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成书年代与作者，先秦两汉兵学文化探讨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与作者关于《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学术界曾有分歧，自宋代以来，争论辩诘已延续了千余年之久。肯定论者据此认为《孙子兵法》成书年代与作者这一“千年聚讼”已“一朝得释”。我认为，《孙子兵法》一书当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其作者当为孙武本人。这是孙武著有《孙子兵法》的最原始且有说服力的证据。

第一节　《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与作者

关于《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学术界曾有分歧，自宋代以来，争论辩诘已延续了千余年之久。争论的焦点，是其书成于春秋抑或战国？其书的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抑或如叶適所言，为某“山林处士”⁽¹⁾？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孙武的事迹不见于《左传》等先秦典籍的记载，《孙子兵法》所反映的战争规模、运动作战方式、注重诡诈权变的特点以及专有名词（如“主”、“将军”等）的称谓、文体的风格均带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因此，《孙子兵法》十三篇不可能成于春秋末年，而只能是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晚。它的作者也难以肯定是孙武，而当为其门人或再传弟子。有的学者则更断言为战国中期的孙膑。⁽²⁾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0233号汉简上书“吴王问，孙子曰……”。0108号汉简上书“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种兵法同墓出土，而两则简文的内容又恰与《史记》等史籍关于孙武、孙膑的记载相吻合，这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孙子兵法》的作者不是孙膑。肯定论者据此认为《孙子兵法》成书年代与作者这一“千年聚讼”已“一朝得释”。然而否定论者却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他们依旧坚持《孙子兵法》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时代特征的基本观点。⁽³⁾。

我认为，《孙子兵法》一书当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其作者当为孙武本人。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孙武撰著《孙子兵法》见于《史记》的明确记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段记载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第一，孙武曾著有兵法，并以此进见吴王阖庐并获重用。第二，“十三篇”篇数与今传本《孙子兵法》篇数相符。这是孙武著有《孙子兵法》的最原始且有说服力的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是战国前期人，他这里提到的“孙”，自是指孙武而非孙膑，这表明历史上孙武确有其人。《汉书•刑法志》云：“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又《吕氏春秋•上德》云：“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两则史料均明确指出孙武实有其人，并著有兵法。高诱更肯定《孙子兵法》凡五千言，与今传本字数相近。其他像《韩非子》、《尉缭子》、《黄帝内经》、《战国策》、《论衡》等典籍亦有类似的记载。这些情况表明，孙武善用兵，撰著兵书乃是战国、秦汉时人们的共识。(www.chuimin.cn)

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见吴王》及青海《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均曾提到“十三篇”（“十三扁”），且《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之内容与传世本《孙子兵法》内容基本相一致。⁽⁴⁾这样便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孙子其人其书的可信程度。

第二，叶適、全祖望、陈振孙、钱穆、黄云眉诸人以《左传》不载孙武事迹，而断言孙武非《孙子兵法》作者，或进而揣度孙武与孙膑为一人，或以为《孙子兵法》成书于孙膑之手，凡是种种，多属猜测之词。因为仅凭借《左传》之记载有无而论定孙武与《孙子兵法》的关系，其证据显然是贫乏的。这一点宋濂《诸子辨》中即有反驳。其要云：“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年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至于混淆孙武、孙膑为一人，或言孙膑作《孙子兵法》，这一误解已随银雀山汉简出土而澄清，无须赘说。

第三，否定论者常就战争规模、作战方式、文体特征考论《孙子兵法》带有浓厚的战国色彩，进而判定其书成于战国年间，孙武非其书作者。我认为这一观点也是无法成立的。首先，就整个作战方式演变看，春秋乃是一个过渡时期，其前中期与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一脉相承，而自晚期起，则发生巨大的变化，反映为军队人数剧增，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方式改变。仅就作战样式言，即是示形动敌、避实击虚、奇正相生等“诡诈”战法开始流行，过去那种“约日定地”、“鸣鼓而战”、堂堂之阵战法日趋没落。用班固的话，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⁵⁾。《孙子兵法》与“古代王者司马法”不同，集中反映这一历史潮流趋向实属正常。其次，在这一时代变革中，南方地区的吴、楚诸国乃得风气之先者。当时这些较少受旧“军礼”传统束缚的国家，在战争活动中更多地采用了埋伏、突袭、诱敌等“诡诈”战法，并经常奏效。孙武曾在吴国为将，深受当地军事文化的影响，在其著述中自然要体现南方军事文化（包括战法）的特点。所谓“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⁶⁾指的就是这层含义。所以，不能以战争规模扩大、野战机动性增强等现象来简单地和战国特征画上等号，更不宜由此而否定孙武的著作权。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兵法》中也明显带有春秋前中期战争的基本特色。如其言“合军聚众”，就反映了商周以来战争动员的主要特点。其言“穷寇勿迫”，其实就是早期战争“不穷不能”、“战不逐奔”的翻版。而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念，则更体现了它与早期战争特征中广义一面的联系。众所周知，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比较有限。换言之，当时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多以双方妥协或使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敌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比较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公元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退还；公元前612年，晋攻蔡，入蔡，为城下之盟而退师；公元前571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显著事例。对这类传统的追慕和借鉴，遂构成《孙子兵法》兵学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他，如言兵种而未提及骑兵，言“仁”而未尝“仁义”并称以及“舍事而言理”的论述风格，均突出体现了春秋的时代精神。种种情况表明，《孙子兵法》全书打上了春秋晚期社会变迁、军事斗争艺术递嬗的深深烙印，它只能成书于春秋期间。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子兵法》中有后人所增益的成分。如其“五行”观就有较明显的战国色彩；“焚舟破釜”等句颇可怀疑系后人窜入；而《用间篇》最后一段言“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云云，也与全书“舍事而言理”的基本风格相悖。然而所有这一切，均不足以动摇孙武为《孙子兵法》作者，其书成书于春秋晚期这一基本事实。

《孙子兵法》成书年代与作者，先秦两汉兵学文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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