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汉魏六朝风水术考辨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风水理论的构建和形成阶段。风水术认为,宅居和冢墓的时空属性,可以影响、改变人们命运。在上篇,将主要讨论汉魏六朝风水术演进的历史线索,分别从宅法、墓法和厌胜、符镇三个方面展开。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汉魏六朝时期风水术的基本内容。汉魏六朝时期的风水术,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后世风水术发展的基本取向。......
2023-11-28
“行营高敞地”
风水墓法尽管体系驳杂,但就其实质而言,无非有三个基本吉凶推演模式:那就是所谓的“形”、“理”与“日”。所谓的“形”就是以墓地所处的山水形势来占断吉凶,所谓的“理”就是墓地营建中的具体定向之法,“日”当然就是指时日禁忌。汉魏六朝时期的墓法体系也是如此,它也同样有形势、方位和时日的讲求。
在葬地选择中讲求形势是丧葬风水术的基本吉凶原则。这一吉凶推演模式在丧葬风水术的早期就已经确立,上引《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葬母时“行营高敞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而据《后汉书·冯衍传》,冯衍在述其先祖之墓地时,也提到:
先将军葬渭陵,哀帝之崩也,营之以为园。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地势高敞,四通广大,南望郦山,北属泾渭,东瞰河华,龙门之阳,三晋之路,西顾酆鄗,周秦之丘,宫观之墟,通视千里,览见旧都,遂定茔焉。(17)
按照冯衍的叙述,可以看出“先将军”墓地的“定茔”的基本原则:
首先,墓地要“地势高敞”,四通八达。结合上文韩信为母选择葬地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的记述,可以知道,“高敞地”是当时的风水吉凶推演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原则。究其本意而言,“高敞地”无非有利于墓地避泉阴湿而已。其次,要观形势,要求“南望郦山,北属泾渭,东瞰河华,龙门之阳,三晋之路,西顾酆鄗,周秦之丘,宫观之墟”。从这些要求看,定茔中特别强调所谓山水走势,这与后世风水术中的“寻龙捉脉”是基本一致的。
可以推论,早期墓地选择中“行营高敞地”的要求可能并非出于吉凶之意,而只是为了有利于死者墓葬的长久。由于文献缺失,我们无法知道“高敞地”的具体吉凶推演依据,但我们可以从《真诰》中找到一些相关的解释。《真诰》在谈到墓地对人种种不利影响时提到:“风病之所生,生于丘坟阴湿,三泉壅滞。是故地宫以水气相激,多作风痹。风痹之重者,举体不授,轻者半身成失手足也。”(18)此虽未明言“行营高敞地”,但指出如果墓地阴湿,会导致生者风痹。
其实,墓地选择中地势高敞的要求,直到魏晋时期,仍然是一个基本吉凶原则。如名为《晋故宣威将军赵君墓中之表》载:
君讳汜,字淑伯,河南人也。惟君元裔,奕世高宗,昔汉室失统,九州分崩,遂绝先绪,湮没韬光。君性恢伟,虽险涂炭,志节难尚,处于忧愍,劝务坟典,贵义尚和,谦己冲人。诚世范之清模,积德之遗彦也。少挺灵曜之美质,明盛随侯之晖光,容观琰茂,仪表堂堂。钦明之素,令豫应骋,庶勋绩允成,如昊天不惠。昔年卅有一,厥命陨阻。于时遗类,幼弱孤微,丧柩假瘗,遂迄于今。今卜筮良辰,更造灵馆,北营陵阳之高敞,南临伊洛之洪川,右带缠谷,坐乘首山。游夷叔,熙会高原,廓据崇庸,亿载安安。灵魂永昧,子孙惋恋,攀悼号绝,泣血崩伤。宾僚来奔,莫不哀酸。(19)
此表中所称赵汜,正史无传,生平不详。据表文所言,该表文创制于元康八年(公元298年)。罗新认为赵汜墓地应当在今河南偃师境内,表文所称“缠谷”当为瀍谷,“首山”即首阳山,当为确论。我们更注意的是表文中的营陵原则,营陵于“陵阳之高敞”,其与司马迁称韩信葬母“行营高敞地”、后汉冯衍所言“地势高敞”并无不同。可见,到了西晋时期,地势“高敞”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吉凶推演原则。其实,这一原则到了隋代仍然如此,2002年出土于河北廊坊的《故章武郡主簿解君妻张墓志》中称其墓地“地惟高敞,道实光华,卜云唯吉,附兹营兆”。按志文,张氏卒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与其夫解盛合葬。(20)据《解盛墓志》,解盛葬于“县城东北一里高原之上”,因是合葬墓,所以张氏墓志中的“地惟高敞”当是实指。(21)
如上所言,“行营高敞地”的墓地选择原则,影响相当广泛。这一原则,在《葬书》中也有所反映,《葬书》称:“土高水深,郁草茂林。贵如千乘,富如万金。”(22)(www.chuimin.cn)
考古研究也可佐证上述的吉凶推演原则。根据学者研究,总体上看西汉陵墓选择偏重山岗台地,注重山川河流走向。如汉代的帝王在选择陵墓营造地点时都很重视周围山川和河流的走向,除了文帝的霸陵依山建筑外,其他诸陵都选择在渭水北岸一线排列,营造在面临河川的高原台地。(23)
“行营高敞地”的葬地选择原则,可以让我们一窥汉魏六朝时期丧葬风水墓法之一斑。而后汉张衡在《冢赋》中展现的墓地景观,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后汉时期丧葬风水中的墓法体系。张衡在《冢赋》中写道:
载舆载步,地势是观。隆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一降,乃心斯安。尔乃隳巍山,平险陆,刊丛林,凿盘石,起峻垄,构大椁。高冈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坛,罗竹藩其域。系以修遂,洽以沟渎。曲折相连,迤靡相属。乃树灵木,灵木戎戎。……宅兆之形,规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丽,践而行之巧以广。幽墓既美,鬼神既宁,降之以福,于以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24)
根据张衡的描写,墓地的确定要“载舆载步”、“陟彼景山”,以求“地势是观”。也就是考察地理环境,而达到“高冈冠其南,平原承其北”之形势,“幽墓既美,鬼神既宁”则能“降之以福”。关于《冢赋》,元人赵汸曾经敏锐地指出:
余尝读张平子《冢赋》,见其自述上下岗陇之状,大略如今葬师寻龙捉脉之为者,岂东汉之末,其说已行于士大夫间?(25)
赵汸所言是正确的,《冢赋》中所描写的就是一种冢墓吉凶推演模式。如强调“地势是观”,选择升降起伏的高山等等,这些与后世风水术并无不同。张衡所言的“地势是观”与上文所言的地势“高敞”是一脉相承的。又《太平御览》卷47引孔灵符《会稽记》云:
永兴县东五十里有洛思山,汉太尉朱伟(儁)为光禄大夫时,遭母哀,欲卜墓此山,将洛下冢师归,登山相地。(26)
朱儁其人,《后汉书》有传。据本传,“朱儁字公伟,会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尝贩缯为业”。以镇压黄巾军功,灵帝时官拜右车骑将军,封钱塘侯。母丧去官,后于“初平四年,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27)。按本传所载,朱儁确实从洛下返家葬母,也有可能“将洛下冢师”为其母择葬地。因此,孔灵符所记当不无根据。此记载值得注意的就是,洛下冢师的墓地选择方法,也是“登山相地”,与张衡《冢赋》中所描述的墓地选择是完全一致的。
无论是“行营高敞地”,抑或是“登山相地”,都只能反映这一时期丧葬风水术中墓法的一个侧面,从其吉凶推演的模式来看,它是属于后世风水术墓法体系中的形法。当然,这些零散的材料尚不能清晰地显现当时墓法的具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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