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战争观与治军思想研究

第三节　《孙子兵法》的战争观与治军思想

宋代郑友贤在《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指出：“武之为法，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参之《孙子兵法》，可知郑氏之论洵非虚言。《孙子兵法》内涵丰富，几乎包举了军事学上的各个领域，以下我们从几个方面着重进行阐述。

一、《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

任何思想家都是按照一定的哲学观念来构建自己的学说体系的，一定的哲学观念制约和指导着思想家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方面孙武也没有例外。他的丰富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进步性、合理性，归根结底，是孙武在自己的兵学著作中始终坚持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认识路线，整部《孙子兵法》完全建立在合理的哲学基础之上。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首先表现为以朴素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孙武反对鬼神天意，崇尚事实分析。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对“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肯定天道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不复有主宰的性质。这样就和当时影响犹存的视天为人格神的宗教神学观划清了界限。基于这样的认识，孙武明确强调“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反对用阴阳杂占的方法去认识战争，主张“禁祥去疑”。因此，在观察战争问题上，孙武着眼于“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七计”，提倡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判断，预测胜负。在《孙子兵法》那里，战争是被当做一种客观物质运动现象来对待的，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乃是其兵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之一。如《形篇》所说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就是一种把战争的胜负终极原因归结于物质条件的努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孙子兵法》中有许多以征引“五行”观念来论证战争的客观物质性的内容。《势篇》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就是一例。这里的“五行”与《左传》等书的“五行”一样，都是被当做物质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基本属性来看待的。而且孙武还更进了一步，即已将万事万物的演绎、派生和变化归结为“五行”的本质内涵了，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奇正”、“虚实”等作战指导范畴。⁽¹⁷⁾由此可见，孙武的战争理论，其出发点正是他的唯物主义物质观。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其次表现为朴素辩证法思想思辨特征。孙武能够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认识和把握军事问题。首先，在他那里，军事问题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他讲“道、天、地、将、法”“五事”，就是以联系的观点将政治、军事、天时、地利条件、法制建设、人才拔擢等各项因素作为完整系统来进行考虑。其次，孙武的兵学基本范畴，如“奇正”、“虚实”、“主客”、“攻守”等等，也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如无“虚”也即无“实”，无“正”也即无“奇”，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最后，不仅相互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统一性，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并将它用于战争指导，“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正是这些辩证联系的观点，使得孙武的理论具有最大的圆融性。

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主张把握事物转化上的“节”与“度”。遵循这一思想，孙武在对待战争大事上既高度重视，透彻研究，又非常谨慎，努力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这正是其备战与慎战观念的哲学前提。在具体作战、治军问题上，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如孙武既强调“军争”，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必要环节，又主张“军争”必有节制，指出过犹不及。又如，《九变篇》论述将之“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其实勇于牺牲，善于保全，同仇敌忾，廉洁自律，爱民善卒等等，本来都是将帅应具备的优良品德，然而如果过了度的话，即发展到了“必”这一程度，那么其性质也就起了转化，走向反面，而成为“覆军杀将”悲剧的起因了。另外，像治军上既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又反对“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作战指导思想上既强调“胜可知而不可为”，又肯定“胜可为”等等，也均是本着朴素辩证法思想观念的重要阐述。

朴素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普遍属性的理论对孙武也有重大的启迪和影响。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孙武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阐述缕析“奇正”问题的哲学含义：“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里无论是遣词用句，还是精神实质，都显然与老子等人的论述有其相似的一面。其他像“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等等，也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

当然，《孙子兵法》对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这主要表现为两点：

第一，孙武注意辨别真伪，抓住事物本质。他看到，在战场上，为了迷惑敌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此，只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不为外在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赢得胜利。他详细分析列举的三十余种“相敌”之法，就是从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中所揭示的认识本质、抓住关键的经验总结。这标志着孙武真正吃透了朴素辩证法的精髓。

第二，孙武反对消极被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老子朴素辩证法一味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进取，具有明显保守性不同，《孙子兵法》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则充满了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同时，提倡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主张“择人而任势”、“形人而我无形”、“计利而听，乃为之势”、“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总而言之，是要辩证观察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还表现为民本政治思想精神的洋溢。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潮初步兴起的重要阶段，当时的思想家都普遍注意于考虑民众的欲求，尊重民众的愿望，关心民众的生计，争取民众的归附。这在《孙子兵法》中也有集中的反映。孙武的许多精彩命题和论述，都是在民本主义的精神指导和规范下提出并展开的。诸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¹⁸⁾，“上下同欲者胜”⁽¹⁹⁾，“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²⁰⁾，“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²¹⁾，“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²²⁾，等等，就是比较显著的标志。很显然，孙武在这里已经将战争的胜负同政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加以联系和对应了。至于清明的政治，在孙子眼里则等同于关心民生，争取民心，使上下和谐，同心同德，即所谓“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与众相得”云云。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方式，就是“修道而保法”、“唯人是保”等等。所有这一切，均打上了民本主义的深深烙印，也是孙武兵学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具体表现。

二、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念

春秋时代战争频繁，诸侯列国争霸与兼并一日无已。《孙子兵法》当然要反映这一时代特色，这就决定了孙武在战争问题上鲜明地提出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换言之，“安国全军”是孙武战争观的基本主线。(www.chuimin.cn)

孙武对战争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所以孙武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指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启战端的愚蠢做法，孙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²³⁾并要求战场指挥员做到“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²⁴⁾。

然而主张慎战并不意味着反对战争。《孙子兵法》提倡慎战的主旨，在于强调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应当遵循新兴阶级的功利主义原则，即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一点，不战则已，战则必胜。这种既重战又慎战的观点，使孙武的战争观念既不同于儒、墨的非战主张，也与稍后法家嗜战立场有所区别。由此可见，孙武的慎战出发点是“安国全军”，以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孙武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鉴于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对社会经济、国家前途的巨大影响，把准备战争和指导战争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强调做到有备无患：“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²⁵⁾这就是说，要把立足点放在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敌人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的基点上。

基于慎战和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念，孙武推导出用兵的理想境界，这就是一个“全”字。所谓“全”就是全胜。《孙子兵法》中提到“全”的地方有十余处，最主要的篇章是《谋攻篇》。孙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从而实现战略、战役、战斗的全胜，即“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用全胜的计谋争胜于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了达到这一境界，孙武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主张，认为指导战争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展示强大的兵威慑服敌人，至于“伐兵”、“攻城”，那就等而下之了。由此可见，孙武的“全胜”思想，实际上仍然是其慎战和备战思想在作战指导原则上的反映。慎战与备战、重战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孙子兵法》十三篇中。

如果不得已进行战争，孙武主张实行进攻速胜战略。他明确提出，从事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掠乡分众，廓地分利”⁽²⁶⁾，即掠取他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扩张版图，在争霸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九地篇》中，孙武更以明确的语言表明了自己的进攻战略：“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孙武这一战争观，是符合新兴势力的要求的，是与社会大变革的潮流相一致的，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

三、“令文齐武”的治军思想

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设军队、从事战争的需要，孙武曾提出过不少治军原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治军思想。归纳起来说，其治军思想主要包括严明赏罚、重视选将、将权贵一、严格训练、统一号令、爱卒善俘诸方面。⁽²⁷⁾。

能否严明赏罚，是调动将士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孙武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在《计篇》中他将“法”列为“五事”的一项，把“赏罚孰明”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²⁸⁾所谓“文”，就是精神教育、物质奖励；所谓“武”，就是军纪军法，强调重刑严罚。他认为治军必须拥有文武两手，做到恩威并施：“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²⁹⁾否则就不能造就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³⁰⁾

要严明赏罚，关键在于做到有法可依，有律可循，否则严明赏罚便无从谈起。所以孙武非常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把“法令孰行”也列为判断战争胜负的标准之一。他认为部队必须有一定的组织编制，明确各级人员的职守：“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³¹⁾他指出“治乱，数也”，“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至于法制建设的重点，孙武认为是统一号令，加强纪律。他说，“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主张用金鼓旌旗来统一将士的耳目，约束部队的行动，从而达到“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的目的。当然，孙武主张在执法问题上也应该做到随时便宜，以更好地发挥法纪的作用。所谓“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就是这层意思。这体现了《孙子兵法》既讲求执法严肃性又注重执法灵活性的实事求是态度。

军事指挥员的素质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军队建设和战争胜负。孙武对这层道理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将领的选拔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他指出将帅是国君的助手，辅佐周密，国家就一定强盛；辅佐有缺陷，国家就一定衰弱。显然，他是把优秀将帅的作用提到“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高度来认识的。为此，他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认为一名贤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等条件。在处事上，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在才能上，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通于九变”；在管理上，要“令素行以教其民”、“与众相得”，使士卒“亲附”；在修养上，要“静以幽，正以治”，提醒将帅要避免犯骄横自大、轻举妄动、勇而无谋、贪生怕死等毛病。

为了确保将帅在战争中进行有效、灵活的指挥，孙武主张将权适当地集中和专一，反对国君脱离实际情况干涉、遥控部队的指挥事宜。《谋攻篇》指出，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三种：不了解军队不能前进而硬让军队前进，不了解军队不能后退而硬令军队后退，这叫做束缚军队；不了解军队的内部事务，而去干预军队的行政，就会使得将士困惑；不懂得军事上的权宜机变，而去干涉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得将士产生疑虑。他进而认为，出现这类情况，就会导致“乱军引胜”、自取败亡的结果。可见，军事上的成败，其前提之一是“将能而君不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兵法》提倡“君命有所不受”，将它确定为一条重要的治军原则。

《孙子兵法》也比较注重部队的训练问题，主张严格练兵，提高战斗力，把“士卒孰练”作为重要的制胜因素。孙武指出，“教道不明”、“兵无选锋”是造成作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切不可等闲视之，“将之至任，不可不察”⁽³²⁾。为了训练出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孙武提倡爱护士卒，认为做到“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乃是训练好部队的先决条件。孙武这一爱兵主张的动机是明确的，即由此而造成“上下同欲”、上下一致的良好官兵关系，保证部队达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³³⁾这样的最佳临战状态。同时《孙子兵法》还提出对敌军战俘要“卒善而养之”⁽³⁴⁾，从而在削弱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胜敌而益强”。这一思想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