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时日禁忌与筮占

时日禁忌与筮占

时日选择是墓法的一个重要吉凶判断原则。《礼记》称“大夫卜宅与葬日”，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丧葬吉凶中就包括“时日”之忌。这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充分的反映：

葬日，子、卯、巳、酉、戌，是胃(谓)男日。午、未、申、丑、亥、辰，是胃(谓)女日。女日死女日葬之，必复之。男子亦然。凡丁丑日不可以葬，葬必参。⁽¹⁰⁰⁾

这种时日禁忌，在汉魏六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开始出现指导时日选择的专门性书籍，如王充在《论衡》中就提到《葬历》：

《葬历》曰：“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耦相应，乃为吉良。不合此历，转为凶恶。⁽¹⁰¹⁾

所谓“日之刚柔，月之奇耦”与《日书》中所称的“男日”、“女日”当属同样性质的禁忌。所谓“九空”，据《赤松子章历》卷2：

正辰、二丑、三戌、四未、五卯、六子、七酉、八午、九寅、十亥、十一申、十二巳。

右十二月九空日不可用。⁽¹⁰²⁾

按《赤松子章历》中九空为正月辰空，这是因为正月为寅月，寅与午、戌二合火局，火的墓库在戌，辰与戌相冲破，因此，正月辰空。二月为卯月，亥、卯、末二合木局，木库在末，而丑来冲破，所以二月丑空。以此类推，是为九空。

至于其中提到的地臽之禁忌，则不可确知。

王充在《论衡》中还提到当时社会有“辰日不哭，苦必重丧”。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卷6《风操》也称：

阴阳说云：“辰为水墓，又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论衡》云：“辰日不哭，哭必重丧。”今无教者，辰日有丧，不问轻重，举家清谧，不敢发声，以辞吊客。⁽¹⁰³⁾

萧吉《五行大义》中也有讨论：

五行体别，生死之处不同。遍有十二月、十二辰而出没。……水，受气于巳，胎于午，养于未，生于申，沐浴于酉，冠带于戌，临官于亥，王于子，衰于丑，病于寅，死于卯，葬于辰。土，受气于亥，胎于子，养于丑，寄行于寅，生于卯，沐浴于辰，冠带于巳，临官于午，王于未，衰病于申，死于酉，葬于戌，戌是火墓，火是其母，母子不同葬，进行于丑，丑是金墓，金是其子，义又不合，欲还于未，未是木墓，木为土鬼，畏不敢入，进休就辰，辰是水墓，水为其妻，于义为合，遂葬于辰。……高唐隆以土生于未，盛于戌，壮于丑，终于辰，辰为水土墓，故辰日不哭，以辰日重丧故也。祖踊之哀，岂待移日，高唐所说，盖为浮浅，其生王意，别又是一家。⁽¹⁰⁴⁾

萧吉所称高唐隆，当为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高堂生之后，《三国志·魏书》有传。曹魏时官至侍中、太史令。

“辰日不哭”之禁忌，至唐代犹然。吕才在《叙葬书》中曾加以批驳：

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尔而对宾客受吊。或云同属忌于临圹，乃吉服不送其亲。圣人设教，岂其然也?葬书败俗，一至于斯，其义七也。⁽¹⁰⁵⁾

可见“辰日不哭”在唐代的《葬书》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吉凶禁忌。

汉魏六朝时期，讲求时日禁忌是社会上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因此招致官方的干涉。《晋书·贺循传》载：

循少婴家难，流放海隅，吴平，乃还本郡。操尚高厉，童龀不群，言行进止，必以礼让。国相丁请为五官掾。刺史嵇喜举秀才，除阳羡令，以宽惠为本，不求课最。后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岁月，停丧不葬者，循皆禁焉。⁽¹⁰⁶⁾

又《晋书·殷仲堪传》也称：

领晋陵太守，居郡禁产子不举，久丧不葬，录父母以质亡叛者，所下条教甚有义理。⁽¹⁰⁷⁾

可见，当时民众因为讲求时日，甚至长期停丧不葬，充分说明时日之法在丧葬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利用《周易》进行墓地选择，起源甚早。《礼记·杂记》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大夫卜宅与葬日”，孔颖达疏谓：“宅谓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与葬日。”但是，此是否即后世风水之说，古人就有不同的看法。唐人吕才称：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顾复事毕，长为感慕之所。窀穸礼终，永作魂神之宅。朝市迁变，不得豫测于将来。泉石交侵，不可先知于地下。是以谋及龟筮，庶无后艰，斯乃备于慎终之礼，曾无吉凶之义。⁽¹⁰⁸⁾

对此，宋代官修《地理新书》也称：

筮也，卜也，皆决疑之法。⁽¹⁰⁹⁾

按此，则筮占之法，并非风水术范畴。其实，吕才和《地理新书》所言是针对先秦时期的。在先秦时期，筮占以“卜其宅兆”，可能确如吕才所言，并无风水“吉凶之义”，只不过是一种“决疑之法”。《仪礼·士丧礼》中有筮地法详细记载，亦可证其法与风水术并无直接关系。据《仪礼·士丧礼》：

筮宅，冢人营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绖。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东面，抽上，兼执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为其父某甫筮宅。度兹幽宅，兆基无有后艰?”筮人许诺，不述命，右还，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执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视，反之，东面。旅占，卒，进告于命筮者与主人：“占之曰从。”主人绖，哭，不踊。若不从，筮择如初仪。⁽¹¹⁰⁾

此外，从湖北江陵出土的《九店楚简》及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风水文献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风水术与《周易》筮占也无直接关系。

先秦时期，《周易》筮占与风水术所讲求的冢宅吉凶之间并无直接联系。筮占与冢宅吉凶的结合，始于汉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载《上虞县古冢砖文》称：“居在本土厥姓黄，卜葬于此大富强，《易》卦吉，龟卦凶。”据此，可见汉代已经将《周易》筮占引入墓地的吉凶判断之中。

利用《周易》筮占以判断冢宅吉凶，是两汉时期风水信仰膨胀的必然结果，也是汉代象数易学与风水术相结合的产物。但是也必须指出，这种冢宅吉凶筮占之术，并非风水术的主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冢宅吉凶筮占之术在南北方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而这又与王弼义理之学的兴起和风水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王弼义理之学在魏晋的兴起，对汉代象数易学造成了很大冲击。这种冲击，对于南北方而言是不同的。就易学的学统而言，北方更尊崇郑玄为代表的汉代象数易学，南方更多尊崇王弼义理之学。而利用《周易》筮占来判断宅居、坟墓吉凶的方法本身就是汉代象数易学的产物，因此，该术在六朝时期的南方并不盛行。当然，这也与风水术发展有密切关系。这一时期，以“五音”理论为核心的风水术，在南方得到了继续发展，其吉凶判断中更加注重冢宅地理“形势”，实际上开启了唐宋时期所谓的“峦头”风水理论。而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建立在象数易学基础上的冢宅吉凶筮占，得到了保留和发展。相关的历史记载甚多，如《魏书·刘腾传》：

腾之初治宅也，奉车都尉周特为之筮，不吉，深谏止之，腾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于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厅事甫成，陈尸其下。⁽¹¹¹⁾

刘腾在建造新宅时，周特就利用筮占之术为其判断吉凶，这正是汉代筮占的传统。又如《北齐书·赵辅和传》：

赵辅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为馆客。高祖崩于晋阳，葬有日矣，世宗书令显祖亲卜宅兆相于邺西北漳水北原。显祖与吴遵世择地，频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数十人咸云不可用。辅和少年，在众人之后，进云：“《革卦》于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辞》云：‘汤武革命，应天顺民。’”显祖遽登车，顾云：“即以此地为定。”即义平陵也。⁽¹¹²⁾

文中所言吴遵世，字季绪，渤海人。据本传载，其“少学《易》，出游京洛，以易筮知名”。所以高洋在为高欢选择葬地时，命吴遵世筮占。可见，在北齐时期，选择葬地仍然使用筮占之术。(www.chuimin.cn)

汉代开始出现的这种与冢宅吉凶相结合的筮占体系，缺乏系统的风水理论体系，它只是将冢宅吉凶观念与汉代象数易学简单结合，严格地说它并非风水术。但是，随着萧梁后期，南朝风水思想和风水术的逐渐北传，《周易》的冢宅吉凶筮占也发生了变化，与风水术的结合更加紧密，《易括地林》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易括地林》亦称《周易括地林》或《括地林》，该书的主要内容见于金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刻本《重校正地理新书》卷5。《地理新书》为宋代官修的一部风水典籍，由王洙等奉诏编纂，共历时21年，于煕宁四年(公元1071年)完成。按王洙序所言，该书以唐吕才所撰《阴阳书》中的《地理》八篇为底本，多次修订，并“具阅三馆所藏及古今占术验忌”，所以该书保留了大量汉唐时期的风水文献。

术数文献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其作者与年代，大多不可确考。《易括地林》也同样如此，其作者与明确的成书年代，今天已无法确知，仅据一些零散的文献稍作推论：

第一，该书并非郭璞所撰。《易括地林》，最早著录是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成书的《崇文总目》，但不言撰者。《宋史·艺文志》亦有著录，也不言撰者。仅郑樵《通志》明言其为郭璞所撰。而《地理新书》编者言：

右本《括地林》，专筮地吉凶，参内外宅占。题云郭璞撰，似托。故书或鄙俚、文义辞恶而不协者，悉删去之。

据此，可推测郑樵的依据可能就是该书自题郭璞所撰。而《地理新书》编者，已经明确其为托名郭璞，主要依据是因该书文辞“鄙俚”。必须指出的是，王洙本人就是《崇文总目》的编者之一，所以《崇文总目》著录也不言撰者。《地理新书》中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从现存的《易括地林》的内容看，其绝不可能出自郭璞。下引剥卦为例：

剥：乾宫五世九月卦，飞丙子水，伏壬申金。地形多坡险，高下不平，亦是丘墓之田。西有白虎岗，深八丈始及泉，中有铁二百斤，其铁精。去筮处北七步内有岗，上有流泉，水清如鉴。宅居主富贵、少子孙。安葬大吉，深一丈二尺有铁金，勿发出。葬日当见一男子、一老母来应，大吉，后出二千石，一子高贵。在东方，水池半涸，勿令理掘，损此岗势，主家多产厄，慎勿动之。北方有泉，亦不可损。剥虽阳消之卦，然剥上以厚下，安宅故吉。

可见，该书的确如《地理新书》所论多“鄙俚”之词，当是民间术士所为。

此外，从郭璞本人的风水实践看，其风水吉凶判断并非筮占之术。《世说新语·术解》载郭璞为人相墓：

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问耳。”帝甚异之。刘孝标注引：《青乌子相冢书》曰：“葬龙之角暴富贵，后当灭门。”

郭璞为人择葬地选择“龙角”之地，说明郭璞采用的吉凶判断是形法，并非筮占方法。

第二，该书的成书时代大致在南北朝时期。术数文献的成书年代有其特殊性，作为长期流行于民间的文献，常常经过众多术士的改订，这就为考证术数之书的成书年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术数文献的成书年代往往不可确考，只能大致推断。《易括地林》的成书年代大致为南北朝时期。

首先，该书的部分词语表现出鲜明的南北朝时期特征。如上文所论，《易括地林》作为一部长期流行于民间的术数文献，其当经过众多术士的改订，难免会融入不同时代的语言特征。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该书基本保持了南北朝时期的语言特色，许多说法符合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状况。如提到宅居大吉时，多用“禄至二千石”、“后出二千石”、子孙为“方伯”等，“二千石”、“方伯”等语正是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日常语言，而此用法在隋唐时期已经不多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方伯”一词，更曾直接出于刘宋时期风水术士高灵文之口，据《南齐书·祥瑞志》：

武进县彭山，旧茔在焉。其山冈阜相属数百里，上有五色云气，有龙出焉。宋明帝恶之，遣相墓工高灵文占视，灵文先与世祖善，还，诡答云：“不过方伯。”退谓世祖曰：“贵不可言。”

此处相墓工高灵文，受宋明帝之派遣去占视齐高帝萧道成的“旧茔”。因与萧道成相处甚善，而言其祖墓之吉兆“不过方伯”。

又如，表述冢宅吉凶时提到“贤人名僧”、“男为军兵，女为军妇”等，这也符合南北朝时期社会的一般吉凶心理预期。特别是将为“军兵”、“军妇”视为冢宅的大凶，更是直接反映了魏晋以来“世兵制”下军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现实。军人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直到隋唐时期才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唐代，随着募兵制的兴起，军人地位更是得到了提高。因此，以“军兵”、“军妇”为大凶之兆，当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另外，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取士制度，在该书的吉凶表述中没有得到体现，也侧面说明该书的成书较早。

其次，上引《北齐书·赵辅和传》中提到吴遵世为高欢选择葬地时，“频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数十人咸云不可用”。革卦不可用的原因是什么呢?史书并未言明。但是，可以明确的是，仅据《周易》经传中的卦爻象是无法做出这一凶兆判断的，值得注意的是，《易括地林》中的革卦就明确指出得此卦葬地大凶：

革：坎宫四世二月卦，飞下亥水，伏戊申金。其地乾硬刚燥，草木枯瘁，多坑穴。西去五十里有大涧或古城堑，南去七里有古窑灶，宅居大凶，有鬼魅藏树中，居之贫穷，世世出恶疾人，四年后女子外奔，男子多妻。安葬，世世子孙无所居，流宕他乡，下六尺有狱死伏尸之鬼，见之勿发，损人。葬后三年，主失火，葬日有贫老人来应，大凶。

当然，《北齐书》的记载中并未明言吴遵世以革卦为葬地凶兆的依据，因此，不能直接将之与《易括地林》相等同。但是，如果将此与上所论《易括地林》语言所显示出的南北朝特征相结合，则或可推断吴遵世所依据的吉凶判定方法可能就是《易括地林》，至少与之有关，这可以作为推断《易括地林》成书年代的一个有力佐证。

综上所论，无论是就《易括地林》的作者，抑或是其成书年代而言，寻找直接的文献证据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该书作者绝非郭璞，其成书年代大致当在南北朝时期，至少在南北朝时期该书已经具备了雏形。

《地理新书》中所收录的《易括地林》并非全文，编者明言已经对书中“文义辞恶而不协者，悉删去之”，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吉凶判断体系的分析。通过对其内容的梳理，不难发现，《易括地林》的吉凶判断体系，从形式上直接沿用了京房易学的“八宫卦”、“世应”、“飞伏”、“纳甲”诸说，但依实质而言，它的吉凶判定则是风水术中形法与民间鬼神信仰的简单结合。

第一，《易括地林》中的六十四卦排列顺序基本上是按照京房的“八宫卦”排列的。它是按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宫排列，而每一宫又统七卦，六十四卦排列始于乾卦，终于归妹卦。值得注意的是，《易括地林》的八宫卦排列顺序与八卦方位说是一致的，是按照乾(西北)、坎(北)、艮(东北)、震(东)、巽(东南)、离(南)、坤(西南)、兑(西)的顺序排列的。其排列顺序如下表所示：

在各宫内诸卦的顺序，是按照京房的世、游、归之位进行排列。《易括地林》中各宫所属之卦均明确言其世、游、归之位，如乾宫中的姤卦就直言其为“乾宫一世”，余皆如此。可见《易括地林》完全接受了京房易学中的“八宫卦说”。

第二，《易括地林》同样采用了京房的“世应”、“飞伏”、“纳甲”、“五行”诸说。为了便于分析，下引乾宫中的姤卦为例：

姤卦：初六爻土辛丑世父母；九二爻水辛亥子孙；九三爻金辛酉兄弟；九四爻火壬午应官鬼；九五爻金壬申兄弟；上九爻土壬戌父母。

乾宫一世五月卦，飞辛丑土，伏甲子水。占其地，方圆三里内去筮处八十步西有大道，其地多坑穴，无势力，北一百步内，有干池，池下四尺有瓦器。宅居主子孙远行不归，亦主有师巫鬼魅之人。葬此地，无咎，后六十年富贵，东南十步有大冢，西可下一穴，后三年生贵子，其穴土色赤，草木润泽，下有石如玉。西南有伏尸，去穴四十步，往往损人，勿发，发必大凶。当葬日，有白头老人从西来应之，吉。遘遇也。

按京房八宫卦说，姤卦为乾宫一世卦，所以《易括地林》称“乾宫一世”。据京房的“世应说”，每一卦皆有一爻为主，为主之爻称为“居世”、“临世”或“治世”等，姤为乾宫一世卦，故以初六爻为“世”，当与九四爻相“应”，所以，本卦中直言初六爻为“世”，九四爻为“应”。

《易括地林》不仅接受了京房的“世应”说，还采纳了“飞伏”说。按照京房的“飞伏”说，姤乃乾宫一世卦，乾卦中的初九变为阴爻初六，即得姤卦。姤卦的下卦为巽卦，初六爻与乾卦中的初九爻，互为飞伏，所以本卦中称“飞辛丑土，伏甲子水”，甲子水指乾宫卦初九爻，辛丑土指巽卦初六爻。

之所以称乾宫卦初九爻为辛丑土，又与京房的“纳甲”和“五行爻位”说有关。纳甲说，就是将八宫卦配以十干，其各爻又分别配以十二支。按京房纳甲说可得：乾卦的初九爻为甲子、九二爻为甲寅、九三爻为甲辰、九四爻为壬午、九五爻为壬申、上九爻为壬戌，巽卦的初六爻为辛丑、九二爻为辛亥、九三爻为辛酉、六四爻为辛未、九五爻为辛巳、上九爻为辛卯。而姤卦为乾宫一世卦，上卦为乾卦，下卦为巽卦。故其上卦各爻的纳甲与乾卦的上卦相同，下卦各爻纳甲与巽卦下卦各爻同，所以姤卦各爻纳甲结果为：初六爻辛丑、九二爻辛亥、九三爻辛酉、九四爻壬午、九五爻壬申、上九爻为壬戌。

京房的五行爻位说，就是将五行配八宫卦及八宫卦各爻。其各爻位配五行，本于《月令》五行配四时十二月说，而十二月以十二支表示，得到子水、丑土、寅木、卯木、辰土、巳火、午火、未土、申金、酉金、戌土、亥水，这与各爻的纳甲结合，即可得到各爻之五行。以姤卦为例，初六爻的干支为辛丑，所以为土，九二爻干支为辛亥，所以为水，以此类推。

以上分析表明，《易括地林》在形式上，完全接受了京房易学的基本学说，其基本框架就是京房易学。但是，就其吉凶判断的具体内容而言，则与京房易学并无多大关系。以上引姤卦占断之词为例，其吉凶占断的内容中，基本上与卦、爻之象无关。筮得姤卦，“占其地，方圆三里内去筮处八十步西有大道，其地多坑穴，无势力，北一百步内，有干池，池下四尺有瓦器”。这是对所筮之地的地理形势描述，此是风水术形法的吉凶判断方法。在表述筮地吉凶时称“宅居主子孙远行不归，亦主有师巫鬼魅之人。葬此地，无咎，后六十年富贵，东南十步有大冢，西可下一穴，后三年生贵子，其穴土色赤，草木润泽，下有石如玉。西南有伏尸，去穴四十步，往往损人，勿发，发必大凶”。所称的鬼魅、伏尸等皆属民间信仰的鬼神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易括地林》各卦中多有这些“鬼魅、伏尸”的表述。

再以大畜卦为例：

大畜：艮宫二世十二月卦，飞甲寅木，伏丙午火。地方圆一里堪立宅舍，令人世世富贵。西方七十步有陂泽，西北有古塔，南方半里有涧，水清美，东北四十步有岗微起，是伏龙之岗。下有贵物可取之，其上草木干焦，宅居大吉，居之八年得财，有大赤蛇入宅为应，子孙孝顺，长命，可居二百八十年。安葬凶，不利子孙，当有恶鸟野兽为应，后五年出无图人及不善之类，三十年忧奴婢口舌，家破灭绝。

此卦中的吉凶判断，同样与卦、爻象无关，而是立足于所谓的“伏龙岗”之地形来推断吉凶的。总之，《易括地林》虽然是以筮占的方法确定冢宅的吉凶之兆，但其并不以所筮之卦、爻象来进行吉凶判断。

以上的分析表明，《易括地林》中风水筮占系统，只不过是简单借用了象数易学的理论框架。就其具体吉凶判断体系而言，则不过是风水术中的形法与民间信仰的鬼神系统简单结合而已。对于这一时期的筮占之术所表现出的世俗化特征，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已有揭示。他说：“卜筮者，圣人之业也。……凡阴阳之术，与天地俱生，其吉凶、刑德，不可不信，但去圣既远，世传术书，皆出流俗，言辞鄙浅，验少妄多”。颜氏一方面肯定了卜筮为“圣人之业”，认为“吉凶、刑德，不可不信”，同时他又反对当时卜筮中的种种流俗鄙浅之说，认为“世传术书，皆出流俗，言辞鄙浅，验少妄多”。颜之推这一论断，无疑同样也适应于《易括地林》一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到易学与术数关系时，称“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这一论断，实质上针对汉代象数易学而言。从风水术的发展历史看，虽然其兴起并不在秦汉之后，但理论体系的完善和信仰的膨胀，同样与汉代象数易学有直接关系。至于本文所考察的风水筮占术，则是汉代象数易学与风水术直接结合的产物，当然这种结合更多地体现在形式层面，它揭示了象数易学在术数领域的另一个历史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