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阮侃的观点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阮侃所称的“性命”就是王充的“气命”，《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中明确指出“夫命者，所禀之分也”。也就是说，阮侃的“宅无吉凶”论并非完全否定风水术，他承认和接受风水术预测吉凶的功能，而否认其可以改变命运的功能，也就是他所谓的“可以知吉凶，然不能为吉凶”。

阮侃的“宅无吉凶”风水观

阮侃的“宅无吉凶”风水观，一方面继承了王符、王充的“吉凶兴衰在人不在宅”的风水批判思想；另一方面在具体论证上又与他们不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王符、王充的风水批判的立足点是“风水术”本身，主要集中在风水吉凶的具体推演模式及其方法，而阮侃则明显不同。阮侃在《宅无吉凶摄生论》和《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两文中，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了自己“宅无吉凶”的风水观：

第一，针对世间盛行的风水信仰，阮侃首先分析了其产生的主观原因。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将“寿夭祸福”寄托于“安宅、葬埋”等种种风水禁忌，是因为人们不能够把握生命中“寿夭祸福”的真正原因，即他所谓的“世有安宅、葬埋、阴阳、度数、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见性命，不知祸福也。不见故妄求，不知故干幸”。

如前文所论，风水术是关于宅居、冢墓营建中的一种趋吉避凶之术，它源于人们对命运预测与调整的心理需求。而在阮侃看来，人类营建中的种种禁忌，是由于人们不了解人类社会生活中吉凶祸福产生的根本原因造成的。在他看来，“多饮而走，则为澹支；数行而风，则为痒毒；久居于湿，则要疾偏枯；好内不怠，则昏丧文房”。这些才是造成人们寿夭的根本原因，但是人们却忽视这些直接因果关系，却将其归于营建活动中的种种吉凶禁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所称的“而掘基筑宅，费日苦身以求之，疾生于形，而治加于土木，是疾无瘳矣”。正是由于人们不了解人生寿夭穷通的真正原因，所以才会“不见故妄求，不知故干幸”。人们关于宅居、冢墓的种种吉凶祸福之说，正是由于不明白社会生活中人们吉凶祸福的真实原因而造成的，他说这就像一个“不知蚕者”，虽然“出口动手，皆为忌祟”，但“不得蚕丝滋甚”，而他一旦懂得了养蚕的方法和技术，就会“百忌自息，而利十倍”。

既然，在阮侃看来风水观念源于人们“不见性命”，那么什么是阮侃所谓的“性命”呢?阮侃所称的“性命”就是王充的“气命”，《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中明确指出“夫命者，所禀之分也”。正是因为“命”为人所禀之分，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他才说“信顺者，成命之理也”。在他看来，人们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风水吉凶之说自然就无从产生。因此，他说：

设为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为三公可知也。夫寿夭之不可求，甚于贵贱，然则择百年之宫，而望殇子之寿，孤逆魁冈，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几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则果无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⁵³⁾

在这里，阮侃以“三公之宅”为喻，进一步明确了他的“性命自然”说，他的“宅无吉凶”论也正是建立在“性命自然”基础之上的。在阮侃看来，三公的住宅不可谓不吉，但让普通老百姓去住，并不能使其成为三公。为什么呢?因为寿夭贵贱不可求，一个命中注定只有“殇子之寿”的人，为他选择可以长命百岁的住宅，或为彭祖选择那些“孤逆魁冈”的大凶之地居住，都不可能改变殇子与彭祖的寿命。他们夭折和长寿都是其“性命自然”，不可强求。因此，寿夭穷通取决于“性命”，并不决定于宅居。

应当说，阮侃关于风水术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风水信仰与命运论之间的关系，但“不知性命”并非风水术产生的唯一原因。

第二，阮侃还批判了“五音”、“时日”等具体吉凶推演方法。关于宅居和冢墓营建中的时日禁忌，他说：

夫时日谴祟，古之盛王无之，而季王之所好听也。制寿宫而得夭短，求百男而无立嗣，必占不启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台深宫，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于实，而求之于虚，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问之师不工，则天下无工师矣。⁽⁵⁴⁾

俗有裁衣种谷皆择日，衣者伤寒，种者失泽，凡火流寒，至则授衣，时雨既降，则当下种，贼方至，则当疾走。今舍实趣虚，故三患随至。凡以忌祟治家者，求福，而其极皆贫，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谚，古言无虚，不可不察也。⁽⁵⁵⁾

阮侃对“时日谴祟”的批驳并没有具体展开，而只是认为时日禁忌并非盛王所为，而且在实践中没有实际成效，即他所称的“制寿宫而得夭短”，时日禁忌的讲求是“亡之于实，而求之于虚”。

针对由五音术确定的地之方位吉凶，阮侃称：

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类，然此地苟恶，则当所往皆凶；不得以西东有异，背向不同，宫姓无害，商则为灾。福德则吉至，刑祸则凶来也。故诗云：“筑室百堵，西南其户。”古之营居，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缘人理以从事，以此议之，即知无太岁刑德也。若修古无违，亦宜吾论，如无所，不知谁从?⁽⁵⁶⁾

在阮侃看来，地的吉凶就像一个猎人外出狩猎，丛林之中或遇虎，或遇禽。对于猎人而言，遇虎为凶，遇禽为吉，而这和地的东西、背向等方位并无关系。更不能说，宫姓居之无害，而商姓居之就会发生灾难。阮侃认为，地的吉凶是确定的，并不因为“五姓”的五行变化而有所变化，所以，通过“五音姓利”所确定的方位吉凶，并不可靠，人事的吉凶取决于“福德”和“刑祸”。他还进一步指出：(www.chuimin.cn)

夫一栖之鸡，一栏之羊，宾至而有死者，岂居异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则不滞于俗矣；若许负之相条侯，英布之黥而后王，彭祖七百，殇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质居，自东徂西而得，反此是灭性命之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观居民，则知曰东西非祸福矣。⁽⁵⁷⁾

这里，阮侃以周亚夫、英布、彭祖、殇子之例，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性命自然”说，他认为上述这些人的吉凶祸福都是命中注定，“命有制也”。如果人们能够明白这点，就会做到他所说的“知命者，则不滞于俗矣”。阮侃还批驳了宅居中的方位禁忌，他说，在选择宅居中以坐东向西为大吉，但是这种东西方位是一种相对而言的，如果“立高丘而观居民，则知曰东西非祸福矣”。

第三，阮侃一方面坚持“性命自然”说，认为“宅无吉凶”，但同时他又认为“宅墓”虽然不能为吉凶，却可以占卜、预测吉凶。也就是说，阮侃的“宅无吉凶”论并非完全否定风水术，他承认和接受风水术预测吉凶的功能，而否认其可以改变命运的功能，也就是他所谓的“可以知吉凶，然不能为吉凶”。他说：

世之工师，占成居则验，使造新则无徵。世人多其占旧，因求其造新，是见舟之行于水，而欲推之陆，是不明数也。夫旧断之理，犹卜筮也，夫凿龟数筮，可以知吉凶，然不能为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为也。夫先筮吉卦，而后名之无福，犹先筑利宅，而后居之无报也；占旧居以谴祟则可，安新居以求福则不可，则犹卜筮之说耳。⁽⁵⁸⁾

阮侃在这里将风水术与卜筮等同视之，从而承认冢宅的预测吉凶功能。这与阮氏家族精通易学的家学渊源不无关系，但同时，也说明阮侃“宅无吉凶”的风水观念，并非要彻底否定风水术。这种看似矛盾的风水批判思想，也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中国风水术中存在的一个悖论。我们知道，无论是阳宅还是阴宅风水术，其核心都是为了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试图对个体和家族的未来命运加以改造。也就是说，风水术不仅寻求对命运的预测，而且还提供了种种改变命运的许诺和方法。命运是人类最深的个体体验，在对命运的种种思考中，人们更为倾心的是预测命运的种种努力。对所谓“知命”之术的渴求与向往，是中国古代术数之学异常兴盛的重要原因。风水信仰从术的层面上说，固然与种种预测命运的术数方技之学有其相似之处，但风水术还为人们提供了改造和征服命运的种种许诺和方法。风水信仰在命运观上确实表现出了某种悖论，它一方面接受了儒家人生有命的观念，另一方面又认为“神功可夺，天命可改”。在风水信仰者看来，个体的福祸寿夭都可以通过风水术加以调整，这是风水信仰的社会心理基础。而阮侃在这里一方面承认宅居的既有之相是可以作为预测人们吉凶祸福的根据，同时他又否认了宅居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

阮侃的风水观可能受到了王充风水批判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说，关于“宅无吉凶”的讨论，其命题可能直接来自于王充。如果将王充风水批判思想和阮侃的“宅无吉凶”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阮侃的“宅无吉凶”论，与王充的风水批判思想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阮侃与王充都同样持“宅无吉凶”的观点，而且他们立论的思想基础都是所谓的“命定论”。无论是阳宅还是阴宅风水术，其核心追求都是为了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试图对个体和家族的未来命运加以改造。命运观是风水术的核心，王充和阮侃在阐释自己“宅无吉凶”的风水观时，都抓住了风水信仰的核心问题——命运。他们都坚持“命定论”，认为“宅之吉凶”不能够影响人的富贵寿夭。

其次，在风水术数层面，王充和阮侃都否定了“五音姓利”说。王充和阮侃对“五音姓利”方法所确定的风水方位吉凶同样是持否定态度的。王充认为根据“口有张歙，声有外内，以定五音宫商之实”这种方法所确定的纳音五行方法是不可取的，他认为人之一切皆禀于天，所禀之天并无“五音”之姓，所以王充说：“夫人之有姓者，用禀于天，天得五行之气为姓邪?”在王充看来，一个人按其姓而定五行，比如商姓为金，则其家门不宜南向，因为南为火，火克金。但同时人的质性亦有五行之分，商姓之家人未必人人都禀金之气，此时俱出南向之门，或吉或凶，所以王充说“五行之家，何以为决”?阮侃在与嵇康辩论中同样对“五音姓利”之术进行了批驳，阮侃说：“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类，然此地苟恶，则当所往皆凶；不得以西东有异，背向不同，宫姓无害，商则为灾。福德则吉至，刑祸则凶来也。”在阮侃看来，地的吉凶是确定的，并不因为“五姓”的五行变化而有所变化，所以，通过“五音姓利”所确定的方位吉凶，并不可靠，人事的吉凶取决于“福德”和“刑祸”。

最后，在具体的论据上二人也有许多直接相承之处。比如在论述命运时，王充和阮侃都以“长平之族”为论据，王充说：“夫天下之大，人民之众，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当溺死，故相聚于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阮侃也说：“苟一人有命，千万皆一也。若使此不行系命，将系宅耶?则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长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复吾之所疑也。”

当然，阮侃对王充风水批判思想并非是完全的承袭，阮侃对风水吉凶的批判在有些方面有所发展。而这些发展，又都体现了他的儒家立场。阮侃认为安宅、葬埋的种种禁忌不符合儒家盛王之治的要求；并且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阮侃指出了风水术破坏统治秩序的潜在危险性，这些都是王充所没有的。

第一，阮侃认为，风水吉凶的种种禁忌，是完全不符合儒家的盛王之治。他说：“夫时日谴祟，古之盛王无之，而季王之所好听也。”而且，风水种种禁忌是违背儒家的礼制原则的，“按书，周公有请命之事，仲尼非子路之祷。今钧圣而钧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尽斯心而已。所谓礼为情貌者。故于臣弟，则周公请命，亲其身，则尼父不祷。足下图宅，将为礼也?其为实也?为礼，则事异于古；为实，则未闻显理。如是缺未得，吾所以为遗，而足下失所愿矣。至于时日，先王所以诫不怠，而劝从事耳。俗之时日，顺妖忌而逆事理。时名虽同，其用适反。以三贤校君，愈见其合，未知所异也”。

第二，阮侃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认为图宅、相冢之术“顺妖忌而逆事理”，不利于稳定统治秩序。风水术从本质上来说，不仅是一种趋吉避凶的选择术，而且还被赋予具有某种预测和神秘启示的功能。这种观念，是人们风水信仰的社会心理基础。将个人乃至家族的政治命运和风水相联系，自两汉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风水对政治命运的象征意义，决定了它的双刃性，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天命提供社会舆论；另一方面风水术也可以作为反对者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所以阮侃敏锐地感觉到了风水信仰的潜在危险，所以他指出“私神立，则公神废；邪忌设，则正忌丧；宅墓占，则家道苦；背向繁，则妖心兴”。阮侃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南齐永明三年，在富阳就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者唐寓之就是利用了所谓风水祥瑞来制造舆论，发动起义。

通过阮侃的家世和学术渊源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阮侃在思想倾向上明显受到了王充的影响，特别是其“宅无吉凶”的风水观，更是直接承袭了王充的风水批判思想。但是，阮侃的“宅无吉凶”风水观，也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儒家主义立场，说明“儒学”世家的家学传统依然是阮侃思想的基本底线。这一个案，充分揭示了王充的黄老道家思想，是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的重要学术资源。

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阮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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