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的兵学观及其地域特色

第六节　范蠡的兵学观

范蠡，字少伯，其生卒年不详，春秋末年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当时列国纷立，争霸兼并无已，晋、楚、齐、秦等大国为了牵制和打击各自的主要对手，纷纷“伐谋”、“伐交”，争取和联合与国，以为己援，力图使争霸敌手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晋国曾积极扶植和支持吴国对付楚国，使其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从而严重扼抑了楚国北上争霸的势头。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也利用越与吴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而导致的矛盾，积极鼓动越国从侧后威胁和打击吴国，以减轻吴对楚的压力。而越国为了抗衡吴国，正需要有楚这样的大国支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身为楚人的范蠡和文种跋山涉水来到越国，为越国攻吴出谋划策。由于他政见卓荦、智谋超群，很快就获得了越王句践的充分信任，官拜上将军，与文种一文一武，辅佐句践经国治军，“种躬正内，蠡出治外。内浊不烦，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⁷⁸⁾。他们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越国转弱为强，在政治上、军事上彻底战胜吴国，帮助句践登上了“霸主”的地位。事成之后，范蠡挂冠归隐，泛舟五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一代巨商，世称“陶朱公”。

范蠡在军事上有很高的造诣与重大的建树，对此，他本人也不无自负，曾云：“兵甲之事，种不如蠡。”⁽⁷⁹⁾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颜师古注云：“越王句践臣也。”这说明，范蠡曾有兵书流传于世。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书早在唐代以前即已失传，《隋书•经籍志》就不曾著录，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史记•货殖列传》、《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史籍中，寻找到某些有关内容，并据此初步考察范蠡军事思想的大致情况以及特色。

《司马法•严位》云：“人方有性，性州异。”范蠡的军事思想同样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他出身于南方文化的中心区域———楚国，深受《老子》哲学思想以及阴阳五行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内涵。而他所从事建功立业的场所———越国，又是处于明显被动弱小地位的一方，要战胜强大的吴国，必须韬光养晦，积蓄实力，逐渐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立足于后发制人的立场，即以积极防御为主要手段，最终实现反攻胜敌的战略目的。

具体地说，范蠡的军事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战备，为克敌制胜创造必要的条件。

“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历史上绝大多数军事思想家，都十分强调做好战备，以待不虞的重要性。在这一问题上，范蠡的认识没有例外。他认为从事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也包含军队实力状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⁸⁰⁾并进而指出：“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陈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⁸¹⁾其基本原则就是，高度重视，充分准备，措施得力，以应万变。用范蠡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⁸²⁾。

第二，“随时以行”的攻守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的整体性与融合性。历史上思想家在进行理性思辨活动时，其逻辑起点通常植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构成模式，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圆融，注重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问题，反映在军事斗争领域，即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政事”推论“兵事”。

这一点在范蠡的军事思想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他的哲学观念中，“天道”与“人道”是和谐一致的。他认为，“天道”的属性是“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⁸³⁾。因此，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时，也应当因循自然，顺应天时，“自若以处，以度天下”。这一思想引到军事斗争领域，就是所谓的“随时以行”。这里所说的“时”，是指时机，也可引申为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战机是否成熟来最终决定作战行动展开与否，既不超前，也不滞后，这也叫做“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

范蠡的“随时”、“守时”原理落实到具体的攻守行动中，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第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意谓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切不可主动发起进攻，而应采取积极防御，等待时机，以求克敌制胜，“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⁸⁴⁾。他严肃指出在时机不成熟情况下盲目对敌进攻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必然招致惨重的失败，“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第二层意思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这是要求战争指导者善于捕捉战机，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要适时地转防御为进攻，而绝不能犹豫不决，贻误战机，纵敌遗患。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即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实现自己后发制人的作战目的。他指出，如果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利，留下祸患，“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范蠡“随时而行”的攻守指导原则，在吴越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高明的运用。当越国尚处于被动弱小的劣势地位之时，范蠡多次谏阻越王句践主动攻吴的计划，反复用“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的道理说服句践采取持久防御的策略，在削弱敌人力量的同时积聚自己的实力，为实现敌我优劣态势的转换，发起最后的反攻创造条件。而当吴国实力衰微，有隙可乘之机出现之时，则当机立断辅佐句践及时发动灭吴之战，打得对手措手不及，全线崩溃，并坚决实施连续进攻，扩大战果，顺利攻占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赢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

所谓“主客”，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对重要范畴。“主”，通常是指战争中在自己的土地上实施防御的一方；“客”，则通常是指战争中进入他国境内实施进攻的一方。根据战场形势选择适宜的主客位置，或反客为主，或变主为客，是从事作战指导的重要命题，也是军事家夺取战争主动权，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之所以在后世受到广泛的推崇，被视为古典兵学宝库中的瑰宝，原因之一，是其作者在“变易主客”方面有精辟深刻的阐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的那样：“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

理解了“主客”关系的丰富内涵，那么我们对范蠡有关“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的价值也就容易认识和把握了。应该说，这一方针在范蠡的军事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概括地说，与《孙子兵法》提倡进攻速胜的战略指导略有不同的是，范蠡在战略指导上更侧重于持久防御，强调为主而不轻率为客。这当然是同越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战略劣势地位的特殊形势有关。

范蠡注重于为主之道，反复阐述“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的必要性。为此，他积极主张持久防御，避敌锋芒，防止出现过早决战的被动不利局面，指出“彼来从我，固守勿与”，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屈求伸，以主应客。

但是范蠡的高明卓越之处，在于他的持久防御并非是消极无为的举措，而是积极能动的作为。换句话说，它仅仅是手段而绝非目的。其最终的目标还是“变易主客”，即适时由战略防御的“主”的地位转为战略进攻的“客”的地位，先主而后客，殄灭以为期。而实现“变易主客”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各种积极的手段，转化双方的优劣态势，剥夺敌人有利的条件，暗中增强己方的实力，从而摆脱被动，立于主动的地位。这用范蠡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这种以暂时的退守换取最后的攻取的战略指导思想，乃是高超英明的实力运用方针，是范蠡军事思想中的优秀内核，它对于中国古代积极防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四，“因情用兵”的制胜之道。

“因敌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⁸⁵⁾，是作战指导思想的精髓，也是古往今来战争指导者所孜孜以求的用兵理想境界。作为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军事家，范蠡在这方面与兵圣孙子实有相通之处，同样以因情用兵为指导战争活动的最高原则。

在范蠡那里，因情用兵乃是“天道”运行规律在军事斗争领域的衍化，是“天道”作用于“兵事”的必有之义。范蠡认为，“天道”的运行是“赢缩转化”的，即所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世间万事万物同样也处于不断变化、循环往复过程之中。这就要求人们善于相因，“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这一基本原则同样也可应用于军事斗争。他为此而指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返，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这里所说的“因”，就是因情用兵，因敌制胜，也即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作战行动。在这一原则指导之下，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的内在关系乃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后发制人固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先发制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在作战指导原则上，对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方针的不同应用，都必须随时随地，灵活机宜加以处置。在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持重待机；而在先发制人时，则要取法于阳象，即雷厉风行，迅猛进攻，所向披靡！对此，范蠡本人曾作过深刻系统的论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

从范蠡“因情用兵”的理性认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范蠡的思想既渊源脱胎于《老子》，但又发展丰富了《老子》。《老子》一书在讲进退、刚柔、强弱、先后时，总是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弱、后的一面，提倡所谓的“不敢进寸而退尺”⁽⁸⁶⁾，而一味否定进、刚、强、先这一面。范蠡则不同，他避免了机械化、简单化的对待倾向，主张量敌用兵，灵活机动，或进或退，或刚或柔，或先或后。他的这一认识，比较《老子》而言，无疑是要辩证全面深刻得多了。

【注释】

(1)《左传•僖公十五年》。

(2)徐中舒云“作州兵”是使“野人”也服兵役。（《左传选》，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蒙文通亦云：“作州兵就是取消只限三郊才能当兵的规定，扩大至于三遂。”（《孔子与今文学》，见《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3)参见《左传•哀公四年》所载赵简子的著名“铁地誓师辞”。

(4)晋国先后作“二军”、“三军”乃至“六军”，可见“军”为其最高建制单位。另外，晋国军队中有“师”、“旅”的建制，“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也有“卒、两、伍”的建制，“以两之一卒适吴”（《左传•成公七年》），“卒、伍整治，诸侯与之”（《国语•周语中》）。

(5)“三十人制”，最主要的史料依据为《周礼•地官•小司徒》注引《司马法》佚文：“甲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另外，还可以从《诗经•鲁颂•宫》、《吕氏春秋•简选》、《左传•闵公二年》、《孟子•尽心》等文献记载中获得充分的佐证。

(6)《诗经•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引《司马法》佚文，参见《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礼记•坊记》疏引。

(7)参见《左传•桓公五年》、《左传•宣公十二年》注引《司马法》。

(8)《春秋大事年表》卷九，《春秋列国不守关隘论》。

(9)《战国策•赵策三》。

(10)《左传•隐公元年》。

(11)《孙子兵法•谋攻篇》。

(12)参见黄朴民：《春秋军事史》，59页。

(13)参见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79页。

(14)《国语•晋语四》。

(15)《国语•吴语》。

(16)《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

(17)参见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见其编注：《左传选》，371～3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参见《三国志•魏书》卷十三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

(20)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左传》作者推测”条，351页。

(21)《左氏兵法》。

(22)《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本节以下注引《左传》只注鲁纪年。

(23)《昭公元年》。

(24)《文公十二年》。

(25)《襄公十九年》。

(26)《宣公十五年》。

(27)《成公十六年》。

(28)《庄公二十三年》。

(29)《成公十五年》。

(30)《成公元年》。

(31)《昭公元年》。

(32)《襄公二十七年》。(www.chuimin.cn)

(33)《僖公二十八年》。

(34)《僖公二十七年》。

(35)《宣公十二年》。

(36)《隐公五年》。

(37)《成公九年》。

(38)参见张丽荣：《论<左传>军事观的二重性》，见《先秦军事研究》。

(39)《宣公二年》。

(40)《襄公三年》。

(41)参见黄朴民：《孙子兵法与古代战争》，载《浙江学刊》，1995（2）等。

(42)《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43)《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叙表》。

(44)《老子解》卷二。

(45)《老子》三十一章。本节以下注引《老子》只列章数。

(46)《老子》三十一章。本节以下注引《老子》只列章数。

(47)三十章。

(48)四十三章。

(49)六十四章。

(50)五十七章。

(51)四十八章。

(52)三十章。

(53)三十一章。

(54)　七十六章。

(55)　七十六章。

(56)三十一章。

(57)三十章。

(58)　三十一章。

(59)　三十一章。

(60)四十六章。

(61)四十六章。

(62)四十六章。

(63)六十一章。

(64)八十章。

(65)六十八章。

(66)《孙子兵法•谋攻篇》。

(67)五十七章。

(68)六十九章。

(69)《孙子兵法•行军篇》。

(70)六十九章。

(71)六十七章。

(72)《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引。

(73)三十六章。

(74)六十七章。

(75)六十九章。

(76)《宋论》。

(77)《訄书•儒道》。

(78)《越绝书•越绝外传纪策考》。

(79)《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句践世家》。

(80)《越绝书•越绝外传枕中》。

(81)《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

(82)《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

(83)《国语•越语下》。本节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均出此篇。

(84)《吴越春秋•句践归国外传》。

(85)《孙子兵法•虚实篇》。

(86)《老子》六十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