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水术中的门禁忌及其意义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门的禁忌门在中国风水术宅法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门的禁忌在《日书》中得到了格外重视。《日书》中不仅对门的设置提出了种种趋避原则，而且还提到了关于门的其他禁忌，同样值得人们关注。在汉魏六朝时期，关于门的吉凶观念和种种禁忌仍然存在。尽管伊利亚德是在从宗教理论角度探讨门在人们心中所激起的宗教感和宗教价值，但他也可能部分道出了有关住宅禁忌形成的某种宗教性因素，对

门的禁忌

门在中国风水术宅法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阳宅十书》提到“古先圣贤制造门尺，立定吉方，慎选月日”。门的禁忌在《日书》中得到了格外重视。《日书》中名为“直(置)室门”的内容，详细论述了四个方向22个门的吉凶和每个方向门的营建禁忌，更为珍贵的是它还附有一张完整的示意图。

上图的东西两面各有5门，南北两面各6门，共22个门，并配合以吉凶之说。⁽⁴⁷⁾有的学者认为恰与天干(10)地支(12)的总数相合。饶宗颐先生以为与后世之奇门遁甲术有关。关于门的性质，究竟是指建筑实际存在的门，还是一种建筑方位上的理论概括，学术界仍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这里的22个门只是一种吉凶与方位的配合关系。从建筑实践来看，这里提到的22个门也不可能是实指。如果把《日书》中置室门图与《黄帝宅经》中的阳宅图作一比较，似乎能够感到它们之间的某种关联，或许有助于认识置室门图在风水术发展中的意义。

《日书》中不仅对门的设置提出了种种趋避原则，而且还提到了关于门的其他禁忌，同样值得人们关注。比如在门的修建中必须祭之以牲，而且根据方位的不同配合不同的颜色。比如《啻》篇提及的：“北乡门，七月、八月、九月，其日丙午、丁酉、丙申垣之，其生赤。南乡门，正月、二月、三月，其日癸酉、壬辰、壬午垣之，其生黑。东乡门，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其日辛酉、庚午、庚辰垣之，其生白。西乡门，四月、五月、十(六)月，其日乙未、甲午、甲辰垣之，其生清(青)。”⁽⁴⁸⁾这些禁忌和仪式在后世的一些风水书和建筑实践中仍然可以看到。

在汉魏六朝时期，关于门的吉凶观念和种种禁忌仍然存在。汉宣帝时，大司马霍禹所居“第门自坏”⁽⁴⁹⁾。哀帝时，大司马董贤“其外大门无故自坏”⁽⁵⁰⁾。而这二者，都是作为其败亡的征兆为史家所载，这充分说明当时人们认为门对人的吉凶祸福有着深刻的影响。东汉李尤《门铭》称：“门之设张，为宅表绘，纳善闭邪，击柝防害。”⁽⁵¹⁾更是赋予门以“纳善闭邪，击柝防害”的重要功能。六朝时，门的吉凶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城门”、“宫门”也被赋予了吉凶判断功能，如《宋书·竟陵王诞传》载：

广陵城旧不开南门，云开南门者，不利其主，至诞乃开焉。⁽⁵²⁾

大明二年，发民筑治广陵城，诞循行，有人干舆扬声大骂曰：“大兵寻至，何以辛苦百姓。”诞执之，问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孙，家在海陵。天公去年与道佛共议，欲除此间民人，道佛苦谏得止。大祸将至，何不立六慎门。”诞问：“六慎门云何?”答曰：“古时有言，祸不入六慎门。”诞以其言狂悖，杀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见鬼，惊怖啼哭曰：“外军围城，城上张白布帆。”诞执录二十余日，乃赦之。城陷之日，云雾晦暝，白虹临北门，亘属城内。⁽⁵³⁾

竟陵王刘诞，字休文，系宋文帝第六子，元嘉三十年，封竟陵王。孝建二年，出镇广陵。一直为宋孝武帝所猜忌，大明八年终被孝武帝所杀。刘诞败亡，源于宋孝武帝的猜忌，与其他本不相关。但《宋书》本传，却将其败亡与广陵城“开南门”、“白虹临北门”等相联系，此充分说明当时人们关于“门”的吉凶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门的吉凶还引入了五行理论加以解释。据《梁书·阮孝绪传》：

初，建武末，青溪宫东门无故自崩，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或以问孝绪，孝绪曰：“青溪皇家旧宅，齐为木行，东者木位，今东门自坏，木其衰矣。”⁽⁵⁴⁾(www.chuimin.cn)

阮孝绪所称青溪宫，本为萧道成故居，据《南齐书·武帝纪》齐武帝萧赜“生于建康青溪宅”，萧赜继位后，于永明元年正月甲子诏命“为筑青溪旧宫，诏槊仗瞻履”⁽⁵⁵⁾。可见青溪宫为萧齐“龙兴”之宅，所以在建武末年东宫门自坏时，阮孝绪以萧齐的五德为木，东方也为木，所以东宫门坏为齐将衰败的根据。上文所引汉宣帝时霍禹、哀帝时董贤也以“家门自坏”为家庭衰亡征兆，此处，阮孝绪也以“宫门”自坏为萧齐将衰的征兆，其吉凶原则是一致的，但他在解释时引入了五行理论加以比附。

即使在后世的宅法中，门的重要性也得到了一致性的认可，有所谓“宅无吉凶，则门路为吉凶”之说。⁽⁵⁶⁾《黄帝宅经》中以“门大内小”为“五虚”之一，会令居者“贫耗”，又称宅“以门户”为冠带：

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⁵⁷⁾

成书于明末的《阳宅十书》中对门的重要性做出了更为详尽的阐释：

夫人生于大块，此身全在气中，所谓分明人在气中游者是也。惟是居房屋中，气因隔别，所以通气只此门户耳。门户通气之处，和气则致祥，乖气则致戾，乃造化一定之理。故古先圣贤制造门尺，立定吉方，慎选月日，以门之所关最大故耳。昔人云：宁与人家造十坟，不与人家修一门。⁽⁵⁸⁾

从《日书》、《黄帝宅经》到《阳宅十书》，尽管对门的吉凶推演模式或有所不同，但注重门在宅居中的重要性则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里，并不想也不可能对门禁忌做出什么论证或解释。但有一点必须明确，这些禁忌对当时人来说是不言自明和深信不疑的，这些不仅是他们趋吉避凶的手段，也是他们在建宅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种普遍性和持续性如其他民俗一样，是由信仰来维持的。深入分析这些禁忌，不难看出风水吉凶观的形成不仅来自人们实际生活的体验，更多来自内心的安全需要，反映了深刻的社会文化。米尔恰·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中曾经提出空间并不是均质的，“门槛就是界限，就是疆界，就是区别出了两个相对应的世界分界线。……人类居住处所的门槛也被赋予了这种相似的宗教仪式的功能。正是鉴于这样的原因，那门槛才是一个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物件。在这个人类居住房的门槛上，伴随着无数的礼仪：鞠躬、跪拜和虔诚的握手等。门槛有着自己的守护者——众神的精灵，他们禁止人类的敌人和恶魔以及瘟疫力量的进入。对门槛守护神的献祭也正是呈现在这道门槛上。也正是在此处，对古代某些东方的文化做出了审视和判断。门槛和门能直接而具体地在空间中展示了这种连续的中断，因此它们重要的宗教价值也就得以展现。因为它们是宗教的象征，同时它们也是从一种性质的空间进入另一种空间的中媒”⁽⁵⁹⁾。尽管伊利亚德是在从宗教理论角度探讨门在人们心中所激起的宗教感和宗教价值，但他也可能部分道出了有关住宅禁忌形成的某种宗教性因素，对于我们理解宅法系统中对门禁忌不无帮助，值得进一步研究。

上述种种宅居禁忌，吉凶判断原则略显驳杂，但并非据此可以低估其重要意义。这种禁忌形态，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早期风水术的特质，它可能就是一些口耳相传的建筑经验的禁忌化形式。汉宝德在谈到研究宅法禁忌意义时曾经指出：“对于堪舆家以外的大众来说，不论是无知的乡民或知识分子，演作的系统是没有意义的，风水只是一些禁忌而已。所以把风水的禁忌看成风水的本身并不为过。禁忌是深植中国民心的风水。”⁽⁶⁰⁾

中国风水术中的门禁忌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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