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的葬地,后人有不少怀疑和争论。可走遍项城各地,并没有发现袁世凯的坟墓。按照上面的说法推理,袁克定是在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前居住在彰德,但这并不能说明袁世凯数年后死了会葬在那里,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袁世凯的葬地讨论仍在继续。李毅认为袁世凯的遗骨的确葬在安陽,安陽博物馆有实物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袁世凯本该葬回到项城,但由于家族矛盾,袁世凯只能葬在安陽。......
2023-12-04
《葬书》的成书问题
《葬书》的成书问题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成书时间,有六朝、唐、宋诸说;二是作者是否为郭璞。这两个方面又互相交织,认为《葬书》成书于唐、宋时期的,当然就否认了其作者为郭璞的可能性;而持《葬书》成书于六朝观点的,也并不全部认同郭璞为其作者。(143)这些讨论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葬书》的成书问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
关于《葬书》的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书宋代之后始出:
《葬书》一卷,旧本题晋郭璞撰。……是其术盛传于东汉以后,其特以是擅名者,则璞为最著。考璞本传,载璞从河东郭公受《青囊书》九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为火所焚,不言其著《葬书》。唐末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五阴》一卷,又不言为郭璞所作。惟《宋志》载有璞《葬书》一卷,是其书自宋始出,其后方技之家竞相粉饰,遂有二十篇之多。蔡元定病其芜杂,为删去十二篇,存其八篇。吴澄又病蔡氏未尽蕴奥,择至纯者为内篇,精粗纯驳相半者为外篇,粗驳当去而姑存者为杂篇。新喻刘则章亲受之吴氏,为之注释。今此本所分内篇、外篇、杂篇,盖犹吴氏之旧本,至注之出于刘氏与否,则不可考矣。(144)
清人丁芮朴在《风水祛惑》中针对《葬书》的成书提出了“九伪”之说,进一步明确《葬书》非郭璞之书。他说:
赵宋以来,言风水之术皆以郭璞《葬经》为鼻祖。术家不学,固无足怪,而儒学无论信之者、辟之者,莫不援为口实。余以为郭璞非风水之术也,《葬经》非郭璞之书也。盖其伪有显然著者:《晋书·郭璞传》具载其著述而不言有《葬经》,其伪一;葛洪《神仙传》亦具载郭璞著述,并无《葬经》,其伪二;《隋书·经籍志》不著录,其伪三;《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俱不著录,其伪四;六朝以后,相墓书盛行者,则有青乌子《相冢书》,又有“五姓相墓”,不闻郭璞《葬经》之学,其伪五;《撼龙经》、《疑龙经》,谢文节公以为杨救贫所著,书中绝不言及郭璞,亦不引及《葬经》,则为杨所未见,其伪六;殆之《宋书·艺文志》始载有郭璞《葬书》一卷,《容斋随笔》云,世传《锦囊经》为郭所著,《读书后志》云,世传《葬书》之学,皆云无出郭璞之右者,今盛行多郭璞书也,则宋时风水书无不托名于郭公,然自晋以来七百年中无人称道之书,忽出于赵宋人之口,何秘于前而泄于后耶?夫古书日亡而日少,郭璞风水书独愈远而愈多,其为宋人误读《郭璞传》,因而傅会假题璞名,概可见矣,其伪七;《晋书》本传所载,卜葬母地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世说新语》并载其诗曰:垒垒三坟,唯母与昆。则璞有二兄附葬。)及此一事,正与《葬经》“界水则止,得水为上”之法相反,足见其为占事知来之术,非若《葬经》“相其山冈风水”之言,且本传明云璞好经术,博学多才,受业郭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璞门人着载尝窃《青囊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则《青囊中》亦何尝是风水书耶?本传又云璞传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云:郭氏《洞林》上、中、下三卷,断法用青龙、朱雀、勾陈、腾蛇、白虎、玄武六神及太岁诸煞神、时日枉相等推,灵验无比。又云:大抵只用卦爻不假文字,然杂以说相、墓法、行符、厌胜之术,往往流于技艺而易道日益支离卑下矣。)则卜筮之法亦在《洞林》书中,别无《葬经》,其伪八;郭璞卜筮之术与相地师风水之术判然两途。郭璞虽能前知而有一定之书,不可移。地师则谓吉凶可趋避,故《葬经》“夺神功、改天命”之说,断断非郭璞之书也,其伪九。余故曰,郭璞非风水之术也,《葬经》非郭璞之书也,大抵流俗溺于所闻,人自不察耳!试以余言,反复思之,其亦可以恍然悟矣。(145)
谭廷献则认为该书成书于唐代:
阅《葬经》一卷。以生气为宗旨,亦持之有故。篇中皆用唐韵,当出唐人托之景纯。地师家以此篇为经,而纬之以《疑龙》、《撼龙》二书,其他傅会之言可废。阅《宅经》,简质而不为谬悠。中有避唐讳及“位至台省、高道奇人”之语,盖亦唐人书。(146)
余嘉锡也认为《葬书》非郭璞所作:
《晋书》郭璞本传云:“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又抄京、费逐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诗赋诔颂亦数万言。”其载璞之著述可谓详矣,独不言有此书。隋唐志又不著于录,其非璞所作,固不待言。然考《世说》术解篇云:“晋明帝解占冢宅,闻郭璞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帝问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问耳。”璞本传亦载此事。又《南史》张裕传云:“初,裕曾祖澄当葬父,郭璞为占墓地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某处,年几减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贵显。澄乃葬其劣处,位光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孙遂昌云。”此其事之信否不可知,然可见璞在当时,必以卜葬相冢墓著盛名,乃有此种传说,固不独葬母暨阳一事。此其所以依托于璞也与?《太平广记》卷十三引《神仙传》云:“郭璞字景纯,河东人也。周识博闻,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爻象谶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状。”又云:“注《山海经》、《夏小正》、《尔雅》、《方言》,著《游仙诗》、《江赋》、《卜繇》、《洞林》,云《晋书》有传。”考葛洪《神仙传》中,并无郭璞传(汉魏丛书本有之,乃后人从广记抄出,非原书)。且洪与璞正同时人,而云《晋书》有传,尤不类洪语,然自是唐五代人书,广记误著书名耳。(疑出《洞仙传》,俟再考。)据其所言,璞实长于安墓卜宅,然未尝著葬书也。(147)
关于《葬书》的成书作者和时间问题,上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丁芮朴、余嘉锡等讨论,尽管在结论上有所不同,但大抵上一致:均否认郭璞为《葬书》的作者。
卿希泰、詹石窗在其《道教文化新典》中则认为《葬书》的部分内容当出于郭璞之手:
就总体而论,《葬书》隶属于郭璞一人,这是不妥当的。然而,也不能由此得出郭璞与《葬书》毫无关系的结论。按王祎《青岩丛录》的看法,该书虽非全为郭璞所为,但应有部分内容出自郭璞之手。
而对历代没有著录之事,也给出了自己的推测:
关于没有著录之事:很可能郭璞本人并未亲自动手撰写此类著作,而是以口头方式向弟子讲授,弟子根据记录整理,便署上师名,这正像《论语》,本是孔门弟子之记录,但成书后其著作权却属于孔子。因而,就其原始本书看,《葬书》有可能出于晋代,只是开初秘传,不为人所知,所以隋唐经籍志未见著录。(148)(www.chuimin.cn)
何晓昕认为《葬书》的作者并非郭璞,同时对《葬书》的成书年代做了“极为粗略的估推”。她认为《葬书》的成书年代有两种可能:
(1)成书于南北朝:但只作为一种秘籍流传于隐士之间,并未为正史所录。魏晋南北朝之际,虽然官方正统关于“气说”的议论极少,但隐士们却大谈“气”说……这种将“风”与“气”相联系的说法与《葬书》的理论颇为吻合。故推测《葬书》成书于此种时代。
(2)成书于唐代:唐代以前各种经典史书均未有关于《葬书》的记载,特别是唐史馆编撰的《晋书》广采各种杂著怪诞之说,却并不收录《葬书》……又从《葬书》所记述的观测方位的方法看,它成书于罗盘发明之前,假如我们将证明罗盘至少出现于唐末约公元800~900年之间,那么我认为《葬书》可能成书于公元800年之前的唐代。(149)
汉宝德认为:
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六朝定为《葬书》的时代,《葬书》正式确定了风水的哲学基础,为风水下了定义,为后世的风水术定下了基本的价值观念,虽然许多论断是用“经曰”的口气说出来的。(150)
以上关于《葬书》作者和成书年代的讨论,都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无论是丁芮朴的“九伪说”,卿希泰、詹石窗的“部分”说,抑或是何晓昕的“两种可能”,都是以文献是否著录来作为立论的基本依据。毫无疑义,以文献著录来考察书籍的成书和流传,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但在研究《葬书》的成书问题上,则还必须注意它的局限性。
作为一种术数,风水文献的产生和流传与通常意义上的典籍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文本的“世袭性”和“隐秘性”。一般而言,术数文献的流传多不依赖公开的文本,更多是一种师徒间的私相授受,因此许多文献可能以所谓的“秘籍”形式流传。这种“秘籍”形式可以是文本形式,也可能只是通过师徒间的口耳相传。这固然有利于建立其职业和群体的认同,但也为我们考察早期风水典籍的形成与流传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因此,文献的著录不能作为考察《葬书》作者和成书年代的主要方法。不妨举一个例子,吕才在《叙葬书》中明确提出当时他所见的《葬书》就多达一百二十种:
暨乎近代以来,加之阴阳墓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151)
而《旧唐书·经籍志》所载仅《葬书地脉经》、《葬书五阴》、《杂墓图》、《墓图立成》、《六甲冢名杂忌要诀》、《五姓墓图要诀》、《坛中伏尸》、《玄女弹五音法相冢经》、《新撰阴阳书》等10种。显然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吕才的“百二十家”之说。因此,考察《葬书》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在无法寻找直接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必须另辟蹊径。其实上文所引的谭廷献以音韵、何晓昕以“气说”和“罗盘”发明的时间等方法来界定《葬书》的成书时代,就是另一种尝试。但是何晓昕的尝试依然囿于文献是否著录,因此,她才得出了成书于“南北朝”和“唐代”两种结论。以《葬书》的内容来推测《葬书》的成书时代,有助于克服直接文献不足的困难,从而推动《葬书》成书问题的研究。
《葬书》作为丧葬风水术重要典籍,在风水术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其核心理论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葬者,乘生气也”的“气说”。按照《葬书》所言,“生气”是墓地选择的唯一吉凶原则,一切方法均是围绕着怎样寻找和保持“生气”。
第二,“气感而应、鬼福及人”的“感应说”。寻找和保持墓地的“生气”是墓地选择的基本原则,但是这种“生气”必须借助于“感应”才能在死者和生者之间建立起吉凶联系。也就是说,墓地的“生气”依靠“感应”,从而“葬者反气纳骨,以荫所生”。
第三,以“四灵”为核心的形势说。《葬书》所提出的“葬者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的“四灵”说,是墓地选择的基本吉凶推演模式。关于“四灵”说,在第三章讨论汉魏六朝时期的墓法时已经做了详尽的讨论,不再赘述。《葬书》的“四灵”形势说,在汉魏六朝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
既然《葬书》的基本吉凶推演模式在汉魏六朝时期就已经形成,那么汉魏六朝时期是否出现了“生气”和“感应”说呢?答案是肯定的,《太平经》卷50所载的《葬宅诀》就是目前所见丧葬风水理论的最早表述文本,它为讨论丧葬风水理论形成提供了参照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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