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五音宅法与吉凶判断

五音宅法

“五音定姓”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吉凶判断方法，对此上文已经讨论。其与风水术的结合，按照调节对象的不同，有所谓的“宅法”与“墓法”的区别。

五音之术与宅法的结合，始于汉代。王充《论衡》中所提及的《图宅术》一书，是今所见最早的“五音”宅法文献：

《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¹¹⁶⁾

从王充的简要记载看，《图宅术》是一本运用“五音”判断住宅吉凶的风水书籍，这是毫无疑问的。

首先“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该作何解?要理解所谓“六甲”和“八术”，唯一能借助的就是王充书中展开批驳的语境。先看王充的批驳：

夫人之在天地之间也，万物之贵者耳。其有宅也，犹鸟之有巢，兽之有穴也。谓宅有甲乙，巢穴复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独在民家，不在鸟兽何?夫人之有宅，犹有田也，以田饮食，以宅居处。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后宅，田重于宅也。田间阡陌，可以制八术，比土为田，可以数甲乙，甲乙之术，独施于宅，不设于田，何也?府廷之内，吏舍比属，吏舍之形制，何殊于宅?吏之居处，何异于民?不以甲乙第舍，独以甲乙数宅，何也?民间之宅，与乡亭比屋相属，接界相连。不并数乡亭，独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独立于民家也?数宅之术行市亭，数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门曲折，亦有巷街。人昼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实一也，市肆户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县邑杂处，与街巷民家何以异?州郡县邑，何以不数甲乙也?⁽¹¹⁷⁾

关于“八术”，有人望文生义，强解为“八种方法”。根据王充的论述，这个解释显然是错误的。他说：“田间阡陌，可以制八术，比土为田，可以数甲乙，甲乙之术，独施于宅，不设于田，何也?”王充在批驳中以“田”来比附“宅”，他认为既然“田”和“宅”都有所谓“八术”，为什么宅需要“六甲之名数而第之”，而“田”却没有，因为在王充看来“田”和“宅”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由土地构成。根据王充这个推理逻辑，对所谓“八术”就不难理解。其实“八术”就是指八个方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王充说“田间阡陌，可以制八术”。阡陌乃田间小路，所谓“东西为陌，南北为阡”，这种纵横交错的阡陌，“田”可以被分割为八个方位，即所谓“八术”。据此可以确知“宅有八术”就是指宅有八个方位，“八术”可能就是后世宅法中的“八卦”定位的方法。

所谓“六甲”，一般认为就是指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汉书·律历志》：“日有六甲、辰有五子。”⁽¹¹⁸⁾关于“六甲”，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曾经提到了“六甲相逆”的种种禁忌，但和屋宇并无直接关系。不能断定此处“六甲”和《日书》中的“六甲相逆”是否有联系。不妨看看王充是如何论述“六甲”的，他在批驳中多以“甲乙之神”、“甲乙之术”、“甲乙第舍”等来解释“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又《汉书》中有所谓“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¹¹⁹⁾，似乎也说明“六甲”和方位有某种关联。据此，笔者认为六甲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时日”禁忌，而可能就是汉代已经盛行的纳音五行。如果我们把它和“宅有八术”结合起来看，大概是指以“六甲之术”来确立宅第的方位，所以才会有下文的“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

“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又如何理解呢?如上所论，通过“六甲之术”来确立宅第方位，再通过纳音五行，又将住宅与五音之间建立了联系，此即是“宫商殊别，宅有五音”。也就是《地理新书》中所言：

至于十干、十二支、五行分刚柔之性及其错而为六旬也，则为之纳音以定之，故甲子为木，子为水，配之以金，则相生相克，父子夫妇舍水木尔论金矣。人之姓氏亦犹是焉。⁽¹²⁰⁾

可以看出，所谓“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其实就是将“八卦”方位与六甲相配，通过纳音五行的方法将住宅配属于“宫、商、角、徵、羽”五音，五音又配五行。也就是说按照住宅所从属的方位，通过纳音五行的方法，将住宅配属于五行。关于宅居的“六甲之名”，在《地理新书》中有详细的说明，可作为参考：

入巷南穷为丙午，西穷为辛酉，北穷为壬子，东穷为乙卯。里舍城邑巷堕阡陌之界之然。假令南入巷，东入第一宅为甲子，西入第一宅为甲午，尽宅轮甲子如此。东巷东行，北入门第一宅为甲寅，东行南入门第一宅为甲辰，尽宅贯甲子如此。西行巷，南入第一宅为甲申，北面第一宅为甲戌，尽宅络甲子如此。北行入巷内，东面第一宅为甲午，西面第一宅为甲子，尽宅轮甲子如此。⁽¹²¹⁾

通过上述步骤，《图宅术》就从理论上将住宅和居住者之间通过纳音五行的方法建立起了联系。而宅的五音和姓的五声又分别配属五行，据此就可根据五行生克之理，判断宅的吉凶。所谓“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其吉凶判断模式可以图示如下：

根据以上模式建立起来的吉凶推断体系，构成了《图宅术》的吉凶判断的基本原则。它的应用相当广泛，根据王充的记载，可以知道，在住宅门的朝向选择上就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论衡》中另一段引文就提供了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方法：

《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胜火，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¹²²⁾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在确定住宅门的朝向时，首先根据纳音五行的方法，将人们的姓与五音相配，如洪姓属宫，钱姓属商，孔姓属角，田姓属徵，冯姓属羽。而这五音又分别相对应于五行中的土、金、木、火、水。五音再与方位配合，即东配角、木，南配徵、火，中配宫、土，西配商、金，北配羽、水。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确定住宅门的朝向。按《图宅术》所言，如钱姓属商，商又属于金，可以知道火克金，而火为南方，所以钱姓之家的门不宜朝向南。

关于《图宅术》中“五音”定吉凶的方法，王符在其《潜夫论》中也曾提及并加以批驳：

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门。”此复虚矣。五行当出乘其胜，入居其隩乃安吉。商家向东入，东入反以为金伐木，则家中精神日战斗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宫商之第，直符之岁。”既然者，于其上增损门数，即可以变其音而过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也，同姓相代，或迁或免；一宫也，成、康居之日以兴，幽、厉居之日以衰。由此观之，吉凶兴衰不在宅明矣。⁽¹²³⁾

王符的批驳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五音”定宅门，即王充所引的“五姓之宅，门有宜向”。按照《图宅术》的“五音”吉凶理论，商姓之家五行为金，其宅门应向西，因西方五行亦为金。而王符认为门西向则人东入，而东为木，金木相伐，则家中“精神日战斗也”。所以其认为“五音”图宅之法并不符合“五行”生克理论。王符批驳的第二点，集中在“宅有宫商之第，直符之岁”，所谓“宅有宫商之第”即上文所讨论的“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是通过纳音五行的方法来确定住宅的五音所属。至于其提到的“直符之岁”，其实就是一种择日与五音相结合的吉凶判定方法。王充《论衡》中称：

世俗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连相仿效，皆谓之然。如考实之，虚妄迷也。何以明之?

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无状，加罪行罚，非有二心两意，前后相反也。移徙不避岁、月，岁、月恶其不避己之冲位，怒之也。……且夫太岁在子，子宅直符，午宅为破，不须兴功起事，空居无为，犹被其害。今岁、月所食，待子、宅(寅)有为，巳、酉乃凶。⁽¹²⁴⁾

上引王充所论，“起土兴功”则有月岁之忌，此即王符所言“直符之岁”。姓之“五音”不同，其所冲破亦当不同，所以王符称“其上增损门数，即可以变其音而过其符邪”?可见汉代的“五音”宅法与时日是相结合的，这与后世风水术“形”、“理”、“日”三要素说是一致的。(www.chuimin.cn)

以上所论，即是汉代《图宅术》中所见的“五音”宅法。这一方法流传甚久，在敦煌文献中仍保存了大量“五音”宅法资料，比如《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阴阳五姓宅图经》、《五姓宅经》等。敦煌文献中“五音”宅法与汉代的“图宅术”相较而言，更为复杂，其应用也更为广泛。如用“五音”之法修灶、井等。

汉代宅法理论的核心是“五音”术。尚无材料证明“五音”术与“形法”在汉代已经结合。到了隋唐时期，“五音”术与“形法”理论开始结合，敦煌文献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如编号为Pel.chin.3492的《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称：

第一之宅但然平，第二之宅东南倾，第三之宅地与姓相生者吉。⁽¹²⁵⁾

从上引文可以看出，住宅选择中注意不仅要“但然平”，还要“东南倾”，此两者均是从地形方面考虑的。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宅地与姓相生者吉”。那么“宅地”如何与“姓”相生呢?按照五行理论，“宅地”要与“姓”相生，则“宅地”必须有五行的属性。也就是说“形法”中的相地必须与五行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同样是通过“五音”术建立的，同卷写文就直言：

推地刑(形)，东高(西)下名曰角地，羽居之吉；南高北下名徵地，宫居之吉；西高东下名商地，金居之吉；北高南下名羽地，角居之吉；四方高中央下名宫地，商居之吉。⁽¹²⁶⁾

此即按照地形来确立“宅地”的“五音”属性，进而建立其“宅地与姓相生”的吉凶判断方法。按照文中所言，地形与五音的关系是依照四方地形的高下来建立的。东高西下之地，东方五行为木，五音为角，故“东高西下名曰角地”。同理，则“南高北下名徵地”、“西高东下名商地”、“北高南下名羽地”、“四方高中央下名宫地”。这样依据宅地的高低就可以确定宅的“五音”属性，进而与居住者的“五音”之间建立其吉凶对应关系。如角地，五行为木，木生水，故羽姓居之吉。这种关系一旦建立，则“宅地”与“五音”之间就有了明确的吉凶关系：

角居宫，贫穷少子孙，家得廿年后破，□家亦煞长子，出寡妇及刑人；角居羽，无后，凶，官事，三年内破家尽；角居羽，大吉，富贵，后向西南徙，三年必破家尽。

徵居徵，大凶，先富后贫，十三年内即衰，宜改移；若居商，不利，散财益，口舌讼斗，先富后贫，六十年出兵死，失火，女妇厄，及改移；若居羽，凶，灭门，不出三年，宜及改移，即免殃，移向西北、北方者，三年灭门，慎，吉。

宫居宫，平，先富后贫，多死亡及病；若居商，大富贵，保财卅六年，得两县财入家，六十年后衰，宜改移；若居羽，先富后贫，少子有官事，死亡不绝；若居角，大凶灭门；若居徵，大富贵，宜子孙，廿四年得兄后财。

商居商，先富后贫，卅年衰，大凶，宜移改吉；若居角，不宜子孙，口舌官事，大凶；若居徵，大凶，不出三年灭门；若居宫，大富贵，宜子孙，卅年后暴财入家，封官禄吉；若居羽，亦大吉，富，二千石，生贵子，多奴婢，吉。

羽居羽，先富后贫，廿五年后暴死，大凶；羽居角，大富贵，富子孙，五十年后则衰；羽居徵，先富后贫，凶；羽居商，亦富贵，出封侯，卅年得两家财，吉，向南移凶，慎之；羽居宫，绝灭，大凶。⁽¹²⁷⁾

以上引“羽”音之姓为例，羽之五行为水，按其所言，居羽地大凶；居角地，角之五行为木，水木相生，所以“大富贵，富子孙”；而居商地，商为金，水金亦相生，故言“亦富贵，出封侯”，又言“向南移凶”，因为南方五行为火，水火相克，所以南移凶；若居宫地，宫五行为土，水土相克，故言“绝灭，大凶”。其他各音亦大同小异，则此吉凶判断方法，与《图宅术》中的“五行生克”理论并无实质区别，只是其判断体系更为复杂。而且在“五音”术中引入“形法”，反映了宅法的变化和发展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在宋修《地理新书》中仍然得到了体现。《地理新书》中引《五音经》云：

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徵羽亦可居之；南高北下，为之徵地，角姓亦可居之。⁽¹²⁸⁾

就其内容而言，此与敦煌写本《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一致。《五音经》一书，早已亡佚，且不见相关文献著录，无以判断其具体年代。但其以地势定宅之五音，其术不会早于六朝。按其所言，则东高西下，是角地，角为木，当然适宜角姓所居。徵、羽二姓亦可居者，以为徵为火，木生火，羽为水，水生木，所以角姓之地，徵、羽二姓也可居住。此法与《图宅术》中所言的“五音”之术，明显有所不同，但《图宅术》中所用的“宅姓相宜”的吉凶原则得到了保留。

“五音”宅法，在隋唐时期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与“形法”理论相结合，还表现为与“日法”的结合。所谓“日法”，即住宅营建中的时日选择。上引王符、王充关于“直符之岁”的批驳，说明在汉代“五音”与“日法”已经初步结合。这一结合在唐宋时期更为明显，编号为Pel.chin. 3281v敦煌写本称：

土家，正月架屋吉，二月出孤寡，三月殃祸灭门，四月生贵子，五月、六月大富贵，七月出刑人，八月出贵子，九月出长史，十月大富贵，十一月不吉，十二月宜子孙。

金家，正月架屋悬官事，二月煞六畜及妇，三月大吉，四月富贵，五月宜子孙大吉，六月宜子孙，七月出刑人，八月出病人，九月疾病，十月、十一月大吉，十二月祸至灭门。

木家，正月架屋出贵子，二月大穷耗凶，三月大富贵，四月出贵子，五月益田宅富贵，六月祸之灭门，七月保子孙，八月煞长妇，九月卅年富贵，十月亦宜子孙，十一月多口舌，十二月破灭门。

火家，正月架屋悬官事，二月多口舌，三月灭门，四月出贵子，五月、六月子孙吉，七月、八月出刑人，九月致灭门，十月大吉，十一月□子孙，十二月大富贵。

水家，正月架屋大富贵，二月宜子孙，三月祸致灭门，四月多恶口大舌，五月出子孙孤寡，六月祸致灭门，七月宜子孙，八月增财物大吉，九月祸致灭门，十月大吉利，十一月煞子孙，十二月大吉。⁽¹²⁹⁾

上文所谓土家、金家、木家、火家、水家即宫姓、商姓、角姓、徵姓、羽姓之家。显然这是将“五音”宅法与“日法”相结合的吉凶判定体系，较上引王充、王符关于汉代时日之忌要更为系统，吉凶判定也更为直观。

究其实质而言，则无论是汉代的《图宅术》、敦煌写本中的《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抑或是《地理新书》所引的《五音经》，均是按照一定方法将住宅的“五音所属”与居住者的“五姓所属”相配合，按照五行生克的原理加以判定吉凶。至于具体形式，则随时代的发展当然会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