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军事思想的主要内涵: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儒家军事思想的主要内涵儒家军事思想是历代儒家关于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充实，长期作用和影响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递嬗。这是儒家军事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观点。儒家区分战争的性质，明确提出“义战”与“非义战”的对立范畴，这是其军事思想，特别是其战争观比较成熟的标志。

第一节　儒家军事思想的主要内涵

儒家军事思想是历代儒家关于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充实，长期作用和影响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递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形态，它的基本内涵突出地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注重区分战争的性质，提倡以吊民伐罪为宗旨的“义战”。

儒家根据其政治思想的原则立场，十分强调对战争的性质加以区分，把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战争明确划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在他们看来，凡是基于吊民伐罪、拯民于水火之中的立场而从事的战争，就是正义的、合理的，应该拥护；反之，凡属于以满足统治者私欲为宗旨而进行的战争，则是非正义的、逆天背道的，应该加以谴责和反对。这是儒家军事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观点。

儒家认为那种拯民水火、吊民伐罪，为实施仁义而开辟道路性质的“义战”，不是虚幻的想象，而是普遍存在于历史上的，“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¹⁾，“是以尧伐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²⁾。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义战”也是应该成立并积极推行的。如孟子鼓励齐宣王征伐燕国，就是明显的例子，“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³⁾。

儒家进而指出，“义战”顺乎天而应乎民心，“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因此必定是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甚至根本无须通过真正的战斗，“国王好仁，天下无敌焉……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⁴⁾，“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义战”既然如此合乎天道人心，又这样成效显著，儒家就据此而逻辑地得出结论，从事“义战”，就是用兵上的最理想境界，是任何战争指导者都应该执著追求的战争宗旨：“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⁵⁾至于该通过何种手段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儒家人物是不曾也不屑于从军事学术层面去考虑的，而认为只要在政治上贯彻实施仁政就可以了，“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则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⁶⁾。在他们眼里，其他条件均是无足轻重，都可忽略不计，“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⁷⁾。

儒家既然将战争的宗旨简单规范衍化为仁政、德治原则的推行与实现，那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战争活动就要采取基本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了，在他们看来，与“义战”相比，社会生活中“不义之战”要多得多，它们给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

在孔子眼里，当时频繁发生的战争，其性质大多是属于非正义的一类，是统治者为了满足个人攫取土地、财富和霸权等私欲的产物，是“天下无道”的表现。所以孔子认为，理想的境界，应该像当年齐桓公所做的那样“九合诸侯，不以兵车”⁽⁸⁾，以消弭战乱为理想的追求。

孟子和荀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正是战争高度频繁激烈，其后果日益残酷，历史正进入从兼并到逐渐显现天下统一端倪的阶段。然而儒家拿自己的政治原则与当时的战争现实进行衡量，进入视线的仅仅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表层现象。于是他们不胜感慨，将当时顺应历史进程的战争定性为“不义之战”，予以抨击和斥责。如孟子反对“强战”，“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⁹⁾。反对依赖武力取得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¹⁰⁾。认为那些动辄驱民作战的人“不容于尧舜之世”，主张对他们处以最重的惩罚，“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之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¹¹⁾又如荀子，也反对动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指出：“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¹²⁾并强调倚恃武力的不美妙结果，“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¹³⁾。

儒家区分战争的性质，明确提出“义战”与“非义战”的对立范畴，这是其军事思想，特别是其战争观比较成熟的标志。先秦诸子中其他学派虽然也对战争的“义”与“不义”性质有所阐述，但就深度而言，却不如儒家在这方面的建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义战”，不存在真实的历史之中，仅仅是其主观臆想的产物，他们对它的肯定和歌颂，属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他们所针砭抨击的“非义战”，却是真实的存在，是历史前进的直观表现形态。因此，儒家的战争观的根本倾向，是“非战”立场，这一点是与墨家之“非攻”、道家之“去兵”观点相一致的。

第二，突出军事对政治的从属关系，表现出显著的民本主义色彩。(www.chuimin.cn)

前已指出，儒家学说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因此军事思想在其整个理论建构中居于从属地位，强调军事对于政治的依附从属关系，乃是其军事思想的特色之一；而崇尚民本、重视民心归向对于战争成败的意义，则是儒家军事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点，在先秦儒家三位代表人物孔、孟、荀的论述中均有深刻的反映。

孔子强调以礼乐治国，以仁德服人，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珍惜民力，宽厚待下，节制剥削，不夺民时，因而对待战争持严肃谨慎的态度。《论语•述而》言：“子之所慎，齐（斋）、战、疾。”可见他把战争看同斋戒祭祀、疾疫一样，从不掉以轻心。孔子高度重视民心向背，以探求战争胜负的因素。他提倡德治，其目的是要争取民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一政治观点，在其战争观中同样有着突出的反映。如他曾把“足食”、“足兵”、“足信”列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个基本要素。《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问答清楚表明：其一，在信、食、兵三者关系中，信是主导的，兵与食是从属的。其二，足兵、足食是“民信”的必要条件，“民信”是决定战争胜负、资源充足的根本保障。这实际上已触及了民心向背与军事成败相互关系的重要命题。这种取信于民的思想为后世政治家、军事家所普遍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它和“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战立场一起而成为孔子战争观中的闪光之点。

孟子作为儒家道德学派的代表，把军事活动的宗旨归结为“吊民伐罪”、“安天下之民”，而这一宗旨的提出，又基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民本”观念。这种“仁政”原则指导下的战争目的论，反映了孟子军事思想对其政治理论的依附与从属。于是孟子认为，行仁义之师，军事上的成功即有了充分的保证，“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¹⁴⁾同样，军事活动遭到挫折，在孟子看来也是不行“仁政”的必然结果，“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¹⁵⁾。总之，“仁政”原则与军事成败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战争的不同结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¹⁶⁾。这里的“得道”，其实际含义便是施行“仁政”，民本至上，同样，所谓的“失道”，便是拒施“仁政”，与民为敌。孟子就这样奏响了儒家民本军事观的最强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宝库。

荀子是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军事从属于政治、民心归向决定战争胜负的认识尤为深刻与透彻。他肯定“仁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强调指出：“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¹⁷⁾为了达到这一理想，荀子认为，一是要提倡附民爱下，力行仁政，“彼仁义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¹⁸⁾，“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¹⁹⁾。二是要修礼。荀子视礼为“治辨之极”、“威行之道”、“功名之总”，认为只有尊奉礼义，遵循制度，尚贤使能，教化百姓，顺从民心，才能造就军事上的强盛，“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藉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郭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²⁰⁾。否则，便会民众离心，导致军破国亡，“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²¹⁾。

由此可见，儒家始终把政治清明、民心向背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强调只要赢得民心，便可以无敌于天下。而争取民心的关键，在于修明政治，推行“仁政”与“礼乐”。儒家军事思想中的这种民本精神，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不无积极影响。

第三，文武并举，致力于国防建设；尊卑有序，提倡以“礼”治军。

儒家是“家国一体论”者，因此对国防问题予以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提倡气节，严格夷夏之防，主张抵御外侮，团结民众共同对敌，追求国家安定、民众安居乐业，保持中华文化的承续性，从而奠定了儒家国防理论的基本立场。在具体国防建设指导方针问题上，儒家主张文武并举，政治与军事相互倚重，密不可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²²⁾。意谓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要建设国家，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后盾；而要增强国防，从事义战，则必须以修明政治，发展经济为基础，这样就深刻地阐明了政治与军事、经济建设与国防巩固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一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国防建设指导方针。

在具体的国防建设措施方面，儒家也提出了不少精彩的意见。首先是要顺从民意，以民为本，积极调动普通民众参加国防建设事业，尽可能使民众与统治者的意愿统一起来。儒家认为统治者应该做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²³⁾，以争取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借此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前提。其次儒家主张加强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统治者的失职与罪过。进而提倡教育与训练民众，使其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能够从军作战，共卫社稷，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谓“善人教民七年，即可以从戎矣”，就是这层含义。最后，儒家主张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建设起一支能征惯战的强大军队，并注意造成一种清明和谐的政治环境，以求在战争中牢牢立于不败之地，“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²⁴⁾。当然儒家的国防建设主张与法家等学派还是有重大区别的，这就是它以仁义为本，而不一味推崇暴力，迷信武力，所谓“无兼并之心”和“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²⁵⁾云云，正反映了儒家国防观的独特性格。

儒家在治军问题上也有比较系统的主张，其基本内容是提倡以“礼”治军，重视将帅道德品质的修养，强化军队内部的等级秩序，这一切正是儒家“礼治”理论在治军问题上的具体反映。

儒家讲究“礼治”，在治军上就是主张运用“军礼”来治理军队，指导各方面的工作，以期行必中矩。孔子曾就此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²⁶⁾所谓“军礼”，就是军队根据儒家“礼乐”精神而具体制定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到了荀子那里，对“礼治”的强调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礼乐”成为军队强盛，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上不隆礼则兵弱”⁽²⁷⁾，“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²⁸⁾。在治军中认真贯彻“军礼”的基本前提下，儒家强调将帅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孔子指出，一个人（当然也包括军事将领）要做到仁、智、勇三全，“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²⁹⁾。荀子也对将帅品德修养问题作出了全面的阐发，“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³⁰⁾，“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³¹⁾。荀子认为能够做到以上几点，这样的将帅就是杰出的将帅，“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³²⁾。

儒家军事思想的主要内涵: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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