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音宅法“五音定姓”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吉凶判断方法,对此上文已经讨论。五音之术与宅法的结合,始于汉代。王充《论衡》中所提及的《图宅术》一书,是今所见最早的“五音”宅法文献:《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而宅的五音和姓的五声又分别配属五行,据此就可根据五行生克之理,判断宅的吉凶。......
2023-11-28
《宅无吉凶摄生论》的两个问题
围绕《宅无吉凶摄生论》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一是《宅无吉凶摄生论》的作者问题;二是“宅无吉凶”的论战时间问题。分别论之如下:
阮侃的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主要有:《摄生论》二卷;《阮侃集》五卷,录一卷。《阮侃集》早已亡佚,今天尚能见到的阮侃的著作,只有保存于《嵇康集》中的阮德如答诗二首,及《宅无吉凶摄生论》、《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两篇论文。
关于“宅无吉凶”两篇论文的著作权,历史上曾有不同看法。清人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将其归于张邈,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承继了严可均的说法,于《嵇中散集》下云:
案今本集中有《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难张辽叔宅无吉凶摄生论》、《答张辽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凡三篇,而张之本论俱亡矣。
又于《阮侃集》下云:
康集载《宅无吉凶摄生论》与张辽叔相反覆者,意侃集其论,为二卷,《七录》列之道家,或亦编入本集五卷中也。(47)
姚振宗一方面接受了严可均的看法,认为《宅无吉凶摄生论》为嵇康和张辽叔之间的论难之文;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否认《隋书·经籍志》中阮侃撰有《摄生论》二卷的记载。在没有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姚氏提出了一种非常牵强的解释,认为该论为张辽叔所作,而“侃集其论”。
今人戴明扬在《嵇康集校注》中对此曾有辩驳,认为应当为阮德如所作,他说:
《隋志》道家类注云:“梁有摄生论二卷,晋河内太守阮侃撰。”当即此及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二篇,盖阮氏与嵇叔夜至交,故往复论难,亦如向秀与叔夜论养生耳。《隋志》云二卷,则阮氏无三论之文,如或有之,则《隋志》二卷“二”当为“三”字之误也。张邈但有自然好学论,叔夜难之。至此二篇,则固阮侃之文,非张邈所论而侃集之者,姚氏亦以归之张邈,盖承严氏之误。(48)
其实二论为阮德如所作本并无疑问,周婴撰《卮林》称:“予观嵇叔夜集,向子期、阮德如皆有相难文,故为遐周申之。遐周闻此,将无一大噱乎?”可见在明代,周婴所见的嵇康文集中,就明确是阮德如与嵇康相互论难。之所以有归之于张邈之说,皆是因为清人严可均在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误将之归于张邈。
阮侃与嵇康关于“宅无吉凶”的辩论到底发生在什么时期?有的学者认为在甘露四年,也就是公元259年。(49)这一时间推断是不正确的,并无文献支持这一论断。之所以作这样的推断,无疑是受到了侯外庐先生关于嵇康《与阮德如》一诗时间判断的影响。要解决“宅无吉凶”的论战时间问题,嵇阮交往时间是唯一的途径。今本《嵇康集》中有嵇康所写五言诗一首《与阮德如》和《阮德如答》诗两首,这三首诗是关于嵇康与阮德如交往的仅存文献,为方便讨论,全文引录如下:
《与阮德如一首》
含哀还旧庐,感切伤心肝。良时遘吾子,谈慰臭如兰。畴昔恨不早,既面侔旧欢。不悟卒永离,念隔增忧叹。事故无不有,别易会良难。郢人忽已逝,匠石寝不言。泽雉穷野草,灵龟乐泥蟠。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颜氏希有虞,隰子慕黄轩。涓彭独何人,唯志在所安。渐渍殉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积,勿以怵自宽。南土垾不凉,衿计宜早完。君其爱德素,行路慎风寒。自力致所怀,临文情辛酸。(50)(www.chuimin.cn)
《阮德如答二首》
早发温泉庐,夕宿宣阳城。顾盻怀惆怅,言思我友生。会遇一何幸,及子遘欢情。交际虽未久,恩爱发忠诚。良玉须切磋,玙璠就其形。隋珠岂不曜,雕莹启光荣。与子犹兰石,坚芳互相成。庶几行古道,伐檀俟河清。不谓中离别,飘飘然远征。临舆执手决,良诲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带以自铭。唐虞旷千载,三代不可并。洙泗久已往,微言谁共听?曾参易箦毙,仲由结其缨。晋楚安足慕,屡空守以贞。潜龙尚泥蟠,神龟隐其灵。庶保吾子言,养真以全生。东野多所患,暂往不久停。幸子无损思,逍遥以自宁。
双美不易居,嘉会故难常。爰处憩斯土,与子遘兰芳。常愿永游集,拊翼同回翔。不悟卒永离,一别为异乡。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长。顾步怀想象,游目屡太行。抚增叹息,念子安能忘。恬和为道基,老氏恶强梁。患至有身灾,荣子知所康。神龟实可乐,明戒在刳肠。新诗何笃穆,申咏增慨忼。舒检话良训,终然永厌藏。还誓必不食,复兴同故房。愿子荡忧虑,无以情自伤。俟路忘所以,聊以酬来章。(51)
上引诗文透露了嵇康和阮侃交往的几个重要信息:
第一,嵇康与阮侃之间的交往时间很短,而且旋即分离。嵇康诗中说:“畴昔恨不早,既面侔旧欢。不悟卒永离,念隔增忧叹。”阮侃也称:“交际虽未久,恩爱发忠诚。”从诗文看,阮德如与嵇康之间感情真挚,嵇康在赠诗中以“郢人忽已逝,匠石寝不言”之语高度称赞了阮侃的学识人格,并引以为知己,更以“泽雉”、“灵龟”为喻,勉励阮侃“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当然从后来的政治选择看,阮侃并没有如嵇康所期望的那样,而是走上了仕途,到了西晋时期更是担任了河内太守这样的重要官职。
第二,嵇康与阮侃相识的地方当为嵇康的居所——山阳。魏晋时期的山阳属于河内郡,是当时仅次于洛阳的重要文化和政治中心,也是竹林名士的聚居区。嵇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山阳度过的,他在山阳的住所是竹林名士主要活动场所。嵇康在山阳的居所,位于今河南修武县天门山百家岩下,该山位于太行山南部。从阮侃答诗中“顾步怀想象,游目屡太行”一句,可以确定他们相识之处为山阳无疑。阮侃从山阳嵇康居所南下,回首北望,正好是巍巍太行,此句属写实之文。
第三,阮侃答诗中“东野多所患,暂往不久停”之句中的“东野”到底是指何处?戴明扬在《嵇康集校注》中云:
《战国策·齐策》:“封卫之东野。”《后汉书·刘陶传》:“上议曰:‘臣东野狂暗,不达大意。’”案:陶,颍川颍阴人,此诗东野,亦当指颍川也。(52)
戴氏引《战国策》和《后汉书》之文说明东野为颍川,似不能成立。历史上的颍川郡在今河南许昌一带,而战国时候的卫国在今河南濮阳一带,相去甚远,所以“卫之东野”不可能是指颍川郡。东野,是春秋时鲁国季孙氏的封地。《左传·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东野。”据《山东通志》卷9《古迹志·曲阜县》:“东野,在县境。《左传·定公五年》:季平子行东野。杜预注云:季氏邑也。”据此,则东野在鲁国。其实,东野很少作为地名出现,更多的是“齐东野语”的省语。戴氏引《后汉书》刘陶自言“东野狂暗”之语与刘陶的籍贯当并无关系,只是一种谦称,与文献中屡屡出现的“东野凡生”、“东野常人”、“东野之鄙人”等性质相类。另外,嵇康本人在《声无哀乐论》中也曾以“东野主人”自况,均说明东野并非颍川之代称。东野为颍川之说,文献上虽不足据,但阮侃南下的目的地倒是非常可能就是颍川。嵇康诗中“南土垾不凉”之句,说明阮侃的目的地是所谓的“南土”。从曹魏当时的疆界来看,颍川地处曹魏的南疆,与孙吴的荆州相接,颍川可以视为“南土”。
嵇康与阮德如之间答诗的写作时间,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曾以嵇康诗首句“含哀还旧庐,感切伤心肝”之语推断“当系追念母亲之词”,认为与作于景元元年(公元260年)的《思亲诗》同时或略早。其实“含哀还旧庐,感切伤心肝”一句,从全诗的上下文看,只不过表达了作者送别挚友后,回到两人曾经相聚的旧庐时,睹物思人的哀伤,而并无追念母亲之意。在诗的最后,嵇康说“自力致所怀,临文情辛酸”就是最好的注脚。
此外还有旁证,嵇康在《酒会诗》中有“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之句。诗中的东野子就是指阮德如,则《酒会诗》当作于与阮侃分别之后。诗中所描绘的“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的酒会之乐,足以证明此诗绝非作于“新失母兄之欢”的景元元年前后,而应当作于竹林之游的前期,也就是正始时期。
从嵇康的思想演进轨迹来说,“宅无吉凶”论战的时间也只能是正始时期,而不可能是甘露时期。高平陵政变,是曹魏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对魏晋玄学思潮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一般认为,嵇康的思想在“高平陵政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正始时期,嵇康虽然“好老庄”,但基本上并不排斥儒家思想。而到了高平陵政变之后,嵇康对儒家圣人之论的态度由温和而转向激烈,嵇康把“明堂”、“六经”、“仁义”、“章服”之类的儒家名教,斥之为迂腐无用之物,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还公开菲薄汤、武、周、孔。这种对儒家圣人的激烈排斥态度,在“宅无吉凶”的辩论中根本没有体现。与之相反,嵇康在辩论中还多处引用儒家圣人之说。
综上所论,阮侃与嵇康的交往时间主要是在正始时期,和嵇康关于“宅无吉凶”的讨论也只能发生在正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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