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揭秘四灵形势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四灵”形势说“四灵”又称四象或四神，一般认为，四灵的最早源头当与先民的图腾崇拜有关，后来与天象相结合，成为天象中二十八宿的物化形态。管辂以毌丘俭墓地的“四灵”形势而断定其有灭族之祸。因此，管辂所论“四灵”指墓地周围之山冈形势，当无疑问。最后，这一时期以“四灵”相墓之法，并非仅此一例。

“四灵”形势说

“四灵”又称四象或四神，一般认为，四灵的最早源头当与先民的图腾崇拜有关，后来与天象相结合，成为天象中二十八宿的物化形态。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以之配合于四方，形成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方位格局。到了汉代，更重四象方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备受推崇，被奉为镇卫四方、驱除邪恶的神异动物，常用于建筑物上并以此来表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如《三辅黄图》卷3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²⁸⁾这可从汉代考古大量出土的四神瓦当中得到证实。既然四灵主管四方，自然而然就与讲求方位的住宅结合在一起，成为住宅的保护神。王充在《论衡》中也曾经提到当时人们认为：“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²⁹⁾可见，“四灵”在汉代已经作为一种住宅“主神”为人们所信奉。

“四灵”不仅作为宅中主神而为人们所信奉，而且也应用于丧葬中。汉代墓葬中常见苍龙、白虎、朱雀图，将朱雀或白虎与铺首衔环雕绘于墓门之上，如河南南阳市王庄汉画像石墓主室门扉正面画像有白虎铺首图：主室门二扉皆在上部刻一白虎作昂首倒立之状，下部刻铺首衔环。在南阳地区出土的一墓并列二大门的画像石墓葬中，往往将二扉刻白虎铺首，另二扉刻朱雀铺首。一墓一大门的画像石墓葬的二扉，常常只刻白虎铺首。浙江海宁长安镇东汉晚期画像石刻中，除东壁外每壁都刻画了朱雀，其用意即守护墓主，免受厉鬼侵害。墓门上刻朱雀与门上雕刻白虎铺首衔环，乃是为死者护墓。⁽³⁰⁾关于墓中“四灵”图的意义尚待进一步探讨。

“四灵”信仰极为盛行，其影响力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因此，风水术特别是丧葬风水术也必然会借助于“四灵”来进行吉凶推演。如署名为郭璞所著的《葬书》就称：

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生，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³¹⁾

“四灵”推演模式成为后世风水术核心吉凶要素，是风水吉凶推演的基本术语。

一般认为，“四灵”进入风水术始于魏晋时期。据《三国志·魏书·管辂传》：

辂随军西行，过毌丘俭墓下，依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谏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³²⁾

管辂以毌丘俭墓地(当为其家人墓)的“四灵”形势而断定其有灭族之祸。管辂是运用“四灵”模式来推演墓地吉凶的，本无疑问。但清人丁芮朴在《风水祛惑》中却认为管辂并非以墓地“四灵”推演吉凶，而只是一种与“军行”有关的“知来之术”，“四灵”并非指墓地的山冈形势。他说：

《葬书》青龙、白虎、朱雀、元(玄，避讳)武等句乃猎取管辂之言。不知管辂随军西征过毌丘墓而有是言，此其知来之术，未尝指山冈形势而言，非相墓之学也。案，《曲礼》曰：行，前朱鸟，而后元武，左青龙，右白虎。郑氏注以此四兽为军乘象天也。疏云：此明军行象天文而作陈法也。何允云：如鸟之翔，如蛇之毒，龙腾虎奋，无能敌此四物。崔灵恩云：此谓军行所置旌旗于四方，以法天。是则，管辂即据军行所见而言，此正谓不假卜筮而知吉凶者也，与风水何涉乎?作《葬书》者不知军陈象天之义，以为凡墓皆可称之，遂粉饰其词，术家沿误至今，甚属无谓。⁽³³⁾

丁氏的立论根据有二：其一，《曲礼》中“四灵”是指军行陈法；其二，管辂是在随军西征路上遇见毌丘俭墓的。因此，丁氏认为管辂所言与墓法无关，而是以“军行”来推断毌丘俭吉凶的。丁氏所论，显然不正确。

首先，如上文所论，“四灵”所指非常广泛，与“军行”相结合只是众多所指中的一种。而且，“四灵”在战国以后与五行、四方相结合，在汉代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许多领域，并被赋予了住宅正神的地位，成为宅、墓中经常出现的吉凶趋避手段。道教兴起后，更是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纳入其神系，作为护卫之神，以壮威仪。如《抱朴子·杂应》描绘太上老君的形象时说：“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³⁴⁾可见，一般而言，在汉代以后的文献中，“四灵”更多指配以五行后的四个方位。因此，不能以管辂随军西征而推论其所言为“军行陈法”。

其次，从上文记载来看，管辂行军途中，遇毌丘俭墓(当为其家族墓地)，在其墓地旁“依树哀吟，精神不乐”。当人问其原因时，他说墓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谏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他明确将墓地的林木、碑与“四灵”同论，“四灵”所指非常明确，显然不是指“军行”。

另，据本传所载，管辂死于正元三年二月(公元256年)，而“(正元)二年春正月乙丑，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³⁵⁾，并旋即败亡。按上文“不过二载，其应验也”，则管辂随军西征之事，当在嘉平五年(公元253年)，而此时毌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因此，管辂随军西征之事，当与毌丘俭无关。即使如丁氏所论，“四灵”确指“军行”，则其吉凶推断也不应该与“军行”毫无关联的毌丘俭有关。因此，管辂所论“四灵”指墓地周围之山冈形势，当无疑问。

最后，这一时期以“四灵”相墓之法，并非仅此一例。据《真诰》所载：

范幼冲，汉时尚书郎(缺失一字)，解地理，乃以冢宅为意。魏末得来在此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龙秉气，上玄辟非，玄武延躯，虎啸八垂，殆神仙之丘窟，炼形之所归，乃上吉冢也。”其言如此(此犹是前所服三气之范监也。四灵虽同墓法，而形相莫辨。又以朱鸟为上玄，亦所谓详也)。积善憩德，慈心在物，兼修长存之方，洞守形中之宝者。虽有此墓，为以示始终之观耳。至于神全得会，照镜玄开，亦何时永为朽物，不复生出耶?此墓之人，斯可谓应运矣。(此并论长史妇所葬墓事)⁽³⁶⁾

按上引文所记，汉魏时范幼冲善于“冢宅”之术，其以“青龙、上玄、玄武、虎啸”为据，认为其墓“上吉”，其实质也是“四灵”吉凶推演模式。而且，陶弘景在注中明确指出，“四灵”与传世的墓法相同，并以传世墓书中的“四灵”说，认为范幼冲所言的“上玄”当为“朱鸟(雀)”。可见，陶弘景所见的相墓书中已经有明确的“四灵”说了。又《真诰》同卷称：

青龙秉气　　赵子都冢墓，百忌害气之神，尽来属之，能制五土之精，转祸为福，侯王之冢，招摇欲隐起九尺，以石方圆三尺。题其文，埋之途三尺也。世间愚人，徒复千条万章，谁能明吉凶四相哉?辟非之下，冢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败，非神非圣，难克明也，必能审此术，子孙无复冢墓之患，能知坟墓之法，千禁万忌，一皆厌之，必反凶为吉。能得此法，永为吉冢，不足宣也。⁽³⁷⁾

引文中称“世间愚人，徒复千条万章，谁能明吉凶四相哉”?按上引范幼冲文，“四相(一般作象)”即指其所言之“青龙、上玄、玄武、虎啸”，而陶弘景以为“上玄”当为“朱鸟”，则“四相”即管辂和《葬书》中所称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四灵。

墓法中“四灵”说虽明，但其具体吉凶推演模式却无法得知。按管辂所言“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则其是以墓地四方之山水形势来推断的，但“藏头”、“无足”、“衔尸”、“悲哭”究竟是什么，文献无考，不能确知。而《葬书》中称“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则明显是承袭管辂之说，其渊源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

其实，以“四灵”形象来喻地形，在汉魏六朝时期尚有许多记载。《后汉书》注引晋伏滔《北征记》曰：

(彭)城北六里有山，临泗，有宋桓魋石椁，皆青石，隐起龟龙鳞凤之象。⁽³⁸⁾

又《建康实录》引《江表传》：

案，《江表传》：汉建安中，刘备尝宿于秣陵，观江山之秀，劝帝居之。初张纮谓帝曰：“秣陵，楚威王所置，名金陵，地势岗阜连石头。古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因掘断连岗，故名秣陵。今据所见存，地有其气，象天之所会，今宜为都邑。”帝深善之。后闻刘备语曰：“智者意同。”故即帝位闻谣言，而思张纮议，乃下都之。又案，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观秣陵山阜，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³⁹⁾

诸葛亮在论秣陵之山水形势时，即以“龙盘、虎踞”为喻。又《晋书·郭璞传》：

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问耳。”帝甚异之。⁽⁴⁰⁾(www.chuimin.cn)

从他们之间对话可以看出，他们是以“龙角”、“龙耳”等来推断葬地之吉凶，这当与“四灵”说有关。“龙角”、“龙耳”的吉凶模式，见于六朝时期相墓之书。《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青乌子《相冢书》称：

青乌子《相冢书》曰：葬之龙角，暴富贵，后当灭门。⁽⁴¹⁾

又《初学记》引：

《相冢书》曰：凡葬龙耳者，当贵出五侯。⁽⁴²⁾

可见，《晋书·郭璞传》所载晋明帝关于葬地“龙角”、“龙耳”的说法，是当时墓法中相当重要的吉凶模式。那么，究竟什么是“龙角”、“龙耳”呢?

《葬书》引经曰：

势止形昂，前涧后冈，龙首之藏。鼻颡吉昌，角目灭亡。耳致侯王，唇死兵伤。⁽⁴³⁾

此以龙喻山之形势，并附会吉凶祸福。其提到的“角目灭亡”、“耳致侯王”与上引《晋书》郭璞所论葬地如出一辙。

又宋代官修《地理新书》中论山之形势称：

凡山冈高处为首，下处为尾，傍枝为足，龙之形势各有所宜，审而观之矣。所用之地当龙角，主病狂；龙背，主淫乱及有暴刑；龙耳、龙腋，吉；龙首，主贫；龙齿，主暴死者；龙颌，富贵而不能长久，又出吊死者；龙吭，大凶；龙足，主客死者；龙乳腹，主富贵；龙尾，不利后嗣。⁽⁴⁴⁾

《地理新书》中的“龙角”、“龙耳”的吉凶模式，仍然与六朝时的吉凶模式相一致。其称“龙角，主病狂”、“龙耳、龙腋，吉”与郭璞、青乌子《相冢书》及《葬书》中的“龙角”、“龙耳”吉凶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具体表述上略有不同而已。

汉魏六朝时期，以龙喻山，除了上引诸葛亮论秣陵之形势外，还见于宋孝武帝。据《宋书·孝武帝纪》载孝武帝“葬丹阳秣陵县岩山景宁陵”⁽⁴⁵⁾，《元和郡县图志》亦载“孝武帝骏景宁陵在县西南四十里岩山”⁽⁴⁶⁾。《景定建康志》引山谦之《丹阳记》曰：“秣陵县南有岩山……宋孝武帝改曰龙山。”⁽⁴⁷⁾

后世风水术中除以“四灵”论山冈形势之外，还以其他事物喻山水之形势，这一吉凶推演模式同样也见于汉魏六朝时期。如《艺文类聚》引《相冢书》佚文：

青乌子称：“山望之如却月，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贵；山望之如鸡栖，葬之灭门；山有重叠，望之如鼓吹楼，葬之连州二千石。”⁽⁴⁸⁾

引文即以“却月”、“覆舟”、“鸡栖”等论山之形势，并以此推断葬地吉凶。《地理新书》中也有类似之说，其论“冈原吉凶”时称：

凡冈形如仰船，用其腹中大吉；或如覆舡(即船)用其上大凶。

如伏雉者，谓藏首隐尾。

山如鸡食来，为如鸡聚食也，主去乡土，以其饱而去也。⁽⁴⁹⁾

上引《地理新书》虽然吉凶之说与《相冢书》略有不同，但其吉凶推演模式本质上并无不同，均是以山冈形势论其吉凶，即《地理新书》所称“凡山冈有龙蛇鸟兽之形者，取其类以言吉凶”。

以动物之形喻山冈形势，其吉凶推演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如《葬书》中所称许的“牛卧马驰”之地，其源当来自晋陶侃葬父之传说。据《晋书·周访传》：

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岗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为刺史，著称宁益，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⁵⁰⁾

陶侃葬父于牛眠之处，因而能“位极人臣”。此传说，遂演变为墓法中的一个吉凶推演模式。而陶侃本人，《地理正宗》称其曾作《捉脉赋》，俨然成为一风水名家。关于“牛眠之地”，《葬书》言之不详，而《地理新书》则有详说：

山如牛形者，用其腹吉，髀足肋并凶也。

如卧牛者。谓足屈首拳腹带林?而雨水如乳分流也，三光照内，用腹傍，封侯相。⁽⁵¹⁾

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揭秘四灵形势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