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制胜之道

第四节　《孙子兵法》的制胜之道

一、知彼知己，预见胜负

崇智尚谋，是《孙子兵法》乃至整个古代兵学的基本特色。这就决定了孙子把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原则的制定和实施，立足于“先胜”的前提之上。他曾斩钉截铁地表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可见在他心目中，从事战争必须是如履薄冰，千万马虎不得。必须先有胜利的条件，先有胜利的方案，先有胜利的把握，才可以对敌一战。这就是所谓的“先胜”。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要“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认为这才是巧妙驾驭战争的“上将之道”。

然而，如何达到“先胜”的目的呢？孙子认为，那是大有讲究的。按他的见解，“先胜”不是可以坐而致之的，而必须通过主观上的不懈努力来加以实现。努力的正确方向，则是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预测各种变数，在此基础上正确筹划战略全局，机宜实施战役指导，以赢得战争的胜利。用他自己的话精确洗练地来表述，即“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由此可见，以“知彼知己”为主要方式的“先胜”思想，是孙子制胜之道的出发点和基础。

孙子认为，从事战争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到“知彼知己”，因为只有全面了解各种情况，正确估量敌我态势，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主张在开战之前对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条件一一“五事七计”作出全面的了解，并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比较，“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看一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以期对战争的胜负趋势作出高明的预测，并据此来制定己方的战略战术。孙子一再强调这样做的必要性，认为不如此就意味着失败：“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³⁵⁾。

孙子进而认为，不但在战前战略决策中要贯彻“知彼知己”的原则，而且在实施作战指导原则整个过程中，也要始终不渝地将“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作为自己行动的最高纲领。他首先是通过对未能“知彼知己”而造成不利的后果的论述，从反面印证了全面了解掌握敌情的重要性：“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³⁶⁾“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³⁷⁾接着，他又从正面充分肯定了“知彼知己”对于指导战役胜利的意义：“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³⁸⁾“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³⁹⁾层层递进，环环紧扣，反复论证，鞭辟入里，从战役战术的层次将“知彼知己”、预见胜负的要义阐述无遗。

《军争篇》中有这么一段精彩的文字：“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可见上至“伐谋”这样的战略层次，下至行军屯兵这样具体的举措，都不能须臾违背“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的根本原则。那么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了解和掌握情况呢？孙子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系统的看法，从而使“知彼知己”的原则不曾流于空泛。

第一，是重视用间，掌握第一手的敌情材料。孙子大力提倡用间，把这看成是“知彼”，也即“知敌之情实”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提高到战略的高度上来加以认识，“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⁴⁰⁾。为此，孙子专门撰写了《用间篇》，来集中论述用间的原则和方法。孙子主张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间并起”，而以“反间”为主，通过间谍将敌人的方方面面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以确保自己战略方针得以顺利实施。

第二，是战场“相敌”，掌握敌人的动向。所谓“相敌”，其本义是战场交锋之前，仔细观察敌情，并在此基础上判断敌人的行动意图，从而根据正确的判断，来相应决定自己的作战措施。孙子在《行军篇》中列举了三十三种的具体相敌之法。其中包括通过对敌人言论行动的观察以判断敌之作战意图，通过对鸟兽草木和尘埃的观察以判断敌人的行动意向，通过对敌人活动状况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劳逸、虚实、士气以及后勤补给等情况。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具体的“相敌”方法大部分业已过时，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子主张“相敌”，并把它作为战争指导者达到“知彼知己”目的主要手段之一，却是具有其特殊的意义的，反映了孙子对作战指导规律孜孜探求的可贵努力。

第三，是火力侦察，通过试探性进攻，来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敌情。在《虚实篇》中，孙子论述了四种具体的试探敌人虚实的方法：“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意思是说，要通过认真的筹算，来分析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得失；要通过挑动敌人，来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要通过示形佯动，来试探敌人生死命脉之所在；要通过小规模交锋，来探明敌人兵力的虚实强弱。所有这些，都是在临战状态之下为了获取敌人情报而采用的方法，是孙子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并在战争实践中屡试不爽。它们的提出，表明孙子“知彼知己”的指导思想，已在具体的作战行动各个环节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贯彻。

二、先发制人，进攻速胜

“先其所爱”，“兵贵胜，不贵久”，强调先发制人，提倡速战速决，推崇作战行动的突然性、主动性、进攻性、运动性，这可以说是孙子制胜之道的重要特点。

在军事上，“先发制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早在《军志》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左传》里也有“宁我薄人，无人薄我”的见解。其实质含义即主动进攻，实施突然袭击，以争取作战上的先机之利。

孙子主张“伐大国”，积极主动进击敌人，“威加于敌”，以泰山压顶之势，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实现“自保而全胜”的战略目的。这表明孙子所奉行的是进攻战略的指导原则。主动性是他所坚持的主要作战纲领。这一特点，决定了孙子推崇在作战行动中先发制人，以克敌制胜。

孙子对“先发制人”问题的论述是相当精辟的。他强调在作战过程中，一切都要抢先一步，使自己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在《虚实篇》中，他曾指出这样做的重要性：“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意思就是先敌一步，即可以逸待劳，一举击败来犯之敌。鉴于这样的认识，孙子一再主张在展开军事行动时，要做到“后人发，先人至”⁽⁴¹⁾，夺取先机之利。

“先发制人”的重要性既然不言而喻，那么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实施高明指导原则，来贯彻“先发制人”的目的了。孙子指出，要“先发制人”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先发制人”应该创造和把握正确的时机。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示形惑敌等方法，诱使敌人放松戒备，暴露破绽，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主动进攻，乘虚而入，一举克敌，“敌人开阖，必亟入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⁴²⁾。二是“先发制人”应该在己方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情况下运用，其进攻的方向应当选择在敌人最薄弱且又是要害的环节，从而触一发而牵动全身，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确保“先发制人”的战略意图能够得以顺利实现。具体地说，就是要“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先其所爱，微与之期”⁽⁴³⁾。

“先发制人”的主要目的之一，乃是为了给敌以猝不及防的打击，尽可能迅速地完成战略任务以结束战斗，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这样的指导思想，落实到具体作战行动中，就势必逻辑地推导出“速战速决”的主张。应该说，“先发制人”与“速战速决”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从《孙子兵法》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孙子是坚定不移地提倡速战速决的，主张在最短的时间里，战胜敌人，夺取胜利，反对使战争旷日持久，疲师耗财。他的基本观点是：“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⁴⁴⁾

孙子强调进攻速胜，原因除了这样做符合“先发制人”战法的基本要求外，也是出于对战争的经济重荷以及当时外交战略格局形势等因素的考虑。

从战争与经济关系这一角度观察问题，孙子认为进攻速胜至关重要。《作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而十万之师举矣。”类似的论述也见于《用间篇》诸篇。它们表明，从事战争所损耗的财力、物力，数量大得惊人，对国计民生来说，不啻是极其沉重的负担。虽国力可暂时支撑较短的时间，但如果时间一长，各种严重的后果便会纷至沓来，使国家和民众陷于不能自拔的困境。对此，孙子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因此他在《作战篇》中态度鲜明地继续论述道：“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绝不可等闲视之。这样，孙子便从战略经济的高度论证了采取速战速决方针的必要性。

孙子强调进攻速胜，同时也是基于对当时列国战略格局的认识。春秋时期，诸侯林立，竞相争霸称雄，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国长期从事征战，就会给第三国带来可乘之机，最终使自己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出现所谓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情况。用孙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⁴⁵⁾从历史情况看，吴国的衰亡就是明显的例子。吴国的灭亡，原因固然很多，但它长期穷兵黩武，北上与齐、晋争雄，造成“钝兵挫锐，屈力殚货”，以至为越国所乘隙蹈虚，惨遭败绩，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可见，为了避免出现“诸侯乘其弊而起”的不利情况，战争指导者在开展军事行动时，也必须坚决贯彻进攻速胜的原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反复阐述“兵贵胜，不贵久”的道理，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⁴⁶⁾。他之所以反对攻城，其原因主要也是看到一旦采取攻城，那么必将因准备攻城的器械，建筑用于攻城的土山而导致旷日持久，无法速胜。这些情况充分表明，孙子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认识速战速决的军事意义的。

为了圆满实现速战速决这一战略意图。孙子主张在采取军事行动时，一是要做到突然性，使敌人处于猝不及防的被动状态，“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⁴⁷⁾，“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⁴⁸⁾，努力达到那种“后如脱兔，敌不及拒”的最佳效果。二是要做到运动性，即提倡野外机动作战，调动敌人，以期在野战中予以歼灭性的打击，“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⁴⁹⁾，“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⁵⁰⁾。总之是要“悬权而动”，使自己始终保持主动地位，行动自如，“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⁵¹⁾。三是要做到隐蔽性，使敌人无从窥知我方的真实作战意图，如同聋子、瞎子一样，从而确保我方速战速决军事行动的突然性能够达到，运动性可以实现，“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⁵²⁾，“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⁵³⁾。孙子认为，只要在军事行动中真正做到了突然、运动、隐蔽，那么就能够速战速决，出奇制胜。

孙子先发制人、进攻速胜的思想对后世兵家的影响至为巨大。他们大多在继承孙子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发挥先发制人的作用、进攻速胜的意义。如《吕氏春秋》的作者，就把迅猛神速，先发制人，看成是“此所以决义兵之胜”，而反对进攻行动上的旷日持久，“不可久处”。又如《白豪子兵》也强调“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则速攻之，速围之，速逐之，速捣之，靡有不胜”。所有这些，均显示出孙子速胜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当然，从军事科学的层面上看，孙子先发制人、进攻速胜的作战原则也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这主要表现为他将速胜与持久的关系机械地截然对立起来。因为虽然战役战斗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始终必要，不可动摇，然而，在战略上，则必须根据双方力量对比等实际情况，来具体决定是进攻速胜或是防御持久，当速则速，宜久则久，不可拘定。否则，便是形而上学，到头来必定会遭到战争规律的惩罚。

三、兵不厌诈，因敌制胜

兵不厌诈，计出万端，灵活机动，因敌制胜，这是孙子制胜之道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它的核心含义，就是灵活用兵，“战胜不复”。

孙子认为在战争中，要掌握战场主动权，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就必须在具体作战指挥上坚决贯彻“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原则，施行诈谋奇计，人为地造成敌人的错觉，使之产生判断错误，然后再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一举而致克敌之效。

在这里，孙子把兵不厌诈推崇为军事家指挥艺术的精妙极致，指出作战成功的奥秘在于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作不想打；明明要向近处，却装作要向远处；实际要向远处，却装作要向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实力雄厚，就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势强盛，就暂时避其锋芒；敌人暴躁易怒，就挑逗扰乱他；敌人卑怯谨慎，就设法使之骄横；敌人休整良好，就设法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设法加以离间。所有这些，都是兵不厌诈的具体表现形式。孙子认为，通过它们，即可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置敌人于“不知其所守”，“不知其所攻”，处处被动挨打的困境。

众所周知，进攻与防御，乃是两种最基本的战斗形式，至于追击、退却、包围、迂回等等，不过是它们的变化而已。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采用什么战斗形式，就必须根据客观情况来决定。要知道，战争的现象是难以捉摸把握的，所谓的“战机”，乃是稍纵即逝的东西。因此，捕捉战机，采取行动，完全依赖于指挥人员的“妙用”。这就是灵活机动。

灵活机动，关键在于正确地使用兵力和灵活地变换战术，“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⁵⁴⁾。即既要尊重作战原则，但又不死守作战原则，而是根据天势、地势、敌势、我势，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一句话，就是要正确处理作战指导的“常”、“变”关系问题。

孙子充分认识到用兵打仗贵在灵活机动、随机应变，拘泥常法、一成不变必然导致覆军杀将、辱身误国。因此他鲜明地提出了“因敌制胜”的重要命题，作为指导战争的根本原则：“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他一再强调这是所谓的“兵家之胜”，是无从事先呆板规定的。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主张“因敌制胜”，并不等于他否定所有“常法”，将此前无数人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作战法则一笔勾销。恰恰相反，他本人十分尊重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用兵之法”，并在自己的兵学著作中反复加以肯定。如《军争篇》论述用兵“八戒”，“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就是明显的一例。孙子所反对的，仅仅是不分地点、时间、场合，不顾敌情、我情而一味死守那些习以为常的作战原则，不知变通，最后导致作战失利的愚蠢做法。

在尊重作战“常法”的前提下，孙子更重视用兵的灵活机宜、不拘一格。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践墨随敌，以决战事”⁽⁵⁵⁾，认为“因敌制胜”是通往胜利彼岸的舟楫，走向光辉顶点的阶梯。指挥员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能违背这一原则的精神。

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孙子关于“因敌制胜”作战指导原则的具体论述，是相当丰富且十分精彩的。这里可以列举几个突出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一是对攻守关系的看法。孙子在《形篇》中指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这里孙子对攻守之宜问题提出了辩证的看法，认为当在自己力量不足，或者时间和地点都不利，没有战胜敌人的可能的情况下，就要实施防御；反之，当自己力量占有优势，具备了战胜敌人的条件，这时便要展开进攻，而切切不能一相情愿地从主观愿望出发，想进攻就进攻，不想进攻就防御，以至陷于攻守失据的被动地位。孙子进而强调指出，只有在攻守问题上真正做到因敌变化、随机处宜，才算是掌握了灵活机动指挥艺术的精髓。不论是进攻抑或防守，均可以得心应手，从容自如，无往而不胜：“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⁵⁶⁾。

二是以“因敌制胜”原则来观照和认识作战的机断指挥问题。《九变篇》集中体现了这层思想。王皙注该篇主旨是“九者，数之极；用兵之法，当极其变耳”，张预注说得更为明确具体，“变者，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这些看法无疑均是正确的。孙子在篇中既提出了一些行军作战的常法，“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更强调了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化，机断指挥，不囿于一时一地的得失，立足于全局进行指导，“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并把将帅能否精通各种机变的利弊，看做是否懂得用兵的标志，指出“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三是从“因敌制胜”原则的高度阐述“奇正”的变化问题。“奇正”是孙子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军事范畴，古人认为它是“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一般地说，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在兵力使用上，守备、钳制的为正兵，机动、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明攻为正兵，迂回、侧击、暗袭为奇兵；在作战方法上，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兵，采取特殊战法为奇兵；在战略上，堂堂正正进兵为正，突然袭击为奇。在孙子那里，对“奇正”的变化运用的论述，乃是以“因敌制胜”原则为出发点的，既肯定“战势不过奇正”，强调用兵打仗要做到“以正合，以奇胜”，同时，更提倡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来灵活变换奇正战法，“奇正相生”、“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⁵⁷⁾。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正则正，当奇则奇，因敌变化，应付自裕，进入驾驭战争规律的自由王国。

其他，像《火攻篇》言“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九地篇》言“九地之变”，《军争篇》言“四治”，“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等等，都概莫能外地蕴涵着“因敌而制胜”的深刻哲理，闪烁着辩证观察和处理战机的思想火花。

由于孙子“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符合战争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实战实践中一再获得验证，因此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备受青睐。他们沿着孙子开辟的道路前进，进而从各方面深化“因敌制胜”的思想，《吴子》提到了“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等十一种情况，《阵纪》归纳为“因敌之险以为己固”等四种情况，《兵法百言》又概括为“艰于力而借敌之力”等六种类型，均可视之为这方面的具体努力。其中南宋抗金名将岳飞那句名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可谓是对孙子“因敌而变化”思想最深刻、最洗练的阐发。岳飞堪称孙子千载之后的真正知音。

总之，“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因敌变化，随机制敌，永远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倘若不懂得这层道理，不遵循这条原则，那么即便是读遍天下兵书，也终究是纸上谈兵，隔靴搔痒，到头来难免夸夸其谈，一事无成。历史上赵括、马谡之流丧师辱身，贻笑天下，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四、致敌就范，把握主动

孙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症结，在于“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而要确保自己在战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创造条件，始终牢牢地掌握主动权，“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而掌握主动权的核心，关键则在于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调动敌人、钳制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动、所钳制。这从战略层次上说，就是要做到“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⁵⁸⁾，进入“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⁵⁹⁾的理想境界；就战术层次而言，掌握主动权，就意味着“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⁶⁰⁾，是“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⁶¹⁾。总之，是让敌人处处被动挨打，无可奈何；让自己攻守皆宜，稳操胜券！

主动权不是现成的东西，而必须是战争指导者运用聪明才智，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争取到手的。因此孙子在充分肯定夺取主动权的同时，更以极大的精力来探讨如何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非常精辟的见解，概括起来说，大致有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军队实力，造成对敌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胜兵若以镒称铢”，“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⁶²⁾。这里的“形”，是“军形”，即指军事实力及其外在表现。战争固然是智的角逐，但同样也是力的较量。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奇谋妙计再多再好，也是无从争取战争主动权的。孙子对这层道理洞若观火，因此他讲主动权问题，首先立足于增强军事实力这一点上，主张造就“以碫投卵”的主动态势，然后在这基础上争取先机之利。

第二，造势任势，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所谓“势”，按孙子的本意，指的是军事力量合理的积聚、运用，充分发挥其威力，突出表现为有利的态势和强大的冲击力。孙子认为光有实力还不够，要夺取主动权，重要的环节之一，是要造势任势，所谓“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⁶³⁾，就是这个含义。因此他一再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⁶⁴⁾孙子所说的造势和任势，其实质含义就是要在强大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将帅的杰出指挥才能，积极创造和运用有利的作战态势，主动灵活、卓有成效地克敌制胜。

在《势篇》中，孙子还曾指出：“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这表明孙子在重视造势任势以夺取主动权的同时，也注意到以“节”制“势”的问题。他认为“势”与“节”两者互为关系，相辅相成。有势无节，不能发其机；有节无势，则不能逞其威。势要险，即应该快速，突然；节要短，即应该近距离发起攻击，“势如弩，节如发机”。孙子说：“鸷鸟之击，至于毁折者，节也。”可见只有节量远近，掌握时机，正中其宜，才能充分发挥“势”的威力，使敌人遇之者毁，触之者折，从而真正把握战场的主动权。

第三，示形动敌，主动创造条件。战场上两军对阵，敌我双方在主观上都毫无例外地要致力于造势任势，以争取主动的地位。能否成功，关键之一，就在于能否广施权变，示形动敌，出奇制胜。

“兵以诈立”，在战争中，如果同敌人讲信义，比道德，那么就会成为宋襄公一类的蠢人，丧师辱国，为天下笑。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迷惑对手，把握主动，左右战局，夺取胜利。孙子把这种高招，概括为示形动敌。

所谓“示形”，就是隐真示假，诱使敌人中计上当，被自己牵着鼻子走，最后陷入失败的命运。用孙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⁶⁵⁾。孙子指出，战场上示形动敌、克敌制胜的最上乘境界乃是“形人而我无形”，“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⁶⁶⁾。孙子认为，一旦达到这种境界，那么进行防御，即可“藏于九地之下”，坚如磐石；实施进攻，即可“动于九天之上”，制敌于死地。一句话，我军处处主动，而敌军则处处被动。

第四，奇正并用，避实击虚。孙子认为，要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一是要解决战术上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⁶⁷⁾。所谓奇正，首先是兵力的配置和使用，“以正合，以奇胜”，也即《尉缭子》所言的“正兵贵先，奇兵贵后”。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战术的选择和运用，“奇正相生”、“奇正之变”。由于奇正的内涵和价值意义，我们在前已另有说明，这里就不再展开论述了。(www.chuimin.cn)

孙子同时指出，要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还要正确贯彻“避实而击虚”的原则。

“虚实”是孙子兵学中的一个重要军事范畴。一般而言，无者为虚，有者为实；空者为虚，坚者为实。表现在具体军情上，大凡怯、饥、乱、劳、寡、不虞、弱为虚，勇、饱、治、逸、众、有备、强为实。孙子从中揭示出一条重要的规律，这就是避实击虚。

孙子“避实击虚”的原则，首先表现在对攻击目标、攻击方向的选择上。基本的指导思想是，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虚弱但却是性命攸关的关键部位。从根本上调动对手，制服敌人。他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又说“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⁶⁸⁾，讲的都是一个意思。总之，只要在作战目标及方向选择上贯彻了“避实而击虚”的方针，那么就可以达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⁶⁹⁾的目的了。

孙子“避实击虚”的原则，其次还表现为对攻击时机的把握。其基本的指导思想是，避免同正处于士气高涨、斗志旺盛阶段的敌人作正面交锋，而是通过各种手段瓦解敌人的士气，消磨敌人的斗志，尔后再予以突然而凌厉的打击，夺取战争的胜利。《军争篇》所提到的“治气”主张，就集中反映了孙子“避实击虚”原则在战机捕捉把握上的运用，“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另外像《九地篇》言“敌人开阖，必亟入之”，也是类似的意思。

综上所述，孙子制胜之道的核心就是致敌就范，掌握主动。孙子认为，只要掌握了主动权，战略方针即可确保落实，战术运用即可得心应手，在这样的情况下，胜利的天平自然而然会朝着自己这一边倾斜了，“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⁷⁰⁾，从而真正进入驾驭战争的自由王国。

历史在前进，战争在发展，夺取主动权的内容、方法和手段也随之而丰富、完善或改变。然而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取胜的关键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的名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将作为普遍的真理，而同战争现象相共存。

五、集中兵力，以镒称铢

正确选择主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在全局或局部造成“以镒称铢”的有利态势，各个歼灭敌人，这是孙子制胜之道的突出环节。

作战双方，谁具有优势的战场地位，谁就能拥有军队行动的主动权，这乃是古今中外战争的一条重要规律。大体而言，两军对阵，凡兵力薄弱、指挥笨拙的一方，一般情况下，总是比较被动。所以，古往今来的军事家们很自然地提出了“众寡分合”的著名命题。所谓“众寡”，就是兵力的对比问题；所谓“分合”，就是指兵力的部署使用问题。两者的核心所在，就是要集中兵力，在全局或局部造成优势，分一为二，各个击破敌人。

孙子是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并系统阐述“众寡分合”作战原则的兵学大师。在《谋攻篇》中，他明确强调“识众寡之用者胜”，把这看成是“知胜有五”的一项重要因素。这里的“众寡”当然是指兵力的多少，而“用”则是指兵力的运用，也即《军争篇》所说的“分合为变”。孙子认为，要确保掌握主动权，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场交锋时集中优势兵力，以镒称铢，“以碫击卵”，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为此，他在自己的兵法著作中反复阐发了集中兵力问题的重要性，并一再提出具体的集中优势兵力的种种主张，“并力”、“并敌一向”、“并气积力，为不可测”、“我专为一”，从而达到“以众击寡”的目的。

当然，战场的敌我态势是多种多样且瞬息万变的，因此集中兵力的方法也不宜固守一道，而应该是因敌变化、随机制宜。孙子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所以他在《谋攻篇》中论述了集中兵力的各种对策，“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主张针对不同的兵力，分别灵活地采取“围”、“攻”、“分”、“战”等战法，确保己方进退自如，攻防皆宜。

兵力的大小与兵力的集中分散，并不是同一回事。在总体上说，兵力对比虽占优势，但在具体作战过程中也可能因兵力部署的分散而丧失优势；反之，兵力在总体上占劣势，但也可能因相对集中而形成局部上的优势。由此可见，集中兵力是有一定条件的，从主观上说，敌我双方都力求集中兵力，谋求战场上的优势。然而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则取决于指挥员主观能动性有无得到充分的发挥。换言之，必须通过高明的指挥，使我方兵力集中而使敌人兵力分散，这才是集中兵力的症结关键。

孙子不愧为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在“众寡之用”问题上，他既肯定集中兵力的意义，提倡“以十击一”，又积极探讨如何在战争活动中，通过对“分合为变”等手段的运用，以达到集中兵力、掌握主动的目的。

孙子认为集中兵力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善于创造条件，捕捉战机。从战术上说，就是要做到“形人而我无形”，使敌人显露真情而我军不露任何痕迹。他进而论述道，这样一来，我军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却不得不分散。通过调动敌人，来使我方的兵力集中在一处，而让敌人的兵力分散在十处。于是，集中兵力的意图即得以实现，我们便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去进攻敌人了，从而造成我众而敌寡的有利态势。而能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劣势之敌，“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出现“吾所与战者寡”的局面，使得敌人的“四手”变成“两拳”，使得自己的“两拳”变成“四手”。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乐观地表示了充足的信心，“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⁷¹⁾

孙子的思维方式是辩证的，在肯定集中兵力重要性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分散兵力的危害性。他认为，在兵力部署上如果不分主次方向，单纯企求“无所不备”，那就势必形成“无所不寡”，不能达到“我专而敌分”的目的，也就失去了主动地位的物质基础。据此，孙子一再提醒战争指导者要避免犯“以一击十”、“以少合众”这一类分散兵力的错误，因为那样做即是“败之道也”，到头来一定会覆军杀将，自取其辱。

孙子集中兵力，以镒称铢的作战指导思想对后世兵家的影响殊为深远。一方面，他们进一步肯定集中兵力的军事学术价值，如《淮南子》就曾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层道理：五个手指轮番敲打，不如握紧拳头狠命一击；一万人逐个轮番进攻，不如一百人同时出击。而《百战奇法》则更明确指出“以众击寡，无有不胜”。另一方面，他们也高度重视运用“分合为变”的手段，来达到集中兵力的目的，“设虚形以分其势”，造成“敌势既分，其兵必寡；我专为一，其卒自众”的有利态势。

六、巧用地形，攻守得宜

察知天候地理，巧妙利用地利，根据地理条件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确保作战的胜利，乃是孙子制胜之道的重要内容。

战争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在古代主要是在陆地和水面进行的，因此，对于影响军队行动的战场地形，就不能不详细研究。为了在战略布局上取得有利地位，就不能不对兵要地理作周到的考察。前者属于“军事地形学”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军事地理学”的范畴。在中国古代，这两者的区分并不严格，人们通常是对它们作通盘的研究和阐述的，孙子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在冷兵器作战时代，掌握和利用地形地理，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负关系尤为重大。因此早在孙子之前，人们即开始探讨军事与地理条件的关系，并留下了不少足资启迪的理论雏形。如《易•师•六四》有云：“师，左次，无咎。”意思是军队在作战中只要占领有利的地形，就不会有危险。又如《易•同人•九三》亦云：“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意谓利用地形多草而隐蔽军队，并抢先占领有利的制高点，就能够战胜敌人，并使敌人大伤元气，多年得不到恢复。这些都成了孙子构筑其军事地理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然而，在孙子之前关于地形运用原则的论述，尚远远未臻成熟，这表现为，一是片言只语，缺乏深度；二是没有涉及兵要地理问题，缺乏广度。只有到了孙子那里，利用地理条件以克敌制胜，才成为军事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地理学才基本具备规模。换言之，孙子乃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系统探讨地形地理条件与军事斗争成败相互关系的军事大师。

孙子对地理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有明确的认识。他把“天地孰得”列为“五事”、“七计”制胜条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天”，就是“阴阳，寒暑，时制”；所谓“地”，就是“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他一再强调高明的指挥员应该“知天知地”，认为这是“胜乃可全”的前提条件。他指出地形条件与作战的胜负有着密切的联系，主张把熟悉和利用地利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鉴于这样的认识，孙子进而强调行军作战时，要侦察或利用“乡导”去了解地形、掌握地形，指出：“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⁷²⁾

孙子的军事地理学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兵要地理的论述，他撰写《九地篇》，对这一问题集中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军队在九种不同的战略地理环境中展开行动的基本指导原则。二是对战术地理的论述，主要见于《行军篇》、《地形篇》诸篇。以下我们就根据这一线索作一番必要的概述。

孙子高度重视对兵要地理的研究。在《九地篇》中，他把战略地理区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九大类，对它们的内涵和特点进行了扼要而精辟的概括归纳，“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针对上述不同的战略地理条件，孙子进而论述了具体的军事行动方案：处于散地就不宜作战，而应统一军队的意志。处于轻地就不宜停留，即使不得已屯驻，也要使营阵紧密相连。遇上争地就不要勉强进攻，而应迅速出兵包抄敌人的侧后。遇上交地就不要断绝联络，同时谨慎进行防守。进入衢地就应该争取与国，巩固与诸侯之间的联盟。深入重地就要掠取粮草，保障军粮的供应。碰到圮地必须迅速通过。陷入围地，就要堵塞缺口，并设谋脱险。处于死地，就要显示殊死奋战的决心，力战求生。

从孙子这些战略地理学说的内涵来看，孙子的重点，是放在纵深奔袭这一点上的，即认为了解兵要地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开战略突袭，以坚决果敢的行动，迅速将军队插入到敌国的腹心地区，与敌军展开决定性的会战，争取一战而胜，成就霸王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⁷³⁾由此可知，孙子的兵要地理理论，是其进攻战略观念在军事地理学上的具体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体”与“用”的逻辑关系。

孙子的战术地理思想同样相当丰富，精彩迭呈。他指出，在行军作战过程中，首先要将军队处置好，这即是所谓的“处军”，而“处军”的重要环节，便是要善于利用有利的地形，避开不利的地形，占据战场上的主动地位。为此他具体细致地列举了在山地、江河、沼泽、平原以及“绝涧、天井”等特殊地形的处军原则。具体地说：

在平原地带，要占领平坦开阔地域，而侧翼则应倚托高地，做到前高后低，居高临下，居生击死，同时还要保持粮道的畅通。

在山岭地带，要靠近有水草的山谷，驻扎在居高向阳的地方，同时避免去仰攻业已为敌人所占领的高地，这是总的原则。在《地形篇》中，孙子还通过对“挂形”、“支形”、“隘形”、“险形”等四种地形作战原则的阐述，进一步揭示了山地“处军”作战的要领。

在江河地带，孙子认为作战上必须掌握以下的要领：第一，“绝水必远水”，即横渡江河，必须在远离江河之处驻扎。第二，实施“半渡击”，即敌人渡水来战，不要在江河中予以迎击，而要等它渡过一半时再发起攻击。第三，“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意即如果要同敌人决战，则不要紧挨水边布兵列阵。第四，“视生处高”，意即在江河地带驻扎，也应当居高向阳。第五，“无迎水流”，意即不可面迎上流，以防止敌军顺流而下，决堤放水，投放毒药。

在盐碱沼泽地带，孙子认为“处军”上要做到：第一，应该迅速离开，不要停留，以摆脱被动。第二，倘若万一不得已同敌人相遇于盐碱沼泽地带，那就一定要靠近水草并背靠树林，努力化被动为主动。

孙子认为，各种特殊地形的地带都是极不利于军队的行动的。一旦遇到这类地形，就要善于判断，果断决策，迅速离开，把它们留给敌人，陷敌于被动之中，“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⁷⁴⁾。

在具体分析了江河、平原、山地的地形特点以及不同的军事对策之后，孙子进而概括和揭示了利用地形的一般规律，形成了其战术地形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⁷⁵⁾可见，无论在平原、山岭地带也好，还是在江河、天险、沼泽地带亦罢，都要居高向阳，梯次配备兵力，保证军需供给，巧妙利用地形，牢牢掌握主动，力争克敌制胜。

应该指出的是，战略地理、战术地形固然重要，为战争指导者所必须充分了解和巧妙利用，但它毕竟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要在战争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关键还在于拥有强大的实力，并高明实施卓越的作战指导方案。同时，孙子所揭示的巧用地利的方法，也仅仅是一般的通则。要真正驾驭它，实有赖指挥员别具匠心，临机应变。韩信背水破赵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七、因粮于敌，事半功倍

战争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受物质经济条件的制约，因此古代兵家均十分重视战争对经济力量（包括人力、资源、财物等）的依赖关系。他们普遍认为，战争的实施必须以充足的物质保障为基本前提。换言之，军事后勤是进行战争的重要条件，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军队就会陷入困境，不论进攻，还是防守，一切奇谋妙计都将失去现实的物质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古代兵家对军队的后勤保障意义、手段均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原则。在这方面，兵圣孙武同样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奠基者。

孙子对军事后勤保障问题的理性认识已达到一定的深度，这表现为他对军事后勤的地位、作用，军事后勤与经济、战争胜负的关系作出了较为全面广泛的论述。他的军事后勤思想是其制胜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曾对后世兵家产生过持久且深刻的影响。

孙子对军事后勤的重要性是有深刻的认识的。《军争篇》那段名言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他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这里的“辎重”泛指军用器材装备，“粮食”泛指粮食和草料，“委积”泛指军用战略物资的储备。它们概括了军事后勤保障的主要方面，包含了军队行军作战所必须具备的客观物质条件。很显然，孙子业已将搞好后勤保障提高到关系军队存亡、战争胜负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了。

除了强调军事后勤保障本身重要性外，孙子也注意到健全后勤保障制度对搞好后勤供应的意义。他在《计篇》中所讲的“五事”之一“法”中的“主用”，据曹操等人的注释，便是指军需、军用器械、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孙子将它单独提出来加以阐述这一做法本身，即表明他高度重视后勤的战略地位。

在充分肯定军事后勤重要性的基础上，孙子进而提出了实施落实军事后勤保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手段。其中“因粮于敌”的主张，就是这方面的根本纲领。这在《作战篇》中，有非常精炼、明确的表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所谓“因粮于敌”，其基本含义乃是军队的粮食给养在敌国进行补充，予以解决。孙子认为这是整个军事后勤保障问题的核心，是确保战争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大关键。

应该说，孙子提出“因粮于敌”这一后勤保障基本原则，乃是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在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根本条件，决定了粮食问题在军事后勤中一直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军事后勤保障的成功与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供应的情况，所谓“用兵制胜，以粮为先”就是这层意思。对军队来说，有粮才有战斗力，才能保持高昂的士气。粮食供给的意义既然如此重大，那么将帅在考虑军事后勤保障问题时，自然要再三强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并采取具体的措施，以确保粮道的畅通无阻，粮秣补给的妥善解决。

孙子提出“因粮于敌”的后勤保障原则绝非偶然，乃是春秋晚期战争实践的客观要求和他本人速战速决进攻战略指导思想的必有之义。

春秋中期以前，战争的规模相对不大，战争的时间相对短暂，战争的机动性相对不强，参战的人数相对较少，这就决定了粮食补给问题在战争中的迫切性相对不显突出。然而，到了春秋晚期，情况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战争规模日趋扩大，战争进程旷日持久，参战人数大大增多，军队行动的机动性日显增强，于是如何确保以粮秣补给为中心的军事后勤保障的落实，也就成了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提出“因粮于敌”原则乃是时代的必然，现实战争的产物。

粮食补给固然重要，可是为什么解决的方式要选择“因粮于敌”这一手段？这在更大程度上，乃是孙子“兵以利动”、进攻速胜战争指导思想在军事后勤问题上的必然反映。

孙子清楚地看到了战争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作用，指出战争势必造成国家财力物力的严重损耗，加重民众的负担，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粮秣的转运补给至为困难，既费用开销过大，“日费千金”，又人力浪费严重，“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⁷⁶⁾。在《作战篇》中孙子对远道转输的危害性曾有过详尽的阐述，大意是，国家之所以因用兵而导致贫困，就是由于远道运输。远道运输，就会使百姓陷于贫困。临近驻军的地区的物价必定飞涨。物价飞涨，就会使得百姓之家财富枯竭。财富枯竭就必然急于加重赋役。力量耗尽，财富枯竭，国内便家家空虚。总之，一切祸根皆源于远道转输。孙子认为这实在是得不偿失，是违背“兵以利动”这一根本宗旨的，必须坚决加以避免，而避免的途径唯有“因粮于敌”，即所谓“智将务食于敌”。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孙子进而从经济成本核算的角度，论证了“因粮于敌”的合理性，“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⁷⁷⁾，也就是说，计算下来，粮秣补给还是在敌国就地征发来得划算。由此可见，以战养战，“因粮于敌”，出发点在于尽可能减轻后勤供给上的负担，以顺利达到进攻速胜的战略目的。

该如何贯彻“因粮于敌”这一原则？对此，孙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基本立足点就是抢掠劫夺。在这一问题上，孙子的态度倒是十分坦白的。其具体的措施便是“重地则掠”，深入重地就要掠取粮草；“掠乡分众”，分兵抄掠敌国乡野，分配抢夺到的人畜和财物；“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在敌国富庶的乡野进行劫掠，以保障全军上下的粮秣供给。由此可见，孙子所讲的“因粮于敌”，实质所指乃是掠夺敌国的粮仓、敌国的民家，以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这里，孙子并无从敌国征集粮秣、收购粮秣的想法，更没有依靠和争取敌国民众箪食壶浆、自动捐献粮秣的考虑。手段相当单纯，用武力劫掠夺取而已。应该说，这种做法未免失之偏颇。

毫无疑问，孙子“因粮于敌”，借助劫掠、利用敌对国家物质资源以支持战争的后勤保障思想，曾在历史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不少军事家都将它视做深入敌区时解决给养难题的一个对策，并在实战中加以运用。同时他们也多少意识到单纯“掠于饶野”做法的局限性，注意丰富和发展孙子“因粮于敌”的思想内涵，主张争取民众，让民众自动赠粮送物，“民咸馈献”，或采取有偿征集，“设法购运”，以减少“因粮于敌”过程中人为的阻力。这样看待问题、处理事情的态度和做法，显然要比孙子的主张来得较为全面，较为得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因粮于敌”的思想，孙子提倡于前，兵家阐发于后，但是其局限性也在所难免。诸如在荒漠草原作战，或遇到敌方坚壁清野，便无粮可因，或可因之粮不多。所以清初的《兵法百言》就曾认为，因粮于敌“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也”。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内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粮于敌”⁽⁷⁸⁾，双管齐下，互为补充，各擅胜场，以致成效。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