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将军”称谓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军令方面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契机的存在。就是这种历史文化现象萌芽的证据。这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证实了军令系统的文武分职之萌芽滋生于春秋之末,它为战国时更广泛的文武分职局面形成奠定了基础。......
2023-11-28
第九节 文武分职与指挥艺术的发展
进入战国之后,新型的生产关系在各国基本得以确立,兼并战争随之进入新的阶段。与此相适应,当时军队的数量十分庞大,战场的区域相当广阔,作战的方式日趋复杂,杀伤的程度愈加残酷。这就需要由具备特殊军事素质的将领来专门负责具体的作战指挥事宜,对军事指挥的专业化、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一些精通兵法的名将和善理政务的贤相也就在这个时期纷纷涌现出来,从而有力地加速了军令政令系统文武分职、将相殊途这一历史进程。以战国初期率先崛起的魏国为例,魏文侯曾先后以魏成子、李悝、翟璜为相,而以乐羊、翟角为将;魏惠王以惠施为相,而以庞涓为将;魏哀王以田为相,而以公孙衍(犀首)为将。(45)其他如齐、秦、燕、赵诸国,也先后分别设置了“相”与“将军”。至于南方地区的楚国,虽无将相之名,但却有将相之实,其令尹相当于中原地区各诸侯之“相”,而上柱国则略近于其他诸侯国的“将”。由此可见,政令军令方面的文武分职,在当时业已成为职官制度建设上的一种主导趋势。
这种文武分职的历史新事物,也在当时诸子百家的论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尉缭子•原官》指出:“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六韬•文韬•举贤》也说:“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其他像《韩非子》等文献也有类似的说法。这表明文武分职、将相分置已成为当时思想家、兵学家所共同关注和普遍肯定的新生事物,并从理论上作了论证。(www.chuimin.cn)
应该说,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对于健全和巩固国君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对于提高军事指挥艺术水平,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将帅基本无权过问政治事务,这样一来,既有力保证了国家政治权力的独立和集中,又充分保证了国君本人对军政大权的高度控制。同时,也渐渐造就了一支专职的将帅队伍,促进了军事指挥艺术水平的提高,并推动军事理论的总结日趋成熟,这对于中国古代军队的建设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均产生过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在战国时代并非一蹴而就,同时这一制度在各国的建设状况和时间早晚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换言之,文武分职在战国时期,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像在战国初年,文武分职情况就显然不如后来那样相对纯粹,当时的大政治家像李悝、吴起、商鞅等人,都是以主要精力处理政务,同时也经常担任军队统帅,率兵征战。至于个别国家,如秦、楚等在文武分职上起步则更晚于他国,战国中期秦国行政首脑———相,长时间保持着出将入相的格局,像张仪、樗里疾、甘茂、魏冉等人虽官拜丞相,但据《史记》等文献的记载,他们都曾率军出战,立有军功。一直到范雎为相后,丞相才更侧重主管行政,而军事则由大良造、国尉等负责。所以,战国中期以后,专职的将帅如白起、王翦、廉颇、李牧、项燕、王贲、赵奢等相继涌现,成为叱咤风云的将星。尽管如此,在整个战国时期,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并不十分严格,职事兼容互摄现象始终相当普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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