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学文化-文武分职的萌芽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将军”称谓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军令方面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契机的存在。就是这种历史文化现象萌芽的证据。这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证实了军令系统的文武分职之萌芽滋生于春秋之末，它为战国时更广泛的文武分职局面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文武分职的萌芽

春秋时期，由于战事频繁、军队扩大、战争艺术复杂以及职官制度逐步走向健全成熟，各国军事行政系统的职官设置以及职能的确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具体表现为：

第一，司马的普遍设置和职权的相对明确化。有些诸侯国的司马，已经开始偏重于统兵作战，如宋国、楚国的大司马以及下设的左、右司马或少司马。据《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鄢陵之战中，楚司马子反任中军帅，协助楚共王统兵出征。而更多诸侯国所设的司马，则基本上成为该国各级车、马、军赋等军事事务的具体管理者，如鲁国的都司马、家司马，以及楚国的县司马等等。⁽¹²⁾

第二，各国都根据军事活动的需要，新设了一些军事行政事务系统的职官。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记载，晋悼公即位伊始，就任命了一批执掌军事行政事务的职官，其中，公族大夫荀家等主持贵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御戎弁负责全军御者的平时训练，司马籍偃主管车兵与步兵的协同作战技能的训练，乘马御程郑负责管理和培训全军养马人员。他们都属于比较专职的军训事务方面职官。除此之外，晋国基层的军政职官还有“三十帅”、“军大夫”、“军尉”、“军司马”、“侯奄”等。

第三，军事后勤职官的大量设置。春秋时期专职军事行政职官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军事后勤职官体制的日趋完善和具体。这些职官各司其职，为军队从事征战活动提供了较充分的保障，如《周礼•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周礼•夏官•司戈盾》：“掌戈盾之物以颁之。”《周礼•夏官•校人》：“掌王马之政。……凡军事，物马而颁之。”据《左传•襄公九年》载，宋国“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这里的“司兵”、“司戈盾”、“校人”、“校正”、“工正”等，均属于军事后勤系统中的专职官员。(www.chuimin.cn)

春秋时期列国政令、军令系统的职官设置，仍体现着“官事可摄”的传统，权责不分的现象司空见惯。在军令系统，当时各国一般都实行“军将皆命卿”的制度，表现为军与政的统一，其执政首领或上卿，在平时是诸侯以下全国的最高政务官，在战时就是高级的战场指挥官，构成了以国君为核心、卿将合一的军事指挥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军队的将帅基本上由“命卿”和有卿爵者担任。⁽¹³⁾换言之，军令系统的文武同途、卿将合一在当时各国是普遍实行的。例如周王室二卿士辅佐周王主持政务，遇有战事时则领兵作战，虢公、周公在葛之战中分将左、右军系其例。又如晋国的执政之卿，既是国内政务上的执政，又是中军元帅，可谓是“出将入相”。再如楚国，长时间实行二卿士执政制，二执政一为令尹，一为司马。表面上，似乎令尹多偏重于治文，司马多偏重于经武，但实际上令尹、司马皆亦文亦武，职权可以互摄，并无严格的分工。另外，像齐国的国、高“二守”，鲁国的司徒，郑国的当国与为政，宋国的左师与右师，其性质也与晋之卿将、楚之令尹与司马相同，既是政务长官，又是军事首长。

然而，也是在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各种新因素的出现，职官制度方面也呈现了权限分工逐渐明确化的趋势，并酝酿着军令系统文武分职的因素。当时人们已比较倾向于用“将军”或“将”来称呼军事主官。如晋国的“六卿”，《墨子》即称为“六将军”；《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吴问》也明确提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又《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阎没、女宽谓魏献子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杜预注云：“魏子，中军帅，故谓之将军。”可见，春秋晚期晋国的“军将”已普遍被称为“将军”了。另外在文献中还有“郑人以詹伯为将军”⁽¹⁴⁾、“十旌一将军”⁽¹⁵⁾等记载。当然从总体上看，他们基本上仍合兵政于一身，正如韦昭及王引之之注云：“十旌，万人；将军，命卿。……平时为卿，而此时为将军，故《周语》云：军将皆命卿也。”而非纯粹意义上的专职军事统帅。

但“将军”称谓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军令方面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契机的存在。所以到了春秋末年，军令上的文武分职萌芽已是依稀可见。据《论语》记载，孔子的两个学生冉有、子路同为季孙氏家宰。其中冉有长于“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像是偏于文职；而子路则长于“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似乎是偏于武职。至于将相比较明确的分职，亦当是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战国策•赵策一》追述张孟谈告赵襄子语：“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就是这种历史文化现象萌芽的证据。成书于春秋末的《孙子兵法》十三篇，亦多处提到“将”，如“将者，智、信、仁、勇、严”，“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等等，此处的“将”、“上将”等，已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专职将帅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证实了军令系统的文武分职之萌芽滋生于春秋之末，它为战国时更广泛的文武分职局面形成奠定了基础。

古代兵学文化-文武分职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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