康“宅命相扶”思想的来源，以下仅稍作推论：

首先，嵇康在辩论中对风水术是非常熟悉的，无论是宅居营建中的时日禁忌还是具体的“五音术”，嵇康都是了解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如果说风水术对嵇康风水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嵇康关于“宅命相扶”的思想，也见于一些风水典籍的论述中。比如成书不晚于唐代的《黄帝宅经》就引《子夏宅经》佚文称：

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⁶⁹⁾

《子夏宅经》的成书时间要早于《黄帝宅经》是无疑的，当成书于汉魏六朝时期。

最后，嵇康以农夫良田为喻来论证风水与人的吉凶祸福之关系，也为风水术所接受，比如《黄帝宅经》中就明确称“其田虽良，薅除乃芳”。其引《三元经》也称“地善即苗茂，宅吉即人荣”。其实，以冢宅所在地种植的作物长势情况作为吉凶推演的依据，本身就是汉魏时期风水术的重要方法，比如上文讨论过的《葬宅诀》就是如此：

欲知地效，投小微贱种于地，而后生日兴大善者，大生地也；置大善种于地，而后生日恶者，是逆地也；日衰少者，是消地也。⁽⁷⁰⁾

因此，嵇康的风水思想与汉魏时期的风水理论是密切相关的。嵇康在论战中引用、吸收风水术的一些理论是可能的。反之，风水理论在其发展、完善中也同样会受到嵇康的风水思想的影响。

嵇康风水思想的独特观点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