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于天的责骂。以上所述,便是先秦学术勃兴的根本原因。......
2023-08-17
第五节 《六韬》
《六韬》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兵书,成书于战国晚期。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可谓熔儒、道、法、兵等各家思想于一炉,表现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特色,也反映出作者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和眼界。
一、《六韬》的战争观
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作者认为:“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启之,无有闭之也。……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124)这就是说,能否在战争中克敌制胜,进而取得天下,其决定因素绝不在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在于是否顺应天下的民心民意,是否合乎天地间的道义公理。若战争的动机与目的能够顺应民心、合乎道义,就能得到天下万民的支持,就能无往而不胜,反之,则天下之人成为你的对抗者和劲敌,就必然导致失败。
关于战争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作者提出了“爱民”的思想,具体内容是:“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125)也就是说,实施统治,制定和采取各项治国措施,都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要保障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使他们安居乐业,心情舒畅。统治者要将人民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去悉心爱护,与其同忧同乐,“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126)。只有在政治上取得人民的支持,才能政通人和,上下一心,这才是取得战争胜利最根本的保证。
二、《六韬》的战略指导思想
《六韬》在战略指导方面继承了《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的“大战略”思想,并在具体措施和手段上有所发展。作者提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127)“上战无与战”,把“不斗”、“无与战”的方式和“全胜”、“无创”的结果作为战争的最高层次和境界,即尽量将战场的暴力、残酷的厮杀降到最低程度,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非暴力手段的制胜作用。《六韬》对非暴力手段的作用及其运用方法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武韬》中的《文伐》、《三疑》两篇中。所谓“文伐”,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刃而伐之也”(128)。即以政治、外交等等多种方式削弱敌国的实力,迫使敌国屈服,或为最后的武力取胜创造有利条件。在《文伐》篇中,作者提出了“文伐十二节”,即十二条削弱敌国的方法,目的就是要腐蚀、麻痹、分化、瓦解敌国的君臣,使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造成严重损失,以消耗其实力,在时机、条件成熟之际,对其发动军事进攻。正如作者最后指出的:“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现),乃伐之。”
在《三疑》篇中,作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攻强”、“离亲”、“散众”的伐谋之道的实施策略,即“因之”、“慎谋”、“用财”。概括起来说,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就要因势利导,助长其强大的势头和扩张的野心,使其盛极而衰;要想离间其君臣间亲近的关系,使用的计谋和手段一定要慎重、周密、隐蔽,使其无法察觉;要想离散其民众,就要设法给其民众施以恩惠,而不能吝惜钱财。这些都是对“文伐十二节”的补充。(www.chuimin.cn)
此外,《六韬》的战略指导思想还体现在战略形势的判断和战略决策的制定方面。作者认为,战略形势的判断和战略决策的制定应建立在对情况的全面了解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指出:“天道无殃,不可先昌。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先谋。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129)只有天、人、阴、阳、内、外、亲、疏等方方面面的情况都已掌握,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同时,一旦得出对战略形势的判断,就应果断决策,不可贻误战机,所以作者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130)。
三、《六韬》的作战指挥思想
《六韬》作战指挥思想首先表现在其对战国时期活跃于战场之上的步兵、战车、骑兵诸兵种协同作战战法,以及各兵种的作用、特点、优劣的论述。
在《虎韬》、《豹韬》、《犬韬》中,作者分别进行了论述。如《虎韬•必出》说:“勇力飞足冒将之士(步兵)居前,平垒为军开道,材士强弩(步兵)为伏兵居后,弱卒车骑居中。……以武冲扶胥(战车)前后拒守,武翼大橹(战车)以备左右。”提出突围战中各兵种的使用和协同。如《豹韬•林战》说:“林战之法,率吾矛戟(步兵),相与为伍。林间木疏,以骑为辅,战车居前,见便则战,不见便则止。”指出在林地作战中诸兵种的使用和协同。《豹韬•敌武》说:“伏我材士强弩,武车骁骑为之左右,常去前后三里。敌人逐我,发我车骑,冲其左右。……选我材士强弩,伏于左右,车骑坚陈(阵)而处。敌人过我伏兵,积弩射其左右,车骑锐兵疾击其军,或击其前,或击其后。”提出了在遭遇战中诸兵种的使用和协同。《豹韬•鸟云泽兵》说:“须其毕出,发我伏兵,疾击其后。强弩两旁,射其左右,车骑分为鸟云之陈,备其前后,三军疾战。敌人见我战合,其大军必济水而来,发我伏兵,疾击其后,车骑,冲其左右。”指出在江河防御战中诸兵种的使用和协同。关于各兵种的运用特点,作者在《犬韬•战车》中指出:“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三军同名而异用也。”也就是说使用步兵贵在随时掌握战场形势的变化,这样才能随机应变;使用战车贵在熟悉地形情况,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使用骑兵贵在了解和掌握小路、捷径,这样才能有效地对敌实施迂回、穿插和奇袭。
这些论述,很多是具有开创性的,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古代的作战指挥理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六韬》的作者还特别强调要赋予将领独立的指挥权,指出:“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131)即认为将领在作战指挥中必须具有能临机决断的大权,这样才能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限制,充分发挥其指挥才能,独往独来,无往而不胜。因而,作者在《龙韬•立将》篇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国君对军队主将的任命和授权的隆重仪式,并着重指出:“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骛,兵不接刃,而敌降服。”
此外,作者根据战国时期战场范围广大、作战地形复杂的新情况,论述了山地作战、林地作战、沼泽地作战、渡水作战、险隘地形作战、深草灌木地带防敌火攻作战等特种作战的战法;根据战国时期军队规模扩大、作战样式日趋多样化的新特点及其对作战指挥提出的新要求,论述了金鼓旗号等指挥工具以及阴符、阴书等通信联络手段无敌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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