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军事预测的进步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十一节军事预测的进步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之相应，中国古代军事预测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宗教迷信性质的卜筮吉凶方法的日趋没落，建立在经验分析判断基础上的传统军事预测方法的全面确立。通观这些战争的胜负结局，显而易见，与战争双方战前或战争进程中军事预测的高下得失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次，对军事预测的根据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归纳罗列。

第十一节　军事预测的进步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之相应，中国古代军事预测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宗教迷信性质的卜筮吉凶方法的日趋没落，建立在经验分析判断基础上的传统军事预测方法的全面确立。在当时，以经验判断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军事预测在具体的军事实践活动中得到了普遍反映，并在相关军事理论著述中有着充分而深刻的体现。

春秋战国期间曾发生过多次重大的战争，它们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春秋战国的整个历史时期，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当时历史的进程。通观这些战争的胜负结局，显而易见，与战争双方战前或战争进程中军事预测的高下得失有着直接的关系。战争中胜利的一方，之所以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实施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方针，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军事预测胜敌一筹。

当时军事实践中所反映的军事预测，已经相当全面深刻。从范围来说，有战略性预测，如范雎为秦王预测山东六国的政治、军事发展趋势，据此而制定远交近攻策略，从而各个破敌，完成统一天下大业。有战术性预测，如秦将白起在伊阙之战中，正确预测韩魏联军各自的作战意图，而后确定秦军先一后二、各个歼敌的作战部署。

就预测具体对象而言，有根据敌将个性、能力等条件，预测其可能采取的作战行动，进而作出妥善对策，一举破敌。如长平之战中白起依据赵军主将赵括骄傲轻敌等特点，预测敌方必定冒险轻进，据此而制定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出奇制胜的作战方针，最后聚歼赵军。有综合分析比较敌将心理、敌军行动规律、地形地理条件等情况，对作战时间、作战地点进行预测，从而巧妙指挥，克敌制胜。如马陵之战中，孙膑根据魏军剽悍善战、轻视齐军，其主将庞涓求胜心切、纵兵疾进等特点，采取避敌示弱、退兵减灶等方法，并正确预测作战的地点和时间，最后诱敌进入预先设伏地域痛加打击，赢得胜利。

就预测步骤而言，有战前预测，如葛之战爆发前，郑国大夫公子元正确预测周天子三军的不同实力，向郑庄公提出先打击弱敌左右军，然后集中兵力，进攻周桓王亲率的主力中军的建议，为郑军取得葛之战的胜利奠定基础。有战争进行过程中的持续预测，强调因敌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作战部署。如邯郸之战中，白起开始时预测赵可速亡，故建议秦昭王一举灭赵。而后又根据战场形势变化的新情况，预测秦军无法攻破邯郸，因此改变原先态度，建议秦昭王暂时放弃灭赵的企图。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土壤，而理论则是对纷繁复杂实践活动内在规律、特点的抽象揭示和理性升华。春秋战国军事史上的丰富军事预测实践活动，为当时军事理论家总结军事预测原理和方法提供了条件。那时的一些兵学著述，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司马法》等，都程度不同地阐述了军事预测的重要性、基本原则与具体方法，初步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军事预测的理论体系。某些子书，如《韩非子》、《吕氏春秋》、《孟子》、《荀子》、《墨子》等，也或多或少包含了有关军事预测的具体内容。

当时文献典籍中有关军事预测的理论总结，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

首先，它与唯心主义的卜筮预测观念与方法划清了界限，孙子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www.chuimin.cn)

孙子明确反对和摈弃军事预测中“取于鬼神”、“象于事”、“验于度”等迷信行为，强调要通过对敌我双方各个条件的分析对比来对战争胜负进行预测，开创了唯物主义军事预测的先河。当然，持这种立场、观点的，在当时绝非孙子一人，像《韩非子•饰邪》也曾用辛辣的笔触批判过用卜筮方法预测战争胜负的荒唐可笑。

其次，充分肯定战前预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孙子就明确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反之就是由于“得算少”。他的最终结论是“多算胜，少算不胜”。这里，孙子显然是站在战争全局的高度来强调军事预测的重要地位的。

再次，对军事预测的根据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归纳罗列。

在孙子那里，“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这是进行军事预测的总依据。在此基础上，孙子在《计篇》中所提到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实际上就是对经验判断军事预测基本内容的扼要概括。这种概括充分考虑了客观条件，又全面注意了主观因素，因而是十分深刻的。《管子•幼官》谈到四个“明”，“必明其情，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意思也与孙子相近。至于孙子所言“知胜有五”等细目，孙膑所称“恒胜有五”、“恒不胜有五”等条件，则是有关军事预测具体内容更细致的罗列和阐述。

最后，孙子等先秦兵家在重视和强调进行军事预测的同时，也没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克敌制胜的唯一条件。

他们强调指出，在进行预测作出决策之后，还必须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让其发挥创造力，从而将胜利的蓝图变为现实。这在孙子那里，是提倡做到“因利而制权”；用《银雀山汉墓竹简•客主人分》的话说，就是不能简单地以兵众多寡、武器优劣来预测胜利，而主要看战争指导者是否能结合预测灵活掌握用兵之道。这种既立足于军事预测，又不机械片面地理解军事预测的做法，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军事预测的理论总结，既是客观唯物的，又是朴素辩证的。⁽⁴⁸⁾。

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传统的军事预测无论在战争实践中还是在理论建树上都已经有了充分的表现，这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军事预测业已成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事学术的发展。

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军事预测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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