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役制度剧增：先秦两汉战国时期的军队变迁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六节剧增的军队与战国兵役制度殷商、西周时期，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并受“国人征兵制”的束缚，军队总的数量相对有限。从当时总人口两千万总数与军队的数额之间的比值关系来看，上述各国军队的数额也应该看做可征兵数。各国为之纷纷建立以征发兵役为中心内容的“傅籍”制度。这种通过招募途径所组成的部队，与郡县征兵制下的士卒已有所不同，其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常备军。

第六节　剧增的军队与战国兵役制度

殷商、西周时期，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并受“国人征兵制”的束缚，军队总的数量相对有限。这从当时军队的组织编制上就可以看出来，军队的最高建制是“师”，“军”的建制尚未出现。进入春秋后，周王室权力下移，诸侯国之间不断进行争霸兼并战争，使军队数量相应得到递增，“军”的建制开始出现。尤其是晋、楚、齐、秦等大国，扩军更为迅速和庞大。如晋国，按有关规定，只能拥有一军的兵力，但晋献公时即扩为二军加二行（步兵），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前夕“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并别建步兵“三行”，到稍后更扩充到四军、五军、六军，完全打破了《周礼》中“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框框。当然，总的来说春秋前期军队数量还不是很大，管仲治齐，士乡十五，共三军，为三万人；晋文公“作三军”，亦不过三万余人，即使后来扩至五军、六军时，兵员也不过六七万人。⁽³⁰⁾

到春秋中后期，各国军队的扩充规模与速度遂出现大的飞跃。其动因一是“国”、“野”普遍征兵制的实行，二是物质的丰富能够装备更多的军队，三是激烈战事频繁的需要。组织上的条件、物质上的可能、现实中的需要三者结合，使各国军队在春秋末年急剧扩增。如晋国在鲁昭公时全国有四十县，每县可征发一百乘兵力，全国共有四千乘兵力。这比之于城濮之战中晋国动员七百乘兵力，增加了近六倍。又如楚国，灵王在位时仅是陈、蔡、东西不羹四个大县，赋皆千乘，若再加上申、息等地的军队，兵力当有万乘，兵数达数十万人。所谓“万乘之国”便在这时出现了。

进入战国后，兵员的数量更是以无可遏制的势头上升，秦、楚两国都是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齐、赵、魏、韩、燕诸国也都拥有带甲数十万，车数百乘，骑数千乘不等。伊阙之战，秦军在白起统率下阵斩韩、魏联军二十余万，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军队人数之庞大可观。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春秋晚期的各国兵额，还是战国时期的七雄兵力，都不能看成是各国实有的现役兵力数额，而应该视为当时各国所能征发的兵额总数。苏秦在估算齐国兵力时指出：“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³¹⁾这里苏秦所讲的即是以一户三男子从征为率所能组建的军队数额。它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所谓“赋皆千乘”、“带甲百万”、“带甲数十万”，指的是可供征发的兵员数额，而并非指齐装满员的军队数额。从当时总人口两千万总数与军队的数额之间的比值关系来看，上述各国军队的数额也应该看做可征兵数。⁽³²⁾。

战国时期，随着郡县制在各国得到普遍推行，兼并统一战争进入高潮，“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³³⁾，封建国家就全面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即一律按照郡、县、乡、里等地方行政体系征发“编户齐民”的民众入伍从战。但这种郡县征兵制，在性质上依然是临战征聚，每逢大战，全面征兵。像著名的长平之战中，秦昭王亲临第一线，征发河内一带“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³⁴⁾。又如秦在灭楚之战中，“空秦国甲士”⁽³⁵⁾，征集六十万人，由名将王翦统领伐楚。

在郡县普遍征兵制条件下，军队成分完全平民化，不仅丁壮男子要入伍从征，在特定情况下连普通妇女老幼也要入伍服役，担任守城、修筑工事、转运粮秣的任务。各国为之纷纷建立以征发兵役为中心内容的“傅籍”制度。所谓“傅籍”，就是指普通男子（像秦国甚至包括妇女）在达到一定服役年龄后，必须将姓名登记在公家的适役名籍上，“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³⁶⁾，并根据需要，服一定期限的徭役和兵役。

战国郡县普遍征兵制是春秋晚期“国”、“野”普遍征兵制的完善与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征兵制的基本方式与特征，它满足了当时步战再次成为主要作战样式、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的要求，是合乎军事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它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也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果说春秋以前的兵役制度是“国人”权利与义务的结合，“执干戈以卫社稷”曾被引为一种光荣，那么，战国的兵役则根本没有权利可言，而完全变成了一种单纯的义务了。(www.chuimin.cn)

随着战争条件的变化，对士兵的素质、作战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各国在推行郡县征兵制的同时，也开始初步尝试实行募兵制度。

当时，各国通过训练、考核，招募选拔了一批精锐士卒，被称为“选练之士”。这样的部队，在齐国叫做“技击”，在魏国称之为“武卒”，在秦国则称作“锐士”。有的国家，还把一些负辱、逃罪的亡命之徒“相聚为一卒”，组成近似于“敢死队”一类的部队。

对这类部队的考核，标准十分严格。如魏国武卒的考选要求是：“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箙）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³⁷⁾。

由于标准严格，入选不易，所以这些士兵一经选取，就获得优厚的待遇，或免除其家庭的赋役，或“利其田宅”，分给好的田宅。如果在作战中立功，则颁赐以“锱金”，“五甲首而隶五家”。这实际上是将社会上“庸徒鬻卖之道”引入军队建设。这样招募而来的“百金之士”具有相当优良的素质条件，乃是技艺较高的职业军人，成为各国军队的主力，人数虽不很多，但却在作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这种通过招募途径所组成的部队，与郡县征兵制下的士卒已有所不同，其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常备军。秦国商鞅变法，设法招徕三晋地区的农民在秦国从事耕作，供给“当粮”，而秦民则专力习武，这也是军民分开各司其职的一种制度。

当然，战国时期招募兵员的方法，仍然是建立在普遍征兵制基础上的，所谓的“技击”、“武卒”、“锐士”，基本上是从业已服役的兵卒中遴选拔擢，并不完全是面向社会广泛招募。这和后世严格意义上的募兵制尚有一定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国时期那种招募“选士”的方法，只能视之为募兵制的滥觞。

兵役制度剧增：先秦两汉战国时期的军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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