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文库：黄老学派兵学理论要点

第三节　战国黄老学派兵学理论撷要

进入战国中晚期后，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自身也起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道家内部的分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观点上的差异。以庄子为代表的部分道家，对自己所面临的社会变乱深感绝望，悲观厌世，逃避现实，自我陶醉。他们泯灭善恶是非的界限，认为一切存在全是幻影，主张对什么都不必认真，追求所谓的“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⁷⁰⁾，不谴是非，与世沉浮。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庄子等人对军事问题自然也要抱无所谓的态度了，至多也不过是从崇拜自然、宣扬“无为”的角度，简单指斥否定战争现象本身而已。

但是，并非所有的道家都沿着庄子的足迹前进，当时有许多道家人物，能够正视现实，借鉴汲取其他思想学派的合理内容，丰富和发展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学说体系，从而形成了新的道家理论。这就是战国中晚期勃兴，西汉前期盛行的黄老学派。他们立足于老子思想的主体性，同时兼容并取诸子百家之长，体现出“以道德为标约，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⁷¹⁾的思想特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理论的总结，其对象实际上就是这部分新型道家。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见黄老道家的思想体系中包含了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乃至名家的一些思想内容，其特征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宗旨则有明确的功利性，即“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不但与同时的庄子学派有很大不同，也与其祖师爷老子的不少观点不尽一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由消极避世变成了积极入世。应该说这是先秦各家学术思想在对峙前提下长期相互交融贯通的必然结果。

由于黄老道家学派能够在坚持原生形态道家的某些基本原则基础上，积极面对社会现实，致力于讨论求治之道，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最重大事情之一———战争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认真的考察，并提出自己的许多看法和主张。论兵言辞在他们的著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与庄子之流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时由于其学说具有兼容博取他家思想的特色，因而其兵学观点中也往往包含有其他诸家的军事思想内涵，并不以道家兵学观为限，呈示出庞杂性和多元性。这是其优点，同时也是其不足。

战国黄老学派的著作比较丰富，在现存的著作中兵学理论比较集中的，则主要有《鹖冠子》、《文子》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先后出土的长沙马王堆帛书《经法》、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有关论兵之作等等。它们基本上展示了战国黄老学派兵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

《鹖冠子》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书•艺文志》著录于《诸子略•道家类》，为一卷。《隋书•经籍志三》亦将它归入“道家类”，为三卷。其书今本共十九篇。有的学者认为，今本《鹖冠子》是先秦古籍《鹖冠子》和《庞煖》的合集。可备一说。

鹖冠子，隐士名，东汉班固在《汉书》自注中说他是“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我们认为，《鹖冠子》大体上是战国晚期阐述黄老学派思想的著作，从全书的风格来看，它并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论兵的内容在书中占有一定的篇幅，反映了黄老学派对军事问题的基本看法。

《文子》，《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为九篇，入道家类。班固自注说：“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二篇，亦入道家，主要有北魏李暹和唐代徐灵府注本。宋代杜道坚所撰的《文子缵义》十二卷，为阐发《文子》主旨与文义的主要著作。

《文子》一书内容混糅，文义扞格之处甚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词，又互相牴牾而不合。”⁽⁷²⁾这一针见血道中了《文子》的基本特点。正因如此，关于此书的作者及其真伪，历来颇存歧见。北魏李暹将文子和计然比附为—人，这是缺乏依据的；有的学者认为《文子》“当是西汉的作品，不是先秦的著作”⁽⁷³⁾；有些学者则不疑其伪，如唐兰就断定《文子》为“先秦古籍之一”⁽⁷⁴⁾。我们认为，从全书的体例和基本思想倾向看，其书当为老子后学所辑编，大约成书于战国晚期。由于其书不出于一人之手，后人似又有所增益，所以显得相当杂驳。这也是存世的先秦古籍所普遍存在的现象。

《文子》一书杂糅有大量儒、墨、名、法学派的思想内容，但其主旨是本于《老子》的“道”和辩证法思想立说，借《老子》的语言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从总体上看，其书应属于黄老之学的著述，《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其他公私目录书将其归入道家类是正确的。

《经法》，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包括不少久已失传的先秦古籍在内的珍贵帛书，约十二万字。在这批帛书中，有写在《老子》乙卷本前面的四种古佚书。它们的名称分别是：（一）《经法》，（二）《十大经》（一说《十六经》），（三）《称》，（四）《道原》。计一万一千余字。由于《经法》是四种古佚书的第一种，且内容也比较重要，所以帛书整理小组就以它作为这四种古佚书的总名。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黄帝四经》四篇”；又“《黄帝君王》十篇”，班固原注：“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隋书•经籍志》云：“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可见所谓“黄帝”书与《老子》在先秦、两汉时是相提并论的，同为黄老学派的代表作。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唐代以后，《黄帝四经》等书均已散佚了。

帛书《经法》的出土，使我们有可能对“黄帝”书重新开展讨论。许多专家认为这四种古佚书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书。唐兰先生则更明确地肯定它们为《黄帝四经》。我们认为，且不论《经法》四篇是否就是《黄帝四经》，但它们属于战国中晚期黄老学派的经典著作当无问题。因为无论从其思想体系看，还是从其中大量的“今天下大争”这类文字内容看，《经法》四篇均具有浓厚的战国黄老思想特征，反映出战国特定的历史情景。有些人将它们视作汉初的作品，是缺乏充分的依据的。

《经法》四篇含有丰富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它汲取《老子》“道”的本体论观点和朴素辩证法理论，并加以适应战国社会变革要求的改造和发展，形成新道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军事思想，主要集中在《十大经》中，同时在《经法》、《称》诸篇中亦有所反映。它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老子》以及范蠡的军事思想，可能和兵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按《汉书•艺文志•兵家略》的说法，兵阴阳家的特点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而《经法》四篇的许多军事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基调。另外，《经法》的军事思想的又一个特点，是以研究阐述战略思想和策略原则为其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具体探讨战术原则问题则相对较少。这也是先秦诸子军事思想所具有的共同倾向。

在对战国黄老学派兵学思想的主要载体———《鹖冠子》等书的情况作了必要的说明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探讨其军事学说的主要内容及其基本特征了。首先要说的，当然就是战国黄老学派的战争观理论。

黄老学派诞生的战国晚期，正是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最后走向全国统一的前夜。在这种情况下，各家各派都必须对战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黄老学派同样没有例外。而学术渊源和现实生活的制约，使得其战争观念交织着矛盾，呈现出特殊的风貌。

作为老子学说直接继承者面目出现的黄老学派，其对待战争的态度，自然不可避免地力求与老子的观点相吻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非战的倾向。《文子》曾数次提到《老子》“兵者，不祥之器也”这个命题，论定战争是凶器，是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⁷⁵⁾。“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宝也”⁽⁷⁶⁾。《经法》也持同样的观点，将穷兵黩武看做三大祸患之一，“三凶，一曰好凶器，二曰行逆德，三曰纵心欲”⁽⁷⁷⁾，指出“大杀服民，戮降人，刑无罪，过（祸）皆反自及也”⁽⁷⁸⁾，一定会自取灾祸，自挖坟墓。至于《鹖冠子》，在反对恃强好战，穷兵黩武这一点上，亦丝毫不曾含糊，并认为战争的胜负和国家实力的强弱简单地加以等同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合实际的，“地大者国实，民众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见合所不见，盖殆不然”⁽⁷⁹⁾。严肃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的形而上学观点，其非战的倾向性实乃不言而喻了。

但是，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激烈残酷的客观现实，已无情地击碎了道家追求“小国寡民”生活的种种幻想，迫使当时的道家之徒渐渐偏离自己祖师爷老子的立场，对战争采取比较务实冷静的态度，而当时儒、墨、法诸家有关战争问题的论述，也为其战争观的深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汲取材料。这表现为《经法》等书同时包含有提倡用兵，强调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的不少内容。

战国黄老学派普遍认为战争的发生乃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社会现象，充分肯定战争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兴兵作战。《经法》明确表示：“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⁸⁰⁾认为文武两手应并行不悖，不可偏废，“始于文而卒于武，天之道也”⁽⁸¹⁾。《鹖冠子》也肯定战争的起源乃是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客观属性，指出：“五帝在前，三王在后，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⁸²⁾认为战争的存在本身就是正常的，因为它并没有改变天地日月的法则，没有搅乱阴阳生死的常规，“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阴阳不乱其气，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⁸³⁾。

当然，从事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看战争的属性是否符合于正义。黄老学派重视对战争性质的区分，如《文子》就曾按性质将战争划分为五个类型：“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⁸⁴⁾区分的标准是，凡用兵本于诛伐暴虐、救助弱小的宗旨，则为“义兵”；凡用兵基于抵抗别国侵略兼并的目的，则为“应兵”；为了争执小事，不能克制内心的愤恨而用兵，则为“忿兵”；用兵是为了贪图别国的土地，觊觎他人的财宝，则为“贪兵”；凡凭借自己地广而企图以武力压倒敌国的，则为“骄兵”。它充分肯定前两类战争的意义，而对后三类战争予以坚决的否定。指出“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⁸⁵⁾。并将这断定为自然的法则，“此天道也”。《经法》的作者亦把用兵之道分为三类：“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⁸⁶⁾。(www.chuimin.cn)

在区分战争性质的基础上，战国黄老学派进一步阐述了从事正义战争的必要性，主张进行具有正义性质的战争，而坚决反对非正义的掠夺战争。《经法》明确肯定正义战争的意义：“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⁸⁷⁾其必定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造就“地广而民众兵强，天下无敌”⁽⁸⁸⁾的局面。至于《文子》在这方面的论述，则更为丰富和深刻。它指出社会上有“贪叨多欲之人”，他们“残贼天下”，使得“万民骚动，莫宁其所”⁽⁸⁹⁾。所以需要有圣人起来征伐他们，以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夫畜鱼者，必去其蝙獭；养禽兽者，必除其豺狼。又况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为起也”⁽⁹⁰⁾。因此它积极提倡“存亡平乱，为民除害”的“义战”，指出“所为立君者，以禁暴乱也”⁽⁹¹⁾。

总之，战国黄老学派对待战争是既持肯定又有所保留的态度的。用它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兵者，百岁不一用，而不可一日忘也”⁽⁹²⁾，“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⁹³⁾，反映出其慎战与重战并重的思想倾向。它与《司马法》所提出的“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主张，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而与儒家（主要是思孟学派）简单非战和法家（尤其是商鞅一派）一味主战的偏颇立场划清了界限，可谓是黄老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观察、分析军事问题上的突出反映。

　《文子•上义》。

黄老学派在哲学上推崇“天道”，同时不废人事，主张遵循“天常”（天地万物运动规律）从事社会活动，反对过犹不及，以至走向事物的反面。在政治上，它提倡“虚静”的政治原则，主张审核“形名”，强调调整封建君臣关系，要求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达到“王天下”的目的。黄老学派的战争指导思想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其哲学、政治观念。

“存亡平乱，为民除害”的义战既有其必要，那么如何高明地指导义战，夺取胜利，也就成为黄老学派高度重视并进行透彻论述的中心问题。概括地说，黄老学派的战争指导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以道制胜、政胜为先以及推崇庙算。

“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因此在战争指导问题上，战国黄老学派很自然地提出了以道制胜的命题，“天地之道……不须礼而庄，不用兵而强”⁽⁹⁴⁾，“兵之胜也，顺之于道”⁽⁹⁵⁾。它认为人事受“天道”、“天时”的制约，“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⁹⁶⁾。所以人的各种作为，都要合乎天极———天道的准则或限度，用兵作战，自然也不例外，必须“循道而动”、“顺之于道”，即以最高的“道”加以统驭。这就是《鹖冠子•世兵》所说的“知一不烦”和“以一度万”。如果懂得了这个“道”（“一”），那么复杂的军事问题就会变得简单明了了（“知一不烦”）；因此，便可以用这个“道”来应付千变万化的情况（“以一度万”）。黄老学派指出，战争指导者一旦把握住“道”的精神实质，那么就可以进入用兵的最高境界，“指天之极，与神同方。类类生成，用一不穷”⁽⁹⁷⁾。认为这才是指导战争全局，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前提。

黄老学派的重要思想特色之一，就是其善于在立足“道”这个最高法则的基础上，重视对其他学派合理成分的兼容并取，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政胜为先”就是其战争指导思想中的逻辑命题之一。它认为从事战争必须“先为不可胜之政”⁽⁹⁸⁾，即首先要修明政治，争取人心，赢得广大民众对战争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宾服诸侯，一统天下。《文子•自然》云：“修正（政）于境内，而远方怀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宾服也。”讲的就是这一层意思。可见，所谓的“先胜”就是“政胜”；而“政胜”的核心，则是“德胜”。

在战国黄老学派的眼中，德胜的第一要义是争取民心，谋求人和，用《鹖冠子•世兵》的话说，便是“合之于人”。它认为地广民众，甲坚兵锐，“行仁义，布德施惠”，方可使“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达到“诸侯服其威，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折冲千里之外，发号行令而天下响应”⁽⁹⁹⁾。这是“义战”的最上乘境界。这表明黄老学派已清楚地意识到民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征者，民死节”⁽¹⁰⁰⁾。在此基础上，它提出了“兵者，礼义忠信也”⁽¹⁰¹⁾这一命题，强调指出战争如能基于民众的利益，就必然得到民众的拥护；如果是为了个人私欲而开战，就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对，“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¹⁰²⁾。应该说这一观点是以民为本的时代思潮在当时兵书撰著中的突出反映。

从“顺民心”的基本立场出发，黄老学派主张妥善做好各方面的战争准备。《经法•君正》为此设计了一个用七年时间修明内政而后进行征伐的具体步骤，“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如此则可立于不败之地，“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服矣”。可见，黄老学派所主张的“政胜”，还包括了顺民俗，选贤能，用刑政，省赋敛，阜民财等诸多内容，全面而具体，表现出黄老学派善于汲取诸子百家思想加以融会贯通的特色。

黄老学派还认为，要做好战争准备，还必须注意克服自身的种种不足。如《经法•国次》就提倡“毋土敝，毋故□，毋党别”，意思是不要耽误农耕，不要制造磨擦，不要结党营私。他们认为耽误农耕，上天就会降给战祸；制造内部磨擦，人员就会流失四方；分成派别，就会招来内忧外患夹攻。这样黄老学派乃从正面论证了加强战争准备的重要性，把内部团结，农耕发展视作为“政胜”的重要环节。

通过层层剥笋似的阐述论证，黄老学派最终提出了“兵之胜败皆在政”⁽¹⁰³⁾这一重要命题，集中体现了其战争指导思想的精髓。应该说，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因为在当时那种“竞于气力”的社会环境中，许多统治者虽能够致力于富国强兵，但却忽视了政治文明的建设，而像法家等学派也是只讲求功利，鄙视德政的价值和作用。黄老学派注意避免类似的思想误区，不可谓不高明。而其战争指导思想之所以能进入较高的层次，乃是新型道家思想体系的开放性质所造就的。这就是它在充分肯定老子思想体系的主导意义的同时，充分汲取儒家德治教化思想和仁义礼乐原则，从而使得其思想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和合理性。

自从孙子总结战争实践经验，明确提出“上兵伐谋”的精辟观点以后，兵学家们都普遍注意在自己的著述中阐述发挥谋略制胜的思想。战国黄老学派也同样非常强调进行庙算，以谋胜敌。如《鹖冠子》就鲜明提倡“工者贵无与争。故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¹⁰⁴⁾。对“用计谋”、“因人事”、“战克”的特点和方法，《鹖冠子》也做了充分的阐述。如就用计谋而言，它提倡用各种方法，来迷惑敌国的君主，使其变更本国的风俗，变得骄奢淫逸，肆意妄为，“爱人而与，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释罪，怒则妄杀”⁽¹⁰⁵⁾，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如此便可以“不战而胜”，实现最佳的战略目的。至于《文子》，更将庙战与“天道”结合在一起，指出，“庙战者帝，神化者王。庙战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时”⁽¹⁰⁶⁾，这表明战国黄老学派对前人“上兵伐谋”的思想精华，既有继承，又有本于自己主体思想的发展和深化。

老子主张贵柔守雌，亟言“不争而善胜”、“柔弱胜刚强”，战国黄老学派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老子这一思想，在作战指导问题上一致强调先计后战，以退为进，以谋略制敌，以阴柔取胜，构成了系统的以柔弱胜刚强为特色的战略战术思想。

黄老学派认为，用兵的精义在于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指导作战，要做到神出鬼没，无迹可求。而要达到“成功遂事，莫知其状”这种理想境界，关键在于作战指导上贵守雌节，后发制人，以争取可靠的胜利。《文子》等书的作者强调“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¹⁰⁷⁾。它们指出凡是能成就王霸大业，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都是道德上占优势的人，而所谓道德优胜，指的就是能以柔弱为本，“自得者，必柔弱者也”⁽¹⁰⁸⁾，“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¹⁰⁹⁾。这种柔弱胜刚强的战略观，反映在具体策略上便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善守雌节，做到“弗敢以先人”，认为在战争中“先者恒凶，后者恒吉”⁽¹¹⁰⁾，指出凡用“雄节”，必然是“以守不宁”，“以战不克”，反之，善守“雌节”者，则是“以守则宁，以作事则成，以求则得，以战则克”⁽¹¹¹⁾。因此必须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的方针。

至于贵柔守雌，后发制人的具体措施，战国黄老学派也有充分的阐述，其荦荦大端约有以下几点：第一，“安徐正静，柔节先定”⁽¹¹²⁾，不轻举妄动，主动将自己摆在弱者的位置。第二，“立于不敢，行于不能。单（战）视（示）不敢，明不能”⁽¹¹³⁾，故意示敌以弱，诱使敌人放松警惕和戒备，暴露破绽，为我方伺机破敌创造条件。第三，“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¹¹⁴⁾，逐渐发展自己的力量，想方设法削弱敌人的战争力量，完成敌我强弱态势的转变，乘敌人盛极而衰之际发起进攻，加以聚歼，这就是所谓“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故费不半而功十倍”⁽¹¹⁵⁾的奥秘所在。第四，随时注意情况的变化，见利思害，遇好就收，凡事留有余地，以免物极则反，“功遂身退，天之道也”⁽¹¹⁶⁾。

在遵循贵守雌节，后发制人这一总的指导原则前提下，战国黄老学派在作战指导上也推崇权变，提倡任势。这方面以《鹖冠子》的论述最为精辟。它注重权变，认为“胜道不一”，因此主张在军事活动中积极做到灵活、多变，以争取主动，赢得胜利。至于巧妙“权变”的关键，《鹖冠子》认为就是清醒认识和牢牢把握有利的作战时机，“不倍时而弃利”。它指出如能做到这一点，便算是真正懂得和掌握了“道”，也即作战指导的基本规律，“知时者与道证，弗知者危神明”⁽¹¹⁷⁾。便可以从容应付任何情况，立于不败之地了，“士不折北，兵不困穷，得此道者，驱用市人乘流以逝，与道翱翔”⁽¹¹⁸⁾。

所谓“势”，就是有利的态势。黄老学派十分注重利用有利的态势。指出“在势，故用兵有过胜”⁽¹¹⁹⁾，主张“兵以势胜”。它认为物各有性，五行相生相克，所以必须根据战争活动自身规律和特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造势任势，战胜攻取。黄老学派进而具体论述了造就有利态势的种种方法。这首先是要“齐过进退，参之天地。出实触虚”⁽¹²⁰⁾，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薄弱之处，置敌人于被动挨打的窘境。其次是要“发如镞矢，动如雷霆。暴疾捣虚，殷若坏墙。执急节短，用不缦缦”⁽¹²¹⁾。它主张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兵贵神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最后是要“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趋吾所时，援吾所胜”⁽¹²²⁾，即扬己之长，避己之短，致人而不致于人，牢牢控制战场主动权，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隙。它认为如能做到这几点，自己便拥有了有利的作战态势，可以无往而不胜了。这种积极的作战指导思想，显然是汲取了先秦兵家思想精华的结果，而与老庄为代表的传统道家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具有历史进步性。

综上所述，战国黄老学派的军事思想是相当丰富且具有特色的。它充分汲取了战国其他学派有关军事问题理性认识的长处，系统构筑起自己的军事思想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它对战争的态度，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认识，比较客观全面，具有一定的辩证色彩。如其“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以及“刑德相养”等观点，就比战争万能论或德化至上论都要显得高明。另外，像其“柔弱胜刚强”，后发制人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成为弱方抗衡强敌，最终夺取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

当然，战国黄老学派的军事思想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将守雌贵柔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一概否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的必要性，这就陷入了认识论上的偏颇，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第二，较多的掺杂了阴阳五行说的内容，如奢谈什么“阵以五行，战以五音”，“假鬼神以为助者”，影响到对兵学规律探讨的深度。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如同黄老学派整个思想体系一样，其军事思想较多地沿袭其他学派的观点，无论是其战争观还是战争指导思想都存在着较明显的折中调和倾向，创新特色相对缺乏，从而影响到其理论的纯正性质。这也使得其不少论述肤浅，缺乏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