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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风水术作为一种仍然在当代社会流行的术数,一直受到来自各个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即使将那种基于信仰基础上的单纯“术”的研究抛开,有关风水术和风水信仰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学术领域。具体来说,当前围绕风水的研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建筑学领域,他们关注的是风水术中的所谓实践意义,将风水术作为一种景观的科学和中国古代的建筑理论加以研究(10);二是来自人类学领域,他们将风水信仰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作为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加以研究,关注风水信仰在社会中的功能,并试图就风水术和风水信仰建立起一种解释体系;第三个领域就是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的领域,他们关注的主要是风水术的哲学基础、风水信仰的思想价值及历史意义。这三个主要研究领域中,尤以建筑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较为成熟,已经初步具备了学科体系。至于第三个领域,目前还仅仅处在开拓阶段。本书的研究,从其实质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研究,应该属于第三个领域。因此,构成本书研究基础的学术史,基本上可以排除基于建筑学理论的相关研究,这种排除,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他们的研究成果,相反,他们关于风水术的研究成果可以构成本书研究的一些知识基础。
对风水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始于19世纪的前半叶,早期的研究者是一些来华的传教士。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决定了研究取向和立场上的基督教倾向,多将中国风水定位为一种巫术行为。(11)当然也有例外,如英国的E. J.Eitel在其The Science of Sacred Landscape in Old China(1883)一书中,将中国的风水作为中国古代科学的萌芽。荷兰学者de Groot在其The Religious Systems of China:Its Ancient Forms,Evolution,History,and Present Aspect Manners,Custo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 with(1897)一文中,同样将风水和西方科学做了比较,而称其为“疑似科学”。他们的研究对20世纪的西方风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就认为中国的风水有助于中国人产生科学观念。(12)应该说,这些研究者都注意到了风水术中具有某种经验上的合理因素,但是我们不能放大这种经验因素,更不能将其上升为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13)马克斯·韦伯在其《佛教与道教》一书中也较为详细地讨论了风水术,将其定性为“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巫术性的‘理性’科学”。韦伯指出:“一般而言,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各种经验知识与技能的任何种类的理性化,均朝着巫术的世界图像这一方面运动。”(14)弗雷泽也以其“类感巫术”理论对中国的风水信仰做出了解释。(15)
进入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跳出巫术和科学的二分研究,开始注意到风水信仰在社会群体中的行为模式和意义,并将其纳入中国文化的特殊背景中加以思考。弗里德曼就是这种研究的突出代表。弗里德曼在其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中,对中国社会的风水信仰做了深入讨论,他分析了风水理论的世界观前提与风水理论的具体构成,并特别关注祖先崇拜和阴宅风水关系,认为阴宅风水和祖先崇拜虽然有关,但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认为坟墓不过是“因风水上的利益而被子孙所利用和操纵的‘傀儡’”(16)。应该说,弗里德曼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风水信仰的某些外在形态,但他忽视了风水信仰可能有一个更为复杂的思想文化背景。
在人类学领域对风水的关注,不仅来自欧美的一些学者,一些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索。20世纪40年代,林耀华在其著作《金翼》中就提及了风水对宗族变迁的影响。(17)台湾的著名学者李亦园对欧美人类学关于风水信仰相关研究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他特别强调“空间和谐的风水观念实在是传统文化最基层的宇宙信念,它不但连接大小传统于其间,也自然成为华人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命相风水的宇宙观”是界定“文化中国”的三项关键指标之一。(18)他还提出了“致中和”的风水理论解释模式,他说:“传统文化中的空间和谐观念,仍然以阴阳为肇始,然后再及于五行,再进而有八卦,这些因素的综合,表现出来的就是‘风水堪舆’行为。”李氏对中国风水信仰认识的意义不在于他提出的理论的正确与否,而在于他努力跳出西方的理论解释体系,试图用中国传统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的风水信仰,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日本学者濑川昌久和渡边欣雄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9)应当说,人类学领域对风水信仰的相关研究成果是非常丰富的。(20)对此,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敬意,这些思考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近代学科体系建立之前,风水就受到了一些知识精英的批判,如汉之王充、王符,曹魏时的阮侃,唐代的吕才,宋之司马光,元代的赵汸,明代的张居正,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等。然而,自汉迄清,批者自批,信者自信,风水观念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愈加根深蒂固。但这一局面,到了近代发生了变化。受到关注的动因是风水观念对近代工程的种种阻碍,这和当时正在发展的洋务运动有直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洋务运动诱发了思想界对风水的批判。(21)批判固然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对风水的一种思考,但他们的立论基础和论证仍没有超越传统的观念和方法论。20世纪50年代,宿白先生结合宋代的墓葬考古发掘研究探析风水理论,运用风水术对宋代的墓葬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2)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风水的研究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风水研究又进入了一个相对兴盛时期。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一大批风水著作涌现。(23)这些研究,大多没有完全摆脱“科学、迷信”的二分思维,多流于宏观的理论分析,很多问题都尚待进一步细致和深入的探讨。
另外,从历史和思想文化角度研究中国风水信仰,日本学界在这方面起步较早,相关著述较多,特别是牧尾良海先生从思想史角度对中国风水信仰进行了拓荒性的研究。(24)(www.chuimin.cn)
应该说风水研究无论从哪个领域来说,都是不充分的,在历史研究领域尤其显得冷清与薄弱。但这一状况,近年已经有所改变,国内的相关研究已经渐趋丰富,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研究势头。(25)其中,余欣博士的《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和陈进国博士的《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两本著作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代表了关于风水信仰研究的最新成果。
余欣博士的研究就其地域来说属于敦煌地区,就历史时期而言是唐宋时期,就研究对象来说是他本人所谓的“民生宗教”,其实质仍然是属于传统的敦煌学范畴。该书的第二篇利用敦煌文献中有关术数文献,对敦煌地区的卜宅安居等风水信仰进行了分析。他说:“本书没有过多地纠缠于风水术或者说相宅术的数术史考辨,而是直接切入其根本观念……无非是想把对生活空间的观察提升到信仰作用下的礼俗层次。”(26)余著试图将风水信仰纳入其构建的所谓“民生宗教”这一概念体系中,按照他自己所言民生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不同在于:“不是仅仅考察民众有什么样的信仰,而是这些信仰如何作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而考察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的信仰在国家政治、地域社会、利益集团、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简而言之,重心落在宗教实践层面。”(27)这种思考反映了作者注意到了风水信仰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仅仅用单纯的民间信仰这一概念是无法加以解释的。然而,以民生宗教来取代民间信仰的叙述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风水信仰的研究定位。而且,作为一种术数体系,风水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所谓的宗教特征也是值得怀疑的。还必须指出的是,敦煌文献中的风水术数文献并不是一种地域性的文献,因而在考察这些文献时,如果仅仅限定于敦煌这个相对狭窄的区域范围,就无法廓清许多关于风水信仰的历史认识。
陈进国博士的《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一书主要是从风水信仰出发,以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为基础,应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福建地区的风水信仰的历史状况、社会生活和信仰世界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风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二是风水信仰的民俗化过程;三是风水信仰与士绅、家族的关系。这些讨论的理论基础仍然是秉承西方的人类学框架,只不过是将研究的对象从社会现实变为一种历史文献的研究,也就是作者所称的“历史人类学”探索。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风水研究的简单回顾,就会发现这些研究无论是建筑学还是人类学,甚至包括近年逐渐兴起的历史学领域研究,仍存在许多值得开拓的领域。许多研究者割裂了风水信仰与古代中国社会的天然血缘关系,将风水研究置之于学科的壁垒之中。其实风水信仰在其构建和发展中,兼容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知识、宗教信仰等众多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果离开这些具体的历史环境,而将其加以抽象和隔离,就不能准确而完整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的风水信仰。
具体到本书的研究对象——汉魏六朝时期风水信仰研究,尚未见到国内外的相关论著。(28)这种研究的薄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本研究的挑战性。
本书定位为历史研究,但不会限定于风水术的单纯历史描述,而要将其放入汉魏六朝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背景中综合分析。所以,构成本书学术基础的相关研究领域就有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扩大,比如,关于中国古代的术数研究、汉魏六朝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佛教、道教、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学术史等都是本书要涉及的领域,这些领域的相关研究也是本书重要的学术基础。(29)但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回顾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一方面,这些研究中直接讨论风水信仰问题的几乎没有;另一方面,本书研究可能要涉及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又难以尽举。这些研究领域的学术史回顾,将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加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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