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兵法》与《尉缭子》的研究成果

第四节　《孙膑兵法》与《尉缭子》

一、《孙膑兵法》的军事思想

《孙膑兵法》成书于战国时期，《汉书•艺文志》著为《齐孙子》，后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简出土后，其面貌及其军事学术价值重新受到重视。其军事思想，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通过正义实现统一

孙膑十分强调的正义性，他说：“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⁷⁵⁾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自三皇五帝以来，人类就有争夺。为了禁止争夺，那种“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唯有“举兵绳之”⁽⁷⁶⁾才能“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⁷⁷⁾。重战不是好战，求胜不是贪胜。孙膑告诫统治者，“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⁷⁸⁾。“乐兵”就是好战，“利胜”就是贪胜。穷兵黩武是孙膑所反对的，他指出，只有“恶战者”方可为“兵之王器也”⁽⁷⁹⁾。

战国中期，兼并战争连年不断，为了防止敌国进攻，孙膑认为军队要常备不懈，犹如佩剑，“旦暮服之”⁽⁸⁰⁾，不可须臾离开，所谓“事备而后动”⁽⁸¹⁾。

（二）注重战争规律的研究

《孙膑兵法》中引人注目的是对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的刻意探求，这就是关于“道”的阐述。《孙子兵法》称之为“战道”，含意是相同的。孙膑对“道”有其深刻的见解和独特的发挥。《威王问》中，齐威王和田忌先后向孙膑提出了许多军事问题，在孙膑看来，他们所问都是一些具体的战术问题，未能涉及战争规律问题，因此孙膑颇有感触地说，二人“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他在《势备》中也说过：“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用而不知其道者，（兵）无功。”

关于“道”的内容，孙膑认为：“唯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陈则知八陈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⁸²⁾其意是要了解和掌握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和战机等有关指导战争的根本问题。具备以上条件，并确有胜利的把握就打，没有胜利的把握就不要轻率用兵。兵凶战危，对战争问题一定要坚持慎重的态度。

孙膑在《篡卒》中提出制胜五原则：“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孙膑把“得主专制”（国君赋予将帅机断指挥权）作为战场指挥员制胜的首要条件是别有深义的。战国中期，战争规模、战场地域和作战方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将帅依据变化无常的战场情况，实行机断指挥，已成为关系胜负的重要因素。例如公元前308年秦韩宜阳之战时，秦武王与将军甘茂订立息壤之盟，甘茂就是要求秦武王保证对他的军事指挥不要妄加干预。又如公元前224年王翦率六十万大军伐楚，临行前向秦王政“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也是为了获得机断指挥权。王翦明确向人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⁸³⁾

可贵的是，孙膑在探索战争规律时，十分重视人的因素。《月战》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因为“人”在战争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孙膑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这就是“气”（士气）。《延气》篇论述了“延气”、“利气”、“厉气”、“激气”，都是关于激励和振奋士气方面的内容。

“道”反映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为对阵、势、变、权的运用。《势备》云：“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势备》惜为残简，无以知此四者的全部内容。大体上，“势”指的是“攻无备，出不意”，这是指进攻的突然性。为了实现突然性，作战行动要迅猛有力。他以弓弩为喻，阐述其观点，“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⁸⁴⁾。在《威王问》中，孙膑就敌我兵力强弱众寡和不同态势如何处置作了具体的阐述。齐威王对于孙膑的回答表示赞许，其赞扬之词就是“善哉！言兵势不穷”。今天我们虽然看不到孙膑贵势的全部内容，但是从竹书中的片言只语也可略知其精髓所在。“权”指的是“昼多旗，夜多鼓，所以送战也”。“送战”即“致战”，引诱、调动敌人就范。从残简推断，“变”似指“（示之远），中之近；（示）之近，中之远”，即《孙子兵法》所说的“示形”（欺骗和佯动）。“阵”的内容，简文缺失。但它位于“势、变、权”之首，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幸有《八阵》简文完整，尚可窥见孙膑关于“阵”的部分观点。《八阵》说：“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用阵三分，诲阵有锋，诲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敌弱以乱，先其选卒以乘之。敌强以治，先其下卒以诱之。”这一段论述很重要，它使我们对于八阵及其阵法运用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

所谓八阵不是八个阵，而是对各种阵势的泛称。运用八阵时，有两方面的战术要求。第一要“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⁸⁵⁾。第二就是在阵的兵力部署和运用上，要有前锋和后续部队。把兵力分为三部分，每阵的部署应“斗一，守二”，即先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同敌交战，以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作机动。遇到弱而乱的敌人，就用精锐士卒，乘敌弱、乱，率先冲击和突破敌阵，打乱敌军阵势；遇到强而治的敌人，就用饵兵诱敌就范。此外，在《孙膑兵法》中还谈到许多具体阵法，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孙膑兵法》一个重要的作战思想，就是“必攻不守”。《威王问》中，孙膑认为田忌所提的赏、罚、权、势、谋、诈均非用兵的紧要问题，只有“必攻不守”才是“兵之急者也”。一种意见认为，“必攻不守”是指以进攻为主而不是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指导。一种意见认为，“必攻不守”意为进攻方向必须选择在敌人没有防守或不易防守的要害地域，它与《孙子兵法》的“攻其所不守”、“避实击虚”是同一文义。孙膑在齐魏桂陵之战中，实行“批亢捣虚”的作战方针，正可以作为这一思想的有力注脚。今天，我们一般使用“避实击虚”这一词语来表述此种作战原则。这一作战原则揭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只要战争存在，它的生命力就是永恒的。斯大林说过：“规定基本打击方向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时期各次战役的性质，因而也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十分之九的命运。战略的任务就在于此。”⁽⁸⁶⁾由此可见，把“必攻不守”释为攻其所不守并没有降低对孙膑这一原则的评价。

《孙膑兵法》世无完书，就作战指导思想而言除了银雀山竹书反映的内容外，《通典》、《武经总要》所载孙膑的言论也是不可忽视的。

《通典》载：“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日，乘敌虚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

《武经总要》载：“孙膑亦曰：‘骑战之道，以虚实为主，变化为辅，地形为佐。’又有十利八害焉。一、乘其未定。二、掩其不固。三、攻其不属。四、邀其粮道。五、绝其关梁。六、袭其不虑。七、袭其战器。八、陵其恐惰。九、掩其未装。十、追其奔散。此十利也。八害者：一、敌乘背虚，寇蹑其后。二、越阻迫北，为敌所覆。三、往而无以返，入而无以出。四、所从入者隘，所由去者远。五、涧谷所在，地多林木。六、左右水火，前后山阜。七、地多汙泽，难以进退。八、地多沟坑，众草接茂。此八害者，皆骑士成败之机。将必习之，乃可从事焉。”

战国时期作战重视快速机动，一个很重要的物质条件是骑兵已成为一个独立兵种，在战场上崭露头角，显示出它特有的威力。作为军事家的孙膑，敏锐地觉察到骑兵在战场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进行科学的总结，提出了骑战的若干原则，其学术价值和对战争指导的作用不可低估。孙膑去世一百多年后，西汉同匈奴在荒漠草原展开了骑兵集团对骑兵集团的大规模机动作战，而其骑战之法大体上不外乎孙膑所提出的一般原则。

二、《尉缭子》的军事思想

《尉缭子》，《武经七书》之一，成书于战国时期，被有的学者誉为“不在孙武之下”⁽⁸⁷⁾的著名兵书。《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认为它“能分本末，别宾主”，“理法兼尽”。自汉唐以来，它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和重视。

（一）“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

《尉缭子》认为，“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⁸⁸⁾。处于历史主导地位的新兴地主阶级，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正义战争充分显示出必胜的信心和力量。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在军事上的代言人，尉缭子明确主张“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⁸⁹⁾。只要是吊民伐罪，正义在我，战略上力求先发制人。

十分可贵的是，《尉缭子》对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作出了正确的表述：“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⁹⁰⁾它认为军事是骨干，政治是根本；军事是表象，政治是本质。这一军事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实质上触及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重要原理。其可贵之处在于，《尉缭子》不仅在自然观上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倾向，而且在政治观上也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并以此为基础贯穿全书。它开篇第一章《天官》就明确阐述了人的能动作用是决定胜负的根本，深刻地批判了当时占星家利用天文星象预测胜负的唯心论说教。

（二）明法审令的治军思想

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恩威并用、赏罚兼施从来是封建社会治军的不二法门。《尉缭子》也不例外，主张“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⁹¹⁾，不仅如此，它还主张罚贵赏贱，以求达到整肃军纪，确立军威。它说：“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天而万人说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⁹²⁾信赏明罚，严格管理，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可以实现“发能中利，动则有功”⁽⁹³⁾，成为“王霸之兵”⁽⁹⁴⁾。

《尉缭子》关于军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重将帅的选拔和官兵关系的和谐。(www.chuimin.cn)

“举贤用能”、“明法审令”、“贵功养劳”⁽⁹⁵⁾，这些都是对选择将帅的一般要求。除此之外，它还明确要求将帅在战场上要做到“三忘”，“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桴而鼓忘其身”⁽⁹⁶⁾。在作战指挥上要做到“三不制”和“四无”，“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⁹⁷⁾。一个优秀的将帅，既具备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又掌握机断指挥的权力，在战争中就能建功立业。

《尉缭子》十分注重军队内部的团结，认为官兵之间的关系犹如心与四肢的关系，“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⁹⁸⁾。所谓将帅的“心诚”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其时时处处为人表率，做到“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逸必以身同之”⁽⁹⁹⁾。

“制必先定”⁽¹⁰⁰⁾是《尉缭子》治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认为，严格而周密的法制是取胜的重要保证，所谓“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¹⁰¹⁾。

制度问题范围很广，《尉缭子》从军队的管理、教育、训练和作战各个方面论述了以法治军的重要性和具体主张。例如，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它主张配置“踵军”（接应部队）、“兴军”（前卫部队）、“分塞军”（后方卫戍部队）和“前御军”（前方警戒部队），各自的作战任务都有明确区分，以保障战争的胜利。又如，为了在战争中搞好协同和指挥，它要求用旗、羽、章作标志，并在《经卒令》中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以便识别和约束。而在作战中，它要求严格区分金、鼓、铃、旗的指挥功能，以统一号令，夺取胜利。

（三）《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

《尉缭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兵形势家”，而且是所列十一部兵书中唯一存世的一部，其余都失传了。因此，要了解“兵形势”这一流派的思想和特点，《尉缭子》便显得异常珍贵。

所谓“兵形势”，班固有明确的表述：“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雷动风举”言兵锋之威，“后发而先至”言军行之快，“离合背乡”言其机动能力高，“变化无常”言其战术变化巧，“以轻疾制敌”那就相当于今天所谓速战速决的意思了。这充分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后军队运动性提高，战场机动能力增强的时代特征。《荀子•议兵》说，当时“后之发，先之至”，已成为“用兵之要术”。

“兵形势家”的《尉缭子》与“兵权谋家”在战争指导上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孙子兵法》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从《尉缭子》的《战威》、《攻权》等篇可以看出，它继承和吸取了“兵权谋家”这一战略思想，主张“不暴甲而胜”⁽¹⁰²⁾。它把战争的胜利分为三种方式：一是“道胜”，二是“威胜”，三是“力胜”。所谓“道胜”就是“庙胜”，“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¹⁰³⁾。为了求得全胜，未战之前要有必胜的条件，“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¹⁰⁴⁾。它批评那种企图凭借侥幸以取胜的做法是“曲胜”，“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¹⁰⁵⁾，认为非全胜者是不懂得战争谋略、没有权威的将军。

从一般治军作战而言，《尉缭子》高度概括出十二条原则：“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豫备，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敢断，得众在于下人。”⁽¹⁰⁶⁾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堪称警策。

《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未战之前的对敌优势，将战之时的作战布势，既战之后的凌敌威势。

1.强调拥有军事实力，建立战前的对敌优势

战争是敌对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以及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我国古代进步的兵学家无不重视战前要创造良好的客观基础。“兵形势”中的“形”与“势”是有区别的。《孙子兵法》中有《形篇》与《势篇》。《形篇》之“形”主要讲军事力量，《势篇》之“势”主要讲军事力量的发挥。

“兵形势家”是“形”与“势”的统一论者，离开“形”去空谈“势”，或离开“势”去奢谈“形”，无异于只讲主观努力不讲客观条件，或只讲客观条件不讲主观努力，都是不正确的。“兵形势家”，首先是实力论者，强调经济的、军事的、自然的客观条件，也就是所谓“富国强兵”。《尉缭子》明确主张“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¹⁰⁷⁾，造成“不暴甲而胜”⁽¹⁰⁸⁾的优势地位。

从作战而言，《尉缭子》十分重视战前准备，主张站稳脚跟，反对浪战。它说：“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¹⁰⁹⁾又说：“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¹¹⁰⁾它认为必须“权敌审将而后举兵”⁽¹¹¹⁾，坚持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

2.精心运筹决胜，造成最佳战场布势

在作战指导上，《尉缭子》主张“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¹¹²⁾，进攻在于出敌意外，防御在于巧妙伪装，隐蔽部署。为了形成最佳的战场布局，求得有利的作战态势，它要求一方面“事在未兆”⁽¹¹³⁾时，先期做好作战准备；另一方面要广施权变，迷惑、欺骗敌人，所谓“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¹¹⁴⁾。自己站稳脚跟与不让敌人站稳脚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修己”，是否确实具备了取胜的把握，做好了胜敌的准备。

战场布势的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攻、防、追、遭、退，各有特殊要求。即便同是防守，野战防御、阵地防御、城邑防御、河川防御等等，也都各有其不同的防御特点和要求。以城邑防御为例，《尉缭子》对此作了若干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有些地方都超过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也超过了《吴子》。如说：“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拆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¹¹⁵⁾又说：“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在城邑防御的指导思想和作战布势上，《尉缭子》反对单纯防御，并注意到了城坚、粮丰、水足、兵力优势、装备精良等问题。尤为可贵的是，它十分重视机动部队适时策应。

战场布势，在《尉缭子》中还表现为以奇正造势。它认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¹¹⁶⁾我们从《分塞令》这一篇清楚地看到，《尉缭子》所言布阵之法主要是五军阵，中、左、右、前、后军。中军是指指挥员控制的机动部队，《握奇经》称之为“余奇”之兵。阵形无论如何变化，中军始终居中，位置不变。变化的是前、后、左、右军。古兵法关于五军阵变换为八军阵，有两句名言，一是“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二是“四正、四奇，八阵生焉”。前、后、左、右四军通常称为“四正”，在左前、左后、右后、右前四个方向上部署的兵力，通常称为“四奇”。《尉缭子》认为，善于巧妙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正兵和奇兵，广泛采取奇谋诡诈之术，“有者无之，无者有之”⁽¹¹⁷⁾，出奇制胜，就能取得胜利。可见它对于运用“奇正”造势是相当重视的。

3.临阵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击敌威势

如果说在战前建立军事实力优势和形成有利态势都还只是战斗力蓄势于前，是能量尚未完全变为动中之“势”的“形”，那么，作战中充分发挥出来的击敌威势，或常言所谓破竹之势，就是战斗力由静态的“形”转化为动态的“势”，已属于“任势”⁽¹¹⁸⁾的范围了。《孙子兵法》用高山滚石来比喻军力发挥的锐势。那么，军队在战场上所发挥的锐势除了军事实力和战场态势等客观条件外，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从《尉缭子》中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指挥专一，先发制人，避实击虚，兵贵神速。

关于指挥专一，《尉缭子》认为：“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又说：“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¹¹⁹⁾它主张的这种“三不制”、“四无”，就是主张授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将领指挥专一，便能形成“一人之兵”，才能锐不可当，“天下皆惊”。

关于先发制人，它征引兵法说：“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然后得出结论：“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¹²⁰⁾先机而动，先发制人，这在战役上、战斗上从来就是兵家制胜的信条。至于在战略上，先发制人固然也会取得突然击敌的效果，这只是从纯军事的角度而言。如要考虑政治性质，社会的、国际的影响，那就又当别论了。

关于避实击虚，它强调“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¹²¹⁾，“我因其虚而攻之”⁽¹²²⁾。这也是兵家制胜的不二法门。无论在战略上，或在战役上、战斗上，主攻方向都应力求选择在既是敌虚弱又是其要害之处，这样才能用力少而收功多，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关于兵贵神速，《尉缭子》也有精辟的论述，如说：“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¹²³⁾兵力集中，展开迅速，进攻敏捷，指挥正确，兵锋所向，无敌不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