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战国兵学的地域文化特征所有人类活动的痕迹都显示,人的地域文化品性,是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漫长的历史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换言之,先秦时期的兵学文化,同样显示出鲜明突出的地域特征。齐鲁兵学文化的突出地域特征,概括起来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形成最早,地位最尊。这些有关战神蚩尤的传说与祭祀活动,正好从一个侧面透露了齐鲁兵学文化源远流长、植根深厚的消息。......
2023-11-28
战争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兵要地理环境的优劣,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战争的过程和结局,这一点在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有着显著的体现。
第一,在激烈的争霸兼并战争中,中原边缘国家具有更广阔、更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随着它们疆域的日益扩大,实力的日趋增长,遂成为主导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形势的核心力量。
殷商晚期的周,春秋时的秦、晋、楚、齐,战国时的秦、赵,由于其地处中原边缘,据有山河之险,地理条件的便利极大地催化了它们的勃兴,所谓“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49)。
首先,这些国家和争霸兼并战争的中心地带———黄河中下游流域保持着相对的距离,在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在军事行动中不复存在“诸侯自战其地”(50)的被动状态。其作战行动基本上都在中原腹心地区展开,而本土则较少遭受战争的灾祸。周室攻打黎、邗,剪灭崇国,春秋期间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战国期间伊阙之战、长平之战等,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这些国家的财富、人员损失,可谓攻守皆宜,进退主动。(51)。
其次,这些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多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夷蛮戎狄”等少数民族为邻,背临空旷地带,所谓“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52)。这些少数民族,虽曾程度不同地对周、晋、秦、楚诸国构成某种威胁,但仅仅局限于骚扰劫掠的层面,远远不曾达到倾覆社稷的程度。相反,倒是它们对错杂混居的少数民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运用军事手段蚕食吞并之。尤其当其在逐鹿中原中暂时受挫,南下北上或东进西出受阻而采取战略守势时,往往适时调整战略方针,转而加强对少数部族的进攻和兼并,巩固后方,扩张疆域,积聚力量,为进而争霸中原或兼并列强创造条件。周在灭商之前率先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部落;春秋时晋攻灭长狄、赤狄,秦吞灭西戎,楚荡平淮夷、群舒;战国时秦并吞巴蜀,赵灭亡中山等,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
最后,由于这些国家在地理上都不属于中原腹心范围,受中原文化圈的影响相对薄弱,较少旧传统的包袱,容易更新观念,因时变革,满足时代前进的要求。就春秋时情况来看,打破旧礼制所规定的限额军队制最为坚决,扩军规模最庞大、速度最迅速的,是晋、楚、齐、秦等国;田制改革走在前列,官制建设自成特点,立足于理顺战时管理体制需要的,也是它们;根据地形特点,结合对少数民族作战的需要,而改革车兵,发展步兵,采用奇谲诡诈战法的,仍是它们。就战国时情况而言,变法改革最为彻底的,首推秦国的商鞅变法,次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这些变法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两国地处边缘,较少受旧传统的影响,保守势力相对薄弱。而变法的成功,又使其军事实力大增,在对外战争中赢得主动。
第二,中原腹心地区的诸侯列国生存空间狭窄,战略回旋余地局促,又处于列国争霸兼并战争中心的四战之地;加之这些国家浸染旧文化传统较深,政略、战略保守,缺乏开拓创新意识,积贫积弱,日趋衰微,使其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它们一般只能充当配角,听凭更强大国家的摆布。
所谓中原腹心地区的国家,在春秋时多半为“虞、夏、商、周之胤”,以东迁以后的周王室为中心,包括了郑、卫、宋、曹、鲁、许、陈、蔡等国。在战国时则主要是指韩、魏、宋等国。它们地处黄河的中下游地区,以文化上说,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但却因国土狭小、力量单薄,很少能拓展疆域,主宰当时战略局势,大都沦为二等国家,成为强国争夺或兼并的对象,“介于大国,诛求无时”(53)。虽然其间也曾产生过几位颇引人注目的“霸主”,如春秋时的郑庄公、宋襄公,战国时的魏文侯、魏惠王,但都是稍现即逝,虎头蛇尾。
这一现象的发生,其所处兵要地理环境的不利,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不利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为兵家所必争,在战略上陷于内线作战的被动处境。如魏国“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梁之地势,固战场也”(54)。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争霸兼并战争的主战场,兵连祸结,内外交困,以致严重限制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强盛。二是这些中原腹心国家,作为个体存在时,其周围都是与自己疆域大小相仿,实力强弱相近的同类国家,虽说各国之间有一定数量的隙地可供争夺,但毕竟范围有限,绝不像中原边缘大国那样背临广袤的空旷地带,能供自己开拓经略。因此它们当中任何一国的战略动向,都为其他诸侯国所高度警惕,一切针对他国的军事行动,都势必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应。而由于彼此实力相近,任何一国都无法拥有制对方于死地的优势,所以只好长期拉锯相持。就在这样不死不活的僵持中,他们错过了战略发展的有利时机,沦丧为次等国家。春秋时郑国“小霸”局面昙花一现,战国时魏国迅速由盛转衰,即为例证。(55)。
第三,先秦主要列国的兵要地理,直接制约着当时各国之间战略关系的确定和变化,整个天下战略格局的平衡或动荡。当时列国战略主攻方向的制定和调整,外交结盟关系的建立或破裂,都可从特定的兵要地理条件中寻找到原因。
春秋时秦晋两国由盟邦转变为世仇,彼此攻战不休,即系兵要地理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春秋初期,秦晋之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互通婚姻,实为同盟。尤其是秦国,在先后扶持晋惠公、晋文公回国登基,稳定晋国政局,巩固秦晋同盟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如晋文公自秦归晋时,秦穆公曾予以兵力上的援助,“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56),并协助晋文公铲除晋怀公的残余势力。史载秦穆公“东平晋乱”(57),这洵非虚言。然而,两国所处的兵要地理条件,决定了它们之间战略结盟关系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恶化。秦国要染指中原,必定要东进争霸;而晋国要独占中原,也势必要把秦国拒于西方一隅。两强相遇,兵戎相见遂不可避免,双方的关系也自然要由同盟互助转化为尖锐的敌对状态,且不存在任何调和缓解的可能。
公元前627年爆发的崤函之战,是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在这场战争之后,两国间又先后发生了彭衙之战、河曲之战、麻隧之战、栎之战、棫林之战等一系列战事。这些战争的根本症结,是秦要克服东进争霸的障碍,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中原腹心地区,争取战略上的外线主动权;而晋国则千方百计地要挫败秦的战略企图,维护自己在中原的根本利益。双方作战的焦点,是争夺战略要地桃林塞、崤山的控制权。由于晋国在这场斗争中,将“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迂回”(58)的“崤函之险”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秦国终春秋之世未能得志于中原。可是这种因兵要地理利益而引起的秦晋联盟破裂,致使秦国转而同楚国结盟,并极大地牵制了晋国的行动,使晋国无法集中力量对付楚国。而楚国则得以乘机拓展疆域,增加实力,甚至发展到“问鼎中原”的地步,使春秋中期整个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观。
制定和推行“远交近攻”策略方针,从侧后牵制主要对手,使之陷于多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以实现己方的争霸或兼并战略意图,这是当时列国军事外交斗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军事学术日呈高明卓越的表现。这早在春秋初年郑庄公初霸实践中呈现端倪。当时郑国就是通过远交齐鲁而近攻宋卫而雄视中原的。其后齐晋联手对付楚秦,晋国联吴制约强楚,楚国借越牵制吴国,越国“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以力克吴,所遵循的也是类似的策略。到了战国,更有公孙衍、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活动,范雎的“远交近攻”谋略,在军事外交舞台上的粉墨登场。而这类举动之所以层出不穷,且屡试不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事国当时当地的兵要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因为在地理距离上间隔很远,彼此间暂不会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自然可以互相借助对方的力量来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从而由点及面,各个击破。
当然,这种格局也并非一成不变,一旦共同的主要对手被削弱或消灭,双方的地理位置接近,原先的盟国也可能反目成仇,势同水火。如在春秋时期,向戌弭兵之议实现后,随着楚国势力的退缩,中原列国与楚的矛盾冲突缓解,齐晋两大国的结盟关系就无法维系,曾多次兵戎相见,先后爆发平阴之战和太行之战。又如晋吴本为战略盟国,但在吴国五战入郢击破强楚,夫椒之战迫使越国臣服后,吴国就开始经营中原而与晋国为敌了,于是就出现了黄池争霸的一幕。再如越国,当他在进行灭吴战争时,曾亲齐、厚晋、结楚,可是一旦实现了吞并吴国的战略目的,使自己的疆域推进到淮泗流域,也就放弃了原先的策略,而要同中原列国一争高低了,“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59)。至于战国时秦国的“远交近攻”方针,从来就服从于其兼并六国的战略目的,所以它的远交只是一种权宜手段,一旦近攻得手,则继续东进,毫不松懈,直至最后完成统一。
【注释】
(1)《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3)《吕氏春秋•不广》。
(4)郭沫若:《屈原赋今译》,76~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战国策•赵策二》。
(7)《吕氏春秋•论威》。
(8)《阵纪》卷四,《骑战》。
(9)《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引李靖语。
(10)参见吴如嵩、黄朴民等:《战国军事史》,78页。
(11)《七国考》引《蜀王本纪》。
(12)参见《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初学记》卷二十五等。
(13)《尉缭子•攻权》。
(14)《盐铁论•险固》。
(15)《礼记•月令》。
(16)《盐铁论•险固》。
(17)《七国考》卷三,《燕都邑》引《博物志》。
(18)参见《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19)《战国策•魏策一》。
(20)《孙子兵法•九地篇》。
(21)《尉缭子•守权》。
(22)《尉缭子•兵谈》。(www.chuimin.cn)
(23)《尉缭子•守权》。
(24)《尉缭子•守权》。
(25)《墨子•备城门》。
(26) 《商君书•兵守》。
(27) 《商君书•兵守》。
(28)《墨子•备城门》。
(29)《尉缭子•守权》。
(30)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军数”条,203页。
(31)《战国策•齐策一》。
(32)参见黄朴民:《战国兵额刍议》,载《中国史研究》,1994(1)。
(33)《孟子•离娄上》。
(34)《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
(35)《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
(36)《商君书•境内》。
(37)《荀子•议兵》。
(38)《孙膑兵法•势备》。
(39)《战国策•齐策一》。
(40)《荀子•议兵》。
(41)《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张守节《正义》注引《竹书纪年》。
(42)《战国策•燕策一》。
(43)《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44)《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45)参见《史记•魏世家》、《战国策•魏策一》、《说苑•尊贤》。
(46)参见黄朴民、马丁:《对先秦“文武分职”问题的再考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
(47)《六韬•犬韬•教战》。
(48)参见黄朴民:《中国古代军事预测考论》,见其著《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
(49)《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50)《孙子兵法•九地篇》。
(51)参见黄朴民:《先秦喋血》,13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52)《左传•昭公十五年》。
(53)《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54)《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55)参见黄朴民:《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103页。
(56)《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57)《史记》卷五,《秦本纪》。
(58)《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
(59)《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句践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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