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风水批判思想与宅居禁忌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王充的风水批判思想应当说，学术界对王充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在已有的研究中，王充的风水批判思想则鲜有论及，目前尚未见专文讨论。王充的风水批判思想主要见于《论衡》中的《四讳篇》、《诘时篇》、《讥日篇》、《辨祟篇》、《难岁篇》、《诘术篇》、《解除篇》等。综合各篇内容，王充的风水批判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宅居营建中时日禁忌。

王充的风水批判思想

应当说，学术界对王充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在已有的研究中，王充的风水批判思想则鲜有论及，目前尚未见专文讨论。王充的风水批判思想主要见于《论衡》中的《四讳篇》、《诘时篇》、《讥日篇》、《辨祟篇》、《难岁篇》、《诘术篇》、《解除篇》等。综合各篇内容，王充的风水批判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宅居营建中时日禁忌。王充对宅居时日禁忌的批驳较多，《诘时篇》、《讥日篇》、《辨祟篇》、《难岁篇》中都有相关的内容。王充在批驳中首先分析了时日禁忌产生的原因，他说：

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忝于义而致于时。时日之书，众多非一，略举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时之人，将一疑而倍之。夫祸福随盛衰而至，代谢而然。举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验。祸福自至，则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惧。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连年不悟也。⁽²³⁾

在王充看来，人们社会活动中种种时日禁忌源于人类趋吉避凶的本能。由于对自身行为的结果无法把握，人们在行事之前往往犹豫不定，并试图通过种种方法预知、影响和改变行为的结果。人们“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忝于义而致于时”，宅居营建中的种种时日禁忌也由此产生。“举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验。”行事的结果往往会进一步强化人们对时日选择吉凶的心理预期。而且“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后，不能不有吉凶。见吉则指以为前时择日之福，见凶则以为往者触忌之祸”。这就造成了“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连年不悟也”。王充在批驳中还指出，时日禁忌的产生不仅源于人们趋吉避凶的本能，选择时日的工伎也是一个重要推动力，他说：

工伎射事者欲遂其术，见祸忌而不言，闻福匿而不达，积祸以惊不慎，列福以勉畏时。故世人无愚智、贤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惧信向，不敢抵犯。……故人君兴事，工伎满阁；人民有为，触伤问时。奸书伪文，由此滋生。⁽²⁴⁾

在王充看来工伎“欲遂其术”，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故意夸大时日禁忌吉凶，“积祸以惊不慎，列福以勉畏时”。这种看似吉凶有验社会心理预期，会进一步强化人们对时日禁忌的畏惧心理，使得“世人无愚智、贤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惧信向，不敢抵犯”。

王充不仅分析了时日禁忌产生的原因，而且还针对宅居营建中的一些具体禁忌展开了批驳。比如在批驳营建活动中岁月禁忌时，他就指出：

审论岁、月之神，岁则太岁也……起室者在中国一州之内，假令杨州在东南，使如邹衍之言，天下为一州，又在东南。岁食于酉，食西羌之地，东南之地安得凶祸?假令岁在人民之间，西宅为酉地，则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佗家乎?且食之者审谁也?如审岁、月，岁、月，天之从神，饮食与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为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间，百神所食，圣人谓当与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众物，无用人者。物食人者，虎与狼也。岁、月之神，岂虎狼之精哉?仓卒之世，谷食乏匮，人民饥饿，自相啖食。岂其啖食死者，其精为岁、月之神哉?⁽²⁵⁾

宅居营建中的太岁禁忌，是指太岁所在之辰和其向对之辰所示的方向，都为凶方，不可营造。太岁禁忌虽然表现为方向吉凶，但其实质仍然是时日禁忌。王充对太岁禁忌的批驳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假令太岁食于酉地，其不利为西方，而按照邹衍九州之说，中国为一州，处于东南方，那么酉地在西羌之地，则中国的营建活动不得为凶；其二，假令岁神在人民之间，当食于酉地，王充就此追问，为什么只是不利于在其家西方的他人宅居，而自己宅居内的酉地却并无影响；其三，王充认为“物食人者，虎与狼也”，而世俗以太岁食人，难道岁月之神是“虎狼之精”吗?在“仓卒之世”人们会“自相啖食”，难道食人者也是岁月之神吗?(www.chuimin.cn)

应该说王充的批驳并不彻底，他并没有否定太岁等神煞的存在，只是对太岁能否为凶表示了某种怀疑而已。这种怀疑也表现在他批驳“工伎之书，起宅盖屋必择日”之说：

夫屋覆人形，宅居人体，何害于岁、月而必择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恶之，则夫装车、治船、着盖、施帽亦当择日。如以动地穿土神恶之，则夫凿沟耕园，亦宜择日。夫动土扰地神，地神能原人无有恶意，但欲居身自安，则神之圣心必不忿怒。不忿怒，虽不择日，犹无祸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恶人动扰之，则虽择日，何益哉?王法禁杀伤人，杀伤人皆伏其罪，虽择日犯法，终不免罪。如不禁也，虽妄杀伤，终不入法。县官之法，犹鬼神之制也；穿凿之过，犹杀伤之罪也。人杀伤，不在择日；缮治室宅，何故有忌?⁽²⁶⁾

王充认为人们起宅盖屋与岁月无害，根本无须择日。起宅盖屋扰动地神，如果地神忿怒于人的行为，即使择日也无益；如果地神不忿怒，那么更无须择日。应该说，王充在这里的论证逻辑依然是简单的类比，并没有针对宅居时日禁忌本身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批驳。

王充对时日禁忌批判是建立在他命定论的基础之上的，他说：

占射事者必将复曰：“移徙触时，往来不吉。”夫如是，复令辄问工伎之家，可徙则往，可还则来，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将复曰：“泊命寿极。”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触岁、月之所致，无负凶忌之所为也。⁽²⁷⁾

王充认为，时日禁忌不能改变或影响人的吉凶，即使你按照工伎之说选择时日，仍然不能改变人终将一死的命运。因此，他说“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触岁、月之所致”。“人之于世，祸福有命；人之操性，亦自致之。气安居无为，祸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

第二，王充重点批驳了“五音宅法”。首先，他否认了“五音定姓”之术的合理性。在王充看来，根据“口有张歙，声有外内”的方法来确定人们姓氏的“五音”属性是不可取的。他认为人的一切皆禀于天，所禀之天并无“五音”之姓，所以，王充说：“夫人之有姓者，用禀于天，人得五行之气为姓邪?”姓氏的产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得姓的方法无非是因生、因事、因官，与“五音”根本没有关系。王充进而提出，即使人们的姓氏真有“五行”属性，也同样不能决定吉凶。一个人按其姓而定五行，比如商姓为金，则其家门不宜南向，因为南为火，火克金。但同时人的质性亦有五行之分，商姓之家人未必人人都禀金之气，此时俱出南向之门，或吉或凶，所以王充说“五行之家，何以为决”。

王充还否认宅居本身的五行属性。五音宅法的核心就是以纳甲的方法确定宅居的五行属性，即所谓的“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其实质就是将“八卦”方位与六甲相配，通过纳音五行的方法将住宅配属于“宫、商、角、徵、羽”五音，五音又配五行。王充的批驳主要以“田”来比附“宅”，他认为既然“田”和“宅”都有所谓“八术”，为什么宅需要六甲“数而第之”，而“田”却没有?因为在王充看来“田”和“宅”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第三，王充对风水的批驳是建立在他“命定论”的思想基础之上的。王充认为人事的吉凶兴衰，看上去和所谓的住宅的选址、时日之忌相关，但实际并非如此，他说：“世谓宅有吉凶，徙有岁月，实事则不然。”因为在王充看来，人事吉凶兴衰都决定于“命”。他说：“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²⁸⁾他进而认为：“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无益。”⁽²⁹⁾他不仅论述了命运对人的主宰、支配作用和人对命的无能为力，而且还提出了一个人所禀之气就决定了他的命运。他说：“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犹陶者用土为簋廉，冶者用铜为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体已定，不可减增。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减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长，可得论也。”⁽³⁰⁾宅与人事吉凶之间的联系，在王充看来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非一种真实的联系，其起决定因素是人的“命”。凶地所造成的家庭命运的衰败，实际并不是“凶地”导致的。而是因为“命凶之人，当衰之家”必然会“治宅遭得不吉之地”，也就是说真正决定吉凶的并非“宅”的吉凶，而是“命”的吉凶。

王充的风水批判思想与宅居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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