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时期士人对风水信仰的批评与发展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士人对风水的批评态度，与风水术的发展、演进是相始终的。汉魏时期，一些批评者往往站在儒家的立场之上，认为风水信仰有违“典彝旧义”。魏晋时期的一些士人，在主张薄葬的同时也反对风水吉凶之说。汉魏以后，社会上风水信仰的膨胀，引起了一些士人的严重不满，甚至借用政治权力来限制风水信仰的膨胀。

一、士人的立场

总体而言，士人对风水信仰所持的态度，表现为三种倾向：批评、相信与参与。⁽²⁾但相信与参与只是信仰程度的不同，并非立场的不同，而且在具体的信仰行为中也无法严格区分，何况批评有时也是一种参与。因此，士人对风水信仰的态度基本上有两种倾向：相信与批评。

士人对风水的批评态度，与风水术的发展、演进是相始终的。早在风水术的萌芽阶段，一些士人就对风水术提出了批评。《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子所称的“非宅是卜”就是一个例子：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及宴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曰：“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

又《淮南子·人间训》载鲁哀公问“西益宅”之事：

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之，以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数谏不听。乃以问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为不祥，子以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悦而喜，顷复问曰：“何谓三不详?”对曰：“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强谏，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

此事，《太平御览》引《孔子家语》作“讳东益宅”：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益宅不与焉。夫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娶幼，家之不祥也。释贤而任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益宅不与焉。”⁽³⁾

鲁哀公关于益宅的吉凶疑问，至少反应了《淮南子》和《孔子家语》的作者对风水信仰所持的保留态度。特别是《孔子家语》中借孔子之口所表达的“益宅不与”观念，基本上代表了儒者对风水信仰的态度。汉魏时期，一些批评者往往站在儒家的立场之上，认为风水信仰有违“典彝旧义”。如郑玄在《礼记·王制》的注中也曾批评宅居、冢墓的种种吉凶之书，使得民众“倍礼违制”：

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郑玄注：“今时持丧葬、筑盖、嫁娶、卜数文书，使民倍礼违制。”孔颖达疏：“筑谓垣墙，盖谓舍宇。”⁽⁴⁾

又如西晋时的江统，在上书进谏愍怀太子时也提出：

其五曰，窃见禁土，令不得缮修墙壁，动正屋瓦。臣以为此既违典彝旧义，且以拘挛小忌而废弘廓大道，宜可蠲除，于事为宜。⁽⁵⁾

《太平御览》引《江氏家传》则曰：

江统为太子洗马，谏愍怀太子曰：臣闻土者，民之主，用播殖筑室、营都建邑，皆有明制，著在经典。而无禁忌犯害之文，惟末俗小巫乃有此言，巫书乃禁入地三尺，有四时方面不皆禁也。窃见禁土令，不得缮治坛垣、动移屋瓦。臣等以为此违典义，不可为永制。⁽⁶⁾

在江统看来，宅居中的种种吉凶禁忌只不过是有违“典彝旧义”的“拘挛小忌”，不符合“弘廓大道”。

汉魏六朝时期，士人对风水信仰的批评是与反对厚葬相联系的。前文已经指出，两汉时期的厚葬习俗是催生风水吉凶观念的重要因素，因此，士人在反对奢靡丧葬之风的同时往往也会表达对丧葬风水吉凶信仰的不满。

早在汉武帝时，杨王孙就明确反对厚葬，提出要“裸葬”。据《汉书》本传记载，杨王孙是一个家业千金的富豪，但他“学黄老之术”，坚决要求死后裸葬。他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相信，生死乃是一种自然的变化。他说：“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⁷⁾杨王孙在反对厚葬中，并未提及风水吉凶之说，说明在当时丧葬中风水术的讲求并不特别盛行。而到了东汉时期就完全不同了，同样反对厚葬的赵咨就明确提出要“平地无坟”、“勿卜时日”。赵咨，字文楚，东郡燕人，汉桓帝时以“至孝有道”被推为博士，后历任敦煌太守、东海相、议郎等职。据《后汉书·赵咨传》：

抗疾京师，将终，告其故吏朱祇、萧建等，使薄敛素棺，籍以黄壤，欲令速朽，早归后土，不听子孙改之。乃遗书敕子胤曰：“夫含气之伦，有生必终，盖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数。是以通人达士，鉴兹性命，以存亡为晦明，死生为朝夕，故其生也不为娱，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气去体，贞魂游散，反素复始，归于无端。既已消仆，还合粪土。土为弃物，岂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调其燥湿邪?”

“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归即葬，平地无坟。勿卜时日，葬无设奠，勿留墓侧，无起封树。”⁽⁸⁾

赵咨与杨王孙一样，也认为生死完全是自然的变化，“含气之伦，有生必终”，以此来看人的生死就像晦明朝夕一样，不过是一种必然的变化过程。死亡不过是“元气去体”，又回到元气化生万物之前的那个最初状态。而人的躯体，化为粪土，埋葬时还讲什么“厚薄”、“燥湿”呢?因此，他提出了自己死后要“平地无坟”，而且无须“时日”卜择。赵咨提出的“燥湿”与“时日”均是汉代墓法中的具体吉凶原则，上文已有讨论，此处不再详述。

魏晋时期的一些士人，在主张薄葬的同时也反对风水吉凶之说。如皇甫谧在其《笃终》中明确提出要“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据《晋书·皇甫谧传》曰：

玄晏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⁹⁾

上文已经指出，薄葬与风水信仰并不冲突，薄葬并非不讲求风水吉凶。正因为如此，皇甫谧才会将“无问师工”、“无信卜筮”单独提出来。

汉魏以后，社会上风水信仰的膨胀，引起了一些士人的严重不满，甚至借用政治权力来限制风水信仰的膨胀。比如贺循、殷仲堪都曾对治下民众的丧葬风水信仰进行打击，据《晋书·贺循传》载：

循少婴家难，流放海隅，吴平，乃还本郡。操尚高厉，童龀不群，言行进止，必以礼让。国相丁请为五官掾。刺史嵇喜举秀才，除阳羡令，以宽惠为本，不求课最。后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岁月，停丧不葬者，循皆禁焉。⁽¹⁰⁾

又《晋书·殷仲堪传》称：

领晋陵太守，居郡禁产子不举，久丧不葬，录父母以质亡叛者，所下条教甚有义理。⁽¹¹⁾

风水信仰在汉魏六朝时期的膨胀，离不开士人的参与。一些士人对风水信仰的批评立场，并不是士人阶层的主流认识。他们立场的凸显，正是由于他们与社会主流意识的不同。因此，上述士人的风水观念，恰恰不能代表士人阶层的多数立场。(www.chuimin.cn)

士人对风水信仰的肯定和参与，由于文献的缺失，无法详论。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在讨论丧葬风水吉凶观念的兴起时，曾提到司马迁丧葬风水信仰的态度，他在解释韩信命运时，将其与韩信之母的葬地相联系：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¹²⁾

司马迁在认为韩信从一个布衣匹夫而封侯拜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葬母时“行营高敞地”，充分说明司马迁是相信风水吉凶之说的。又如《后汉书·袁安传》关于袁安葬父的记载，也说明袁安本人对风水信仰的基本取向。

风水术在汉代开始大量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士人的积极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张衡和王景就是很好的例子，据《后汉书·张衡传》称：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世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旋机之正。⁽¹³⁾

张衡精于术数，因此“崔瑗之称平子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¹⁴⁾。张衡的术数之学是否包括风水呢?答案是肯定的，张衡的《冢赋》就是很好的证明：

载舆载步，地势是观。隆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一降，乃心斯安。尔乃隳巍山，平险陆，刊丛林，凿盘石，起峻垄，构大椁。高冈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坛，罗竹藩其域。系以修遂，洽以沟渎。曲折相连，迤靡相属。乃树灵木，灵木戎戎。……宅兆之形，规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丽，践而行之巧以广。幽墓既美，鬼神既宁，降之以福，于以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¹⁵⁾

因此元人赵汸曾经敏锐地指出：

余尝读张平子《冢赋》，见其自述上下岗陇之状，大略如今葬师寻龙捉脉之为者，岂东汉之末，其说已行于士大夫间?⁽¹⁶⁾

而王景则直接参与了风水文献的整理，据《后汉书·循吏列传》：

初，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错糅，吉凶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云。⁽¹⁷⁾

进入魏晋时期，随着风水信仰在社会的急剧膨胀，许多士人参与了风水实践活动，比如管辂、郭璞、韩友、戴洋等，前文已有讨论，不再一一详述。其实精于风水术的士人在六朝时期也有许多，据《宋书·王微传》：

王微字景玄，琅邪临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禄大夫。微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¹⁸⁾

此虽未明言王微精通风水术，但大约成书于唐代的《黄帝宅经》，在列举风水文献时，就提到了《王微宅经》。

又如《南齐书·柳世隆传》称：

世隆晓数术，于倪塘创墓，与宾客践履，十往五往，常坐一处。及卒，墓正取其坐处焉。著《龟经秘要》二卷行于世。⁽¹⁹⁾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具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上层士人，对风水信仰也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比如东晋时期著名宰相王导就因病而请戴洋为其占断：

王导遇病，召洋问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为土使之主，而于申上石头立冶，火光照天，此为金火相烁，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导即移居东府，病遂差。⁽²⁰⁾

戴洋认为，王导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其所居之地与其本命相冲，所以需要从石头移居东府，王导接受了戴洋的建议。

又如庾亮在为征西将军时，戴洋也曾以风水之说为其占断吉凶：

咸康三年，洋言于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图始，不可居终。山作八字，数不及九。昔吴用壬寅来上，创立宫城，至己酉，还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择吉处，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宝屯邾城。……又曰：“昨夜火殃，非国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烧屋，移家南渡，无嫌也。”⁽²¹⁾

戴洋以武昌之地“有山无林”、“山作八字”、“土地盛衰有数”等风水吉凶之说，劝庾亮更择吉处，从武昌迁移，可见庾亮也是相信风水吉凶之说的。

王导和庾亮对风水信仰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立场，充分说明风水信仰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即使是身居高位的士人也不可避免。又如曾经主持编著《昭明文选》的萧统也颇相信风水吉凶之说，据《南史》：

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²²⁾

可见，萧统本人对风水术是非常相信的，所以才会听从道士之言，“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最终导致了梁武帝的猜忌。

以上总体讨论了士人对风水信仰的态度，揭示了这一时期士人对风水信仰的大致立场。而对风水信仰的具体批判和辩护，则是由东汉时期的王充、王符与魏晋时期阮侃、嵇康来完成的。

汉魏时期士人对风水信仰的批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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