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文库：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成果

第一节　战国兵学的地域文化特征

所有人类活动的痕迹都显示，人的地域文化品性，是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漫长的历史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同样，地域文化品性作为重要的人文及自然结晶，也弥散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华民族内部每一群体、每一族群的历史进程。换言之，辽阔广袤的大地、复杂丰富的生态景观，对生活以不同方式的参与和投入，使得中华大地上的居民早在文明初曙之时，就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所谓原始社会末年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集团，实际上既是血缘关系、文明形态的分野标志，更是地域文化属性的畛域界别。历经了近三千年的建设与战乱，繁荣与毁灭，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兼并天下，统一六国，终于画下了阶段性的句号。

地域文化的特征鲜明而稳定，这一点在社会思潮的演变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先秦时期（主要是春秋战国阶段）思想学术界出现了众多学派，呈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热烈景象。这固然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但同时也与各家所处的地域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如儒家之于邹鲁、法家之于秦晋、道家之于楚地、阴阳家之于燕齐等等。学者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文化现象的普遍存在，都力图考察社会文化所植根的地域土壤，从地域文明的角度审视和把握文化的趋向和特色。这一努力早在《禹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汉书•地理志》那里即告开始，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在这上面投入大的精力。如任继愈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中将春秋战国的文化区域划分为四个，指出当时分别产生了四种文化类型，即邹鲁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晁福林先生在其《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一书中将当时的文化类型归纳为：周文化圈、齐鲁文化圈、秦晋文化圈、楚文化圈。

军事思想作为整个思想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成熟，与人类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总体发展演化，有着深刻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也与地域文明的主导趋势相同步。换言之，先秦时期的兵学文化，同样显示出鲜明突出的地域特征。大致而言，它在当时主要体现为三大类型：即齐鲁兵学文化、三晋兵学文化和以楚吴越为代表的南方兵学文化。

齐鲁兵学文化。它是先秦兵学文化中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其兵学数量之繁富，思想之精粹，范围之广泛，个性之鲜明，影响之深远，在先秦诸侯列国中是首屈一指的。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¹⁾这不仅是儒家理想政治的写照，同样也是齐鲁兵学在先秦兵学中地位的体现。这表现为兵学著作数量繁富，蔚为大观。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大部分都诞生于齐鲁大地。就齐国而言，收入《武经七书》的五种先秦兵书中，属于齐地兵家系统的就有三种：《司马法》、《孙子兵法》和《六韬》。另外，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齐国的重要兵学著述，还有《齐孙子》（即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八十九篇，《子晚子》（今佚）三十五篇等。而在《管子》一书中，兵学思想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涉及的军事问题的篇目，就有《兵法》、《制分》、《七法》、《地图》、《参患》、《势》、《九变》、《霸言》、《小匡》、《小问》、《幼官》、《侈靡》、《重法》、《法法》、《立政》、《大匡》、《八观》、《五辅》等。这些情况表明，在先秦及两汉传播的兵学著作中，数量最为丰富，内容最为精博，且影响最为深远者，当首推齐国兵学著作。

就鲁国而言，其兵学文化虽远不似齐国繁荣发达，但是，在当时也不无值得称道之处。从兵要地理角度分析，鲁国拥有一定的优势，所谓“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许陈，足以方行于中夏矣”⁽²⁾。春秋之初，鲁国曾强盛一时，四败宋，两败齐，一败卫、燕，几与“小霸”的郑国及强齐相匹敌。⁽³⁾这种局面的出现，以及长勺之战中所反映的高明作战指导，均标志着周公旦所创立的文化传统中，兵学是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吴子》一书，论治军用兵多袭用儒家“仁”、“义”、“礼”、“德”、“教”等重要范畴，提倡“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等等，更是鲁文化“宗仁本义”特色的突出体现。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九《子部•兵家类》云：“然（起）尝受学于曾子，耳濡目染，终有典型。故持论颇不诡于正。……大抵皆尚有先王节制之遗。高似孙《子略》谓：‘其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斯言允矣。”

齐鲁兵学文化的突出地域特征，概括起来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形成最早，地位最尊。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齐鲁文化的最早源头为东夷文化，东夷文化的重大特色之一，是骁勇善战，“尚武”之风盛行张扬。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蚩尤作兵，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战神———兵主。《史记•封禅书》载，“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秦始皇东巡封禅时必祠包括兵主蚩尤在内的八神；汉高祖刘邦起兵反秦，也祭祀兵主蚩尤，以壮军威，“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击灭项羽，夺取天下后，复“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⁴⁾。这些有关战神蚩尤的传说与祭祀活动，正好从一个侧面透露了齐鲁兵学文化源远流长、植根深厚的消息。

如果说兵主蚩尤现象还属于神话传说的范畴，那么齐国的开创者姜太公和鲁国的建立者周公旦则可以称得上是先秦兵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实实在在的奠基者。《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言兵及周之阴权者，皆宗太公为本谋。”至于周公旦同样为卓越的军事家。当武庚叛周、三监作乱，周王室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果断率师东征，平定叛乱，征服淮夷，维护了周王室大一统的格局，即所谓“依之违之，周公绥之”⁽⁵⁾，与姜太公共同成为中国兵学文化的创立人。

而作为先秦兵学源头之一的“古代王者司马法”的出现和总结，也与姜太公、周公旦和齐鲁兵家有直接的关系。司马迁称姜太公、王子成甫等人对《司马法》“能绍而明之”，这当然是正确的评价，但是尚不够全面。实际上姜太公等人对于“古代王者司马法”的诞生，乃是关键性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古代王者《司马法》”的创始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对此曾有明确的阐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之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可见没有姜太公等人，就不会有以“古代王者司马法”为代表的“军法”（“军礼”）的面世，也就不会有中国古典兵学的肇始。

第二，薪火相传，代有承继。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⁶⁾可见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文化上出现断层现象在古代社会中是十分普遍的，兵学文化的承继问题同样有这类情况，三晋兵学、南方兵学都存在着时断时续的现象。但齐鲁兵学文化却避免了这一点，它始终以勃勃的生机逐代传授下来，并不断地得以发扬和光大。这在春秋早期是鲁庄公“鹫羽金仆姑”的赫赫武功，是齐桓公、管仲“复修太公法”，“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皆服”⁽⁷⁾。质诸史实，信而有征。

齐桓公任用管仲，高擎“尊王攘夷”的大旗，“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霸诸侯，一匡天下”，其指导方针就是《周礼》及《司马法》所宣称的“会之以发禁者九”的“九伐之法”。在春秋晚期，是齐景公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对“古代王者司马法”加以“申明”，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自己的兵学思想体系———《司马穰苴兵法》；是“一代兵圣”孙子的诞生，并以“兵者诡道”为基本特色的崭新兵学理论取代旧“军礼”，在军事思想领域完成了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在战国前中期，是《吴子》、《孙膑兵法》等杰出兵学著作先后登场亮相，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军事斗争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是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法”，使“古代王者司马法”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基本原貌，确保其书的最主要内容和核心精神未致被历史的风尘所湮灭，并使它在汲取战国时代的军事文化内容后，变得更为充实和富赡。在战国晚期，是《六韬》、《管子》等重要典籍的面世，使齐鲁兵学乃至整个先秦兵学进入综合融汇、全面总结的崭新阶段，为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繁荣画下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第三，兼容博采，注重实用。齐鲁兵学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能够因时变化发展，善于兼容博采，集众之长。应该说，齐文化与鲁文化是有其不同的特色的，齐文化重在开创和发展，鲁文化则偏重于继承和吸收，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非高明无以有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不中庸无以长期稳定而守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鲁文化才以浑然一体的形态著称于世。因此，从“古代王者司马法”到《孙子兵法》，再到《六韬》、《吴子》，齐鲁兵学文化一直能根据军事实践的需要而不断地丰富发展，及时转型，即从提倡“军礼”，到崇尚“诡诈”，最终进入总结综合、兵儒兼容，使兵学与时俱进，呈现新的风貌。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地风俗民情对兵学发展的制约与规范意义。齐国的社会环境铸就了齐地民众资性，而这种资性也对齐鲁兵学文化发展导向的确立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司马法•严位》指出：“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齐地社会环境的制约，使得齐地之人形成了独特的资性，这就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齐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汉书•地理志》也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从而使得当地民众易于“随时而变，因俗而动”⁽⁸⁾。我们知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大传统，齐人“足智”尚谋的地域文化，对于兵学理论的构建，自然是一种文化上的内在推动。另外，齐人“阔达”、“舒缓”的资性，也即国民心理，反映到学术生活中，就是具有一定的宽容精神，在与外界的接触中，齐人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新观点，并择善而从，加以必要的改造后为己所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主体文化。换言之，齐地学者善于将各家各派的思想融汇而兼取，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形态。战国时期稷下学术中心的出现，百家争鸣的全面展开，就是标志。然而这一趋势早在西周春秋时期即已开始，管仲、晏婴等人的思想学说就包含有一体多元的复杂倾向。这种文化氛围为齐鲁兵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www.chuimin.cn)

同时，齐地讲求功利，礼法并用的社会环境，也使得齐地兵学（需特别强调的是，在齐鲁兵学文化中，齐兵学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注重实用，善于自我丰富，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产物。齐国顺应民俗，注重发展经济，推动工商贸易，讲求功利得失，提倡礼法并用的大环境，使得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地学术文化具有注重实用的显著特点。齐国的实用之学相当发达，在数学、工艺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矿物学等学科领域内都有蔚为可观的建树。这种实用之学的发展，对于兵学的进步影响非常重大。因为兵学本是实用之学，它不尚空谈，而完全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十分重视实际经验。所以齐鲁兵学的繁荣，实与齐国注重实用的学术传统相一致。

第四，体大思精，影响深远。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不仅是关于《孙子兵法》历史地位的正确定位，而且也完全可以视做对先秦齐鲁兵学文化价值与影响的惬当评估。齐鲁兵学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可逾越的，它对后世兵学理论的健全与嬗变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臣案《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今世所传兵家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这充分显示出齐鲁兵学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上所占据的绝对统治地位。换言之，没有齐鲁兵学，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中国古典兵学文化。

三晋兵学文化。三晋文化指春秋晋国，战国韩、赵、魏一带的中原文化。三晋兵学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品格而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并成为三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生形态的三晋文化主要指春秋时期晋国，战国时期韩、赵、魏一带的中原文化。关中地区的秦文化主要受三晋文化的滋育和影响，曾在秦地活动的思想家，如商鞅、范雎、韩非等人，也主要来自三晋地区，秦文化本身缺乏自己的显著特色，所以也可以归入三晋文化类型。毫无疑问，三晋文化的形成，是与三晋的战略地缘条件与当时的天下争战形势相密切联系的。这就是三晋处于四战之地，战略上为内线作战态势，地理上缺少天然屏障和战略纵深回旋余地（韩、魏尤甚）。为了在激烈残酷的争霸兼并斗争中争取主动，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诸侯国统治者一般都能以务实理性的精神治国经军，对内注意改革、练兵、储粮，提倡法治，广揽人才，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外则随时权衡“国际”形势，利用矛盾，结交与国，合纵连横，纵横捭阖。从而形成了注重实效、质朴平实、致力农战、以力制胜的文化传统。

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三晋兵学文化早早趋于成熟。这种成熟，主要表现为兵学传统的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并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首先是兵学著作数量繁富，形式多样。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可明确认定属于三晋兵学系统的著名兵书就有“《公孙鞅》二十七篇”、“《吴起》四十八篇”、“《庞煖》三篇”、“《兒良》一篇”、“《广武君》一篇”、“《尉缭》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师旷》八篇”、“《苌弘》十五篇”、“《魏氏射法》六篇”等，其兵家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号称“甲冠天下”的齐鲁兵学。只是由于其大部分内容已经散佚，且被收入《武经七书》的兵书不如齐国兵书为多，故才给人们以一种错觉：似乎三晋兵书逊少于齐鲁兵书。尽管如此，现存的三晋系统的兵书仍是蔚为大观的，如《尉缭子》、《吴子》被列入经典的《武经七书》之列。又如《汉书•刑法志》等典籍所提及的重要兵家中，三晋兵家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这里的吴起、商鞅、兒良、王廖、廉颇、赵奢等人，就均系三晋系统的杰出兵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总结、揭示兵家不同流派的特点时，也往往以三晋兵家作为具体阐释的对象，如《吕氏春秋•不二》云“王廖贵先，兒良贵后”，将王廖、兒良分别列为“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用兵理论的代表。所有这些，都表明三晋兵学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属于厚重少文、富于实践而缺乏理论的归纳升华，而是拥有厚实的理论积淀，具备大量的著述载体的。

其次是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理与操作相统一的鲜明特征。与齐鲁兵学较多地关注兵学理论体系构筑的情况有所不同，三晋兵学在重视理论建树的同时，也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通，讲求兵学理论的可操作性。众所周知，三晋地区（包括秦地）的政治指导思想是法家学说，其基本特点是执著功利，讲究实用，这一宗旨，决定了法家学说最大限度地强调理论的可操作性。受法家思想实用理性的规范与制约，三晋兵学合乎逻辑地致力于理论联系实际，以操作性的有无或大小来衡量兵学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这一点，在现存的《尉缭子》一书中有很突出的表现。今本《尉缭子》共二十四篇，其中《重刑令》、《伍制令》、《束伍令》、《分塞令》等法令条例便占了十篇，几占全书的一半，而这些条令规章均为非常具体的军队管理方法，其可操作性之强不言而喻。即使在其他篇章中，其崇尚功利，注重实用的特征也同样明显，如《制谈》、《原官》诸篇之言军制设置，《攻权》、《守权》、《战权》诸篇之言攻、战、守三种不同形式的战法要领，都以满足用兵作战上的可操作性为宗旨。正是由于理论与实践沟通顺畅，学理与操作性结合无间，因此当时三晋以及受其文化笼罩的秦地名将辈出，成为战争中的主宰，白起、廉颇、赵奢、李牧、庞涓、信陵君、蒙恬、王翦、王贲等人便是他们中间的卓越代表，而三晋与秦地的军队战斗力亦远较齐、楚诸国军队为强大，荀子的看法即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⁹⁾

最后是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观点鲜明、思维辩证，注重将厉行耕战、增强实力、推行法制、严明赏罚置于优先的位置。具体地说，这就是在战争观上积极主战，强调通过战争的手段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¹⁰⁾，提倡“诛暴乱，禁不义”的义战，同时又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¹¹⁾。在治军观上，主张高度集权，严格治军，追求令行禁止的效果，“故先王明赏而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¹²⁾。强调“制必先定”，在执法上做到公正公允，“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¹³⁾。提倡将帅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把“号令明，法则审”看做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在作战指导上，注重谋略和战前准备，讲究“廊庙”决策，“兵胜于朝廷”，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以实力发言，先为不可胜，强调在战争中奇正变通，争取主动权，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守中有攻，以打歼灭战为作战的最佳选择，总之是“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¹⁴⁾。在战略上，特别重视处理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提倡文武并用，军政合一，“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¹⁵⁾，“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¹⁶⁾。这些特征在《尉缭子》、《吴子》等三晋兵学著作和《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等三晋文化体系内的诸子之作中都有显著的体现。

概而言之，三晋兵学特别贴近先秦至两汉时期军队建设与战争活动的实际，突出反映了当时军队与作战的特点与规律，曾对后世兵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实不亚于齐鲁兵学。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说：“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以《尉缭子》为代表的三晋兵学在中国兵学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作出了恰如其分且又实至名归的界定。

以楚吴越为主体的南方兵学文化。南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江汉淮水流域，它受西周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中原礼乐文化持保留乃至批判的态度，是老庄道家文化及其后学黄老思想的大本营。其基本特色是崇尚自然，鄙薄仁义礼治，故为孟子斥责为“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¹⁷⁾。这一文化性格在其兵学思想中同样有鲜明的反映，所谓“诡诈谲变”的作战指导原则，最早就发轫于南方地区。它的提出乃是对旧军礼“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传统的否定。

具体而言，南方兵学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究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从自然规律中汲取营养，以求为指导战争提供启示，晦日进兵、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化迂为直等等是其最热衷的命题与战争理想境界，诡诈用兵、阴阳变化、刚柔并济是其兵学的基本精神。伍子胥、范蠡的兵学实践，《鹖冠子》、《经法》的理论建树，堪称这方面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它与齐鲁兵学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所谓“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¹⁸⁾反映的正是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